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許多民眾懷念西南聯大?(圖)


西南聯合大學校門。
西南聯合大學校門。(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潘際鑾收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是在1944年,那年他16週歲。這位老人是科學院院士,被稱為中國焊接第一人。作為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的現任會長,潘際鑾在許多場合回憶起西南聯大。

他還記得母校的樣子。泥土板筑成的圍牆裡,是120畝的校園,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所設計。

校門並不大,黑底白字的匾額懸在大門上方,進門就是一條稍寬的土路。教室的屋頂是鐵皮的,宿舍的屋頂是草搭的,夏天漏雨,冬天灌風。

戰爭年代,一間宿舍裡,挨挨擠擠地擺著20張雙層床,住滿40個學生,沒有多餘的地方擺書桌。宿舍裡沒有燈,天一擦黑,就沒法看書了。

「那時候,我們這些學生總愛唱三首歌。」潘際鑾輕聲哼唱起《松花江上》的第一句,「每個人都在想,總有一天要打回去。」

第二首是《畢業歌》,田漢作詞,聶耳作曲。歌詞的第一句就是:「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第三首,就是西南聯大的校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進行曲》。潘際鑾慢慢陷入回憶,低聲念著校歌最後幾句:「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念著念著,他又微笑起來,眼睛裡像是閃著光,「那是羅庸和馮友蘭寫的歌詞,非常悲壯。歌詞裡的這些願望,最後都實現了。」

百年陳酒

昆明,這座西南邊陲安靜的山城中,猛然迎來了一大群「有大學問」的人。這些人是當時最具名望的大學者,其中許多位,「蔣介石見了都要禮讓三分」。

那時候,大學校長也沒有什麼行政級別,學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梅貽琦就不是什麼『官』,但沒有人不尊重他。」潘際鑾說。

學者為昆明的市民演講,「聞一多講詩,劉文典講《紅樓夢》,吳晗講形勢」,直講得「台上失聲痛哭,台下群情激奮」。

「九葉」詩派中唯一的女性詩人鄭敏,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系。在她的眼中,西南聯大的老師,都像是「幾百年的陳酒」。

當時,哲學系沒有月考和期中考試,只需要寫期末論文。課程都是「啟髮式」的,沒有課本,但老師「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書」。

「我接觸的老師,什麼時候見到他,你都覺得他是在思考問題。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連在一起,並不只是上課時是一副教書的樣子,而是什麼時候都是這個樣子。」鄭敏回憶說。

西南聯大哲學系的老師們都是帶著自己「一生研究的問題」站在講台上講課的。鄭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講的是康德。這位教授站在台上,一邊抽著菸斗,一邊把自己對康德理論思考的過程拋給學生。包括他正在懷疑的、不確定的,都講出來,讓學生跟著他一起思考,而非僅僅提供一個標準答案或考試提綱。

「這種求索的傳統和質疑的智慧,現在的大學已經丟失了。」張曼菱在《西南聯大行思錄》中寫道。

她去南開大學採訪陳省身。一座袖珍的小樓裡,這位數學大師就坐在其中一間更加袖珍的書房中。陳省身的輪椅進了屋子,其他人就轉不開身了,攝製組的機器甚至無法進入房間。

張曼菱覺得書房太小,但陳省身說「夠用了」。1938年,他在西南聯大講授微分幾何,戰時動盪的環境和逼仄的住所,讓他養成了在任何時候都保持思考的習慣。

「他的書桌上放著一張紙,上面寫著他最近正在研究的數學問題。他沒事兒就會看看,這就是他的生活。」張曼菱說。

教授大名鼎鼎 師生關係融洽

在昆明期間,陳省身與華羅庚、王信中同住一間屋子。三位教授當時都是大名鼎鼎,早上沒起床時,就躺在各自的床上,互相開開玩笑,聊聊天,就像如今「同宿舍的男生」一樣。

當大半個中國淪陷時,許多才華橫溢的學者聚集在西南聯大教書育人。很多原本帶碩士甚至博士的教授,限於時局,都教起了本科生。

著名外交家、書法家葉公超早年赴美留學。他在西南聯大擔任外國文學系主任的時候,學生第一次見他,都有些驚訝。這位留過洋的教授一點也不洋氣,反而穿著一件最尋常的長袍大褂,垂著袖子,雙手背在身後,捏著個本子,「搖頭晃腦」地進了教室。學生一看,都問:「這就是葉公超啊?」

他手裡拿著的,是個英文劇本。從第一排開始,他讓學生挨個兒站起來,讀一句台詞。某個同學讀完了,葉公超就隨手一指,「你坐在這裡」,「你坐到那邊去」。

全班人被他打亂座位,漸漸分成了幾撥兒。學生看著他,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讀完了,葉公超這才一個一個地指出來,「你們是江蘇人」,「你們是河北人」,「你是天津人」。除了一個來自蒙古的學生,其他所有帶著口音的英語,他都聽出來了。

學生一下子都服了。

往後的課上,他一個一個地糾正學生的發音問題。期末考試,他依舊是把學生一個個叫進辦公室,讓他們讀一段英文。

同樣是英文系的教授,翻譯家吳宓在英文發音上就不強求標準。但吳宓另有讓學生震懾之處。他講的是英國文學史,課堂上講起什麼詩詞,從不看書,每一首都能當場背出來。他翻譯不同時代的英文時,會用同一時代與之對應的中文來譯:古英語的詩文,他就用文言文翻譯;現代的英文,他就用白話文翻譯。

「怎麼能拿一種古代語言的文字,跟另一種現代語言的文字對照翻譯呢?」他反問學生。

即使在戰亂中,吳宓依然保持著「風雅興頭」。他在昆明時,成立了一個「石社」,想入社的成員,要寫文章將自己比喻為《紅樓夢》中的一個人物。這位文史學家自比為紫鵑,取意「杜鵑啼血,忠於理想」。

不曾料到,入社的女社員都自比為「迎春」,男社員都自比為「薛蟠」。據張曼菱推測,戰亂年代,大學生的個性正「走向民間,變得粗獷」。對吳老師的這種「純美與唯美」,學生們都忍不住調侃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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