我們為什麼如此懷念民國(上)(組圖)

2018-03-17 21:43 作者: 露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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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鄧超孫儷拍攝的民國風全家福(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8年3月17日訊】近日偶聽周璇的歌曲《月圓花好》,周璇嗓音獨特,清脆悅耳,民國和民國人的氣息撲面而來。感慨周璇短促人生,但又覺得她幸而病逝於1957年。眾所周知,即使沒有被疾病奪去生命,她也定然在已經來臨的、驚濤駭浪的政治風暴中死於非命。這樣想來,周璇如果留在香港便罷,回國以她天真單純個性,在後來時局難逃劫難,如同她的摯友趙丹之死。那是那時代文化知識界無法躲避的宿命。

我有民國情結。本是現時代女子,卻有濃厚的民國情結,不外乎來自書籍影視和家世淵源背景的影響。

週旋
週旋(網路圖片)

民國是什麼?

民國是早已逝去的、令人悵惘的過去?是軍閥混戰、兵荒馬亂、生活流離的歲月?是書生意氣風發、自由作為、亂世英雄的年代?是思想空前解放、可以個人結社辦報、新聞自由、大學獨立、教育自主的時期?是大師輩出、新舊文化交匯、人文學術思想空前繁榮的偉大年月?是國民政府領導「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經過艱苦卓絕八年抗戰,取得民族解放勝利的非凡史詩?是國共兩黨你死我活鬥爭,數以千萬生靈塗炭、自相殘殺,中華民族慘烈分裂的悲劇時代?是的,那是民國。

民國是人傑輩出的年代

民國有新文化運動開啟的自由民主科學的啟蒙,新舊思想激烈交集震盪,文化科學活潑生機,中華文明絢麗多彩,大師輩出人傑地靈。

有百折不撓推翻滿清皇朝孫中山,糞土當年萬戶侯青年毛澤東,高舉五四大旗組建中共政黨的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北伐統一中國的政治領袖蔣中正,批判傳統文化文學家周樹人,堅持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辦學蔡元培,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國學大師章太炎,新儒學先驅梁漱溟,學貫中西史學家大師陳寅格,新月詩人徐志摩,不偏不倚中流砥柱新文化開山宗師胡適之,語言文學家林語堂,錚錚鐵骨經濟學家馬寅初,教育學家清華校長梅貽琦,氣象學家浙大校長竺可楨,南開之父張伯苓,散文家翻譯家梁實秋,新史學開山鼻祖王國維,文學作家沈從文、北大學者史學家傅斯年,政論家報人張東蓀,憲政之父張君勱,地質學者丁文江,物理學家葉企孫、周培源,電機學家薩本棟等等巨匠大師在民國天空熠熠生輝。

大師們身具學問,胸懷抱負,鐵骨錚錚,氣勢磅礡。

人稱「大炮」的北大學者傅斯年可以傲然說,「教授做官全是大糞堆上插一朵花」,「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先後炮轟行政院長孔祥熙、財政部長宋子文並致其下臺。

安徽大學校長文史大師劉文典可以和來校視察的蔣介石當面拍桌互罵對方「軍閥」、「學閥」。可以公開稱:「大學不是衙門,無需向權貴獻媚」。

《大公報》張季鸞辦報紙可以「四不」原則:「不黨,不賣,不私,不盲」。

北大校長蔣夢麟可以喊出「校長治校,教授治學」。

胡適可以言:「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試問今日中國有哪一所大學的校長教授有這樣的脊樑骨?!

不止大師們有脊骨,堂堂正正,敢做敢當,就民國市井百姓也有風骨。1935年蔣介石到四川成都,劉文輝備宴「姑姑筵」餐館,蔣甚喜餐館菜餚,欲再來此就餐。平民店主黃敬臨曰:餐館規則須提前三日預訂。蔣只得遵從。如此風骨,好一個成都「姑姑筵」店主黃敬臨!

觀今日,我們沒有脊樑柱,有的只是媚骨,媚權、媚錢,為權利和金錢無底線。我們的表現常態只是察言觀色、阿諛奉承、諾諾唯唯和明哲保身。中華大地既無風骨學者大師,更無為民眾利益鼓而呼的政治家。我們的國民性格即奴才性格,和與之衍生的「強人崇拜」與「聖君情結」。官場從上至下趨炎附勢、歌功頌德、見風使舵、見義忘利。沒有獨立的人格,沒有自主的思想,更沒有批判的精神。幾千年封建極權統治的壓制和現行社會政治制度的禁錮以及道德傳統的破壞淪喪,加劇了我們國民的劣根性。

民國
高雲翔董璇夫婦拍攝的民國風全家福(網路圖片)

民國的自由與民主

民國有著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自由與民主,儘管官方新聞管制從未中斷,查封停刊不斷髮生,但南京政府治下的民國依舊有著今日社會難以企及的新聞自由和輿論空間,《申報》、《新華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大公報》、《觀察》週刊、《國民公報》、《時事新報》、《聯合晚報》、《民報》、《新聞報》等難以計數的報刊雜誌的可以抨擊時政、可以自主政見。可以標題「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國軍私有,民治淪完」、「黨禍」、「嗚呼領袖慾之罪惡」、「蔣介石之人生觀」等等抨擊政府、政黨、領袖之文章。

這是因為民國有著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到「天壇憲法」的以立法形式確立對政府權利的限制,建立獨立、公開的司法審批原則。至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則更明定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保障,確定五權分立政體和地方自治制度。

所以我們感慨何以民國會有如此之多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學者知識份子?那是民國所處革故鼎新的時代裡,開放和自由是民國整個社會的環境氛圍。這是大師養成的必要的社會條件。錢學森晚年對前來探望的中共總理溫家寶感慨,「為什麼1949年之後中國培養不出世界級的大師?」答案其實很簡單,1949年之後的中國體制不可能培養出「具有獨立人格和批判思想、成就非凡、影響社會的學者大師」。即便個別領域出色的領軍者也不過是專家,不是大師。

民國禮遇人才

民國是知識份子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建立之初即禮遇人才。即使是戰亂紛擾的北洋時代,知識份子收入也相當可觀。大學教師薪酬分4等12級,從600元至100元。毛澤東擔任北大圖書館管理員月薪8元已經足夠養活自己。知識份子在經濟上無後顧之憂,學術研究就是第二生命,教育科研學術自然會有質的飛躍。1927年成立的南京政府比北洋政府更重視教育,1928年即頒布大、中、小學教育法規,從法律上保障各級教育制度包括教職工薪酬的有序執行。中學教師薪水160至70元,小學教師40至20元。同時期民國縣長薪水是20元。這裡補充說明,周樹人在北京購買阜成門小四合院時花費800元,連同修繕費用不超過1000元。可知民國教師薪水之優渥吧。

1928年國民政府成立以蔡元培擔任首任院長的「中央研究院」,下設「歷史語言研究所」和「社會科學研究所」,集中了陳寅恪、趙元任、羅常培、李濟等學者,對中國歷史、語言等方面的研究做出卓越貢獻,是政府的遠見之舉。1927年至1937年抗戰前10年可謂是民國知識份子學術研究的「黃金時代」。

民國重視教育

1937年之後中國進入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從中央到地方,財政經濟極度緊張,但對教育依舊傾力重視。1938年陳立夫任教育部長,主持了大規模的大學內遷。戰前108所高校內遷了94所。當時輿論認為抗戰時期財政應當完全投入抗日戰場之需,但國民政府在1939年3月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上依舊提出:「戰時教育需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丟卻基本」觀點,制定《戰時各級教育方針綱要》,規範戰時混亂的教育秩序。

重視教育不是口頭宣傳,而是實實在在的舉措。比如戰時大專院校學生享有暫緩服兵役權利。大片國土淪陷,政府稅收喪失,嚴重財政赤字,國民政府仍然給予教育財政支持:1938年教育部頒發《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1940年再頒《國立中學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用貸金制度支持遷移到大後方的大中學生繼續求學。貸金制度為中國抗戰後方12萬以上學生的學費和生活費提供保障,事實上這些貸金後來都未償還。1946年民國政府頒布《教育憲法》規定「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市、縣不得少於其總預算35%」。同時把貸金製改為公費制,6-12歲兒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貧困者,由政府供應書籍。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者,一律受補習教育,免納學費,書籍亦由政府供給。至此國民政府已經為教育徹底兜底。

民國辦學自由

民國政府不干涉大學辦學,大學實行的是「教育獨立,自主辦學」制度,「校長治校,教授治學」(如北大)和「教授治校」(如清華)成為民國普遍的大學管理模式。這種制式下的各所大學發展迅速,清華、北大,南京中央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北京協和、中山大學、交大、聖約翰、浙大、燕京、金陵、北洋、東吳、廈大等大學都發展成為當時名校。1937年教員才200人的北大、清華、燕京和規模較大的南京大學,大學排名已經躍居世界百強大學之列。至抗戰時期「西南聯大」,民國的大學教育已發展至中國大學教育史上的頂峰。

在「教育獨立,自主辦學」制度下,大學「校長」不是官職,不對政府負責,只對學生負責,是學術研究的組織者。把學生培養成什麼樣的人是校長實施教育理念的職責。北大的蔡元培、蔣夢麟,清華的梅貽琦,南開的張柏苓,四川大學的任鴻雋,浙大的竺可楨,青島大學的楊振聲等校長用培養「通才教育」的教育理念奠定民國大學教育的基礎,實現了「大學獨立,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學生自治,通才教育,文體並重」核心理念。高校擁有最大限度的辦學自主權,為人才培養和人才脫穎而出創造了最大限度的寬鬆環境。在這樣的條件下,民國怎麼不出現中國教育的顛峰高校「西南聯大」?!教育機構裡又怎麼不出現如此多「燦若星辰」的巨匠大師?!

民國報刊獨立

民國科學文化事業的繁榮,還表現在「文人辦報」和「文人論政」。從清末康有為、嚴復、王韜、梁啟超、汪康年起,學者文人就通過辦報宣傳思想、傳遞信息,啟迪民智、助弱扶貧,擔當起改造國民落後性的使命。到五四之後胡適、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成舍我、王芸生、陳銘德、儲安平、徐鑄成等學者報人通過「獨立言論」、「筆墨文章」達到「監督政府」、「引導國民」目的。當時知識界的共識是:報刊乃天下公器,不以言論作交易。代表性的政論報刊《大公報》、《獨立評論》、《觀察》都凸顯了當時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和政論報刊的社會擔當。

1926年張季鸞復刊《大公報》,宣布「四不」原則,其中「不賣」即是經濟獨立,不接受任何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其復刊資本僅有五萬元,張季鸞和同仁們原本打算賠光本錢即關閉,不料,《大公報》因讀者喜愛而經營狀況甚佳,一直出刊至1949年。

《獨立評論》是由胡適為主的12名學者成員捐款創辦,即每月抽出固定收入百分之五作為辦刊費用,後來刊物發行良好,成員捐款減至2.5%,一年多後,已不需要成員捐款。胡適在創刊號上發表《憲政問題》:「我們不相信‘憲政能救中國’,但我們深信憲政是引中國政治上軌道的一個較好的方法」。「因為只有站在法律立場上來謀求民權之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之路。」

1946年儲安平創辦《觀察》,以征股形式向學者籌儲資金,堅拒任何政治獻金。檢索股東名單,都是學者文人勻出生活費辟一處自己說話的地方。彼時物價飛漲,學者生活也無保障,但還是需要有說話的空間,《觀察》籍此創辦。《觀察》辦刊宗旨:「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充滿了立憲精神,飽含知識份子對國家對社會的熱愛之情。

文人辦報,撰稿人多是社會精英。「借報立言」,宣傳主張,針砭時弊,實現「干政而不執政」,以輿論推動變革,表現了民國知識份子儒家傳統文化「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明道救世」情懷。這和今天被完全控制、只能看上面眼色採播新聞的、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中國媒體真是恍如隔世、令人感嘆!而民國報人辦報堅拒政府「政治資金」更是怎樣道德堅守和輕財重義,即使今天海外華人個體辦報大多數都無法抗拒的中國政府以中僑辦名義資金贊助,我們怎能不景仰民國知識份子的「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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