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三大特點(圖)


蔣介石反共之名播於天下。
蔣介石反共之名播於天下。(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蔣介石的一生有許多傳奇,但最令人牢記的,可能會有三大特點:一,一生堅決反共;二,一生捍衛中國文化和領土主權;三,一生對教育事業重視。

蔣介石反共之名播於天下,但他早年未親身接觸共產主義以前,曾一度是個為俄共辯護的「粉絲」。作為滿腔熱血的革命志士,聽聞俄共「革命」成功,推翻沙皇,很受鼓舞,也非常期待能身臨其境。勤作日記的蔣在1919年1月1日寫道:「近年擬學習俄語,預備赴俄考察一番,將來做些事業」,他為俄共辯護稱:「如果有人攻擊俄國革命,必與之力爭;如有人攻擊共產黨,必竭力為之辯護。」

1921年7月13日,蔣寫信給大元帥府秘書長楊庶,提出想去蘇聯考察:「為今之計,舍允我赴歐外,則弟以為無一事是我中正所能辦者……如不允我赴俄,則弟只有消極獨善,以求自全。」

孫中山等人商議後,決定以蔣為全權代表,組成「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蘇。

1923年,蔣中正以孫中山全權代表名義,對蘇聯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進行了歷時約3個月的全面考察。這次俄國之旅讓他對共產主義的態度發生了徹底的轉變。蔣中正在行程歸國後,對蘇聯做出了較為全面細緻的分析,他認為蘇聯這個國家在政治上獨裁,在文化上不尊重傳統並與中國傳統文化格格不入,行使霸權主義,並預見蘇聯是對中國的威脅,而且預言蘇聯「赤色帝國主義」終將敗亡。這些對蘇聯的分析和觀點後來都應驗了,可見蔣的認識之深刻。《蘇俄在中國》一書系統的闡述了他對蘇共和共產陣營的看法。蔣的部分言論摘錄如下:

「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

「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他在給廖仲愷的長信中,更是一針見血的指出:「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他在信中提到當時馬列教徒的種種行為,生於當今的我們也並不陌生——「如中國共產黨員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為一俄奴矣。」

他在後來的日記裡,對共產黨的認識更加深刻:「毀滅本國倫理與歷史」,「手段最毒,情義與道德掃地無餘」,唯物論「使人類均將降入禽獸之域」。

蔣介石上面這些話,歷史證明是正確的。蘇聯為數可觀的金錢和槍炮,亦即糖衣炮彈,沒有轟倒這個非共產黨人。虐待和迫害,居然也沒有拿下他的兒子蔣經國。

1927年12月,因蘇俄駐廣州副領事哈西斯在幕後指揮中共在廣州暴動,國民革命軍衝進領事館,將其捕殺。南京國民政府隨即宣布斷絕與蘇聯的關係。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向斯大林提出,要求共產國際繼續向中國派出其代表。1929年2月,共產國際東方部在上海成立遠東局,藉此支援中共,同時,負責聯絡東方各國共產黨。遠東局下設政治部與聯絡部。聯絡部主任為阿布拉莫夫,其手下工作人員有牛蘭夫婦等。牛蘭,原名雅科・然德尼科,又名保羅・魯埃格,原籍波蘭,曾在共產國際南洋局工作,1930年3月奉調來華,在阿布拉莫夫手下當聯絡員,負責管理秘密電臺、交通及經費等事項,同時兼任紅色工會國際分支機構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處秘書。1931年6月15日,牛蘭夫婦在上海四川路235號寓所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9日,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審。14日,由上海警備司令部移解南京。

為營救牛蘭夫婦,中共保衛部門和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情報局上海站迅速共同制定了計畫,由潘漢年和該站工作人員哈爾德・左爾格共同負責。宋慶齡於1931年7月因母喪自德國回國,8月13日到達上海。沒過幾天,即接到幾個德國親共人物來電,要求她設法營救牛蘭夫婦。蔡特金在電報中說:「因為您是偉大的孫逸仙理想的真實的承繼者,我希望你會熱心地救援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局的工作人員。」蔣介石日記表明,宋慶齡曾於當年12月到南京,面見蔣介石,提出以遣返留俄的蔣經國作為釋放牛蘭夫婦的交換條件。

蔣介石曾擔心拒絕宋慶齡的建議,會導致蘇方加害於蔣經國,不過為了國家利益,他還是堅決的拒絕了。但在蔣介石日記中有云:「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國危。若不奮勉,何以對先人?何以見後嗣,勉之!」足以見他盼望子歸的心情。同年12月,蘇共通知蔣介石,蔣經國「不願」回國,蔣介石一面感嘆「俄寇之詐偽未已」,一面則自覺「泰然自若」。直至1937年3月,斯大林急需中國拖住日本,蘇聯緩解了於中共政府的關係,蔣經國才攜妻兒返國。

1932年7月1日,南京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審訊牛蘭。7月2日,牛蘭以絕食相抗。宋慶齡在此期間為牛蘭夫婦頻繁活動。次年1月12日,因屢次堅持絕食的牛蘭夫婦已瀕臨死亡邊緣。宋慶齡再次致電汪精衛等:「君等若始終不欲牛蘭夫婦復食,不應允渠等之要求,則全世界革命輿論、自由主義輿論者皆將指牛蘭夫婦之死為國民黨所預謀殺害,皆將指此種謀殺僅與希特勒之野蠻殘酷差可比擬。」電發,沒有任何反應。直到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軍佔領南京,牛蘭夫婦才得以趁亂逃脫。可見,蔣介石始終沒有同意莫斯科方面通過宋慶齡提出的以蔣經國作為交換的條件。

蔣介石一生對教育事業重視,有許多事例。比如馬一浮是民國新儒家三大代表之一,曾自費到今南洋群島考察,對閩人辦的「道南學堂」頗為讚賞。此後,他在與弟子壽景偉、劉百閔等的通信中,流露出想找一處山水勝處,創辦一所古典式書院的想法。後弟子們將馬的這一願望輾轉傳達到國民黨最高當局。蔣介石決定在四川樂山縣的烏尤山上開辦書院。赴川前,馬一浮提出,書院必須是完全屬於社會性的純粹學術機構,講學不受政府干涉:一、書院不列入現行教育系統;二、除春秋祭奠先師外,不舉行任何儀式;三、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在辦學經費上,馬一浮當初的設想是希望政府和社會各界捐贈,為書院修建房舍,購置田產,使書院能經濟獨立,自給自足,但國民政府只同意撥給一筆3萬元的開辦經費,以後按月給付經費3000元。如此一來,書院「與普通私立學校請官款補助無異」,會受制於政府。但蔣介石、陳立夫「始終以賓禮相待」。

1936年,蔣介石約見著名地理學家和氣象學家竺可楨,希望他能出任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也提出了三個條件——「財政須源源接濟;用人校長有全權,不受政黨之干涉;而時間以半年為限」。這三條都得到了蔣介石的允諾,於是竺可楨走馬上任。前二條國民政府基本兌現,但他卻一幹就是十三年,以「求是」為校訓,明確提出中國的大學,必須培養「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專門人才」的主張。到1949年竺可楨離任時,浙江大學已建成「東方的劍橋」。

與前面兩位相比,史學大家陳寅恪的名氣似乎更大。他被稱為500年才出一個的教授,蔣介石稱他為國寶。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陳任教於廣州中山大學。與馬一浮和竺可楨一樣,他也曾跟官方開列過條件,不過不是三個,而是兩個。1953年10月中國科學院準備設立三個歷史研究所,其中第二研究所為中古研究所。當局決定邀請陳寅恪北上做該所所長。但陳在《對科學院的答覆》裡提出了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是「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結果可想而知。於是,陳寅恪未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

馬一浮、竺可楨和陳寅恪都是各自學科的權威大家,當局都看好他們的才和名,他們也都向官方拋來的橄欖枝開出過條件。這些條件的具體內容儘管有別,但本質都是要當局保證自己的學術自由,而結果卻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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