嫻熟玩弄一種東西 讓人錯誤評估周恩來(圖)

揭開周恩來之謎(下)

2019-01-27 12:12 作者: 吳洪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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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批判周恩來這樣的偽「道德楷模」,難以激發中國人的道德勇氣。
不批判周恩來這樣的偽「道德楷模」,難以激發中國人的道德勇氣。(Three Lions/Getty Images)

接續〈半年打倒劉少奇 文革為何卻持續了十年?〉一文

周恩來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突然藉故批判陳伯達,並株連林彪,向與會者傳遞了毛對林彪不滿的信息。會議結束後,周恩來並沒有馬上返京處理事務,而是留了九十九名黨政軍高級幹部下來,聽他講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報告。會上周不談當前形勢,卻回顧歷史,披露了當年派陳毅去奪毛澤東軍權的事實。這段歷史與會者毫無所知,他們一直以為周是毛的親密戰友,現在聽到周抖出這段往事來,極為震驚。當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說毛澤東思想用詞雖然通俗易懂,但學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後就交待了自己曾犯過的嚴重錯誤,最後總結自己犯錯誤的根源,是由於年紀輕輕就當了大官,官癮重,怕違背莫斯科指示丟官,就盲目執行莫斯科路線。周恩來稱這是他一生中最嚴重的教訓。

周恩來在這次講話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條信息:他在黨內的地位曾高於毛澤東;他和毛澤東之間有過嚴重的過節。

當時令聽眾吃驚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癮」之類的詞,此類詞在中共建國後通常只被使用在舊社會的官僚頭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敵人頭上,共產黨稱自己的官為幹部。這種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時《光明日報》發表一篇文章標題是《不可按長官意志支配經濟》,引起舉國轟動。轟動的不是文章的內容,而是標題中的「官」字,百姓說這下不得了,共產黨幹部也被稱為官了。因此這篇談尊重經濟規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國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後,老百姓用官來形容共產黨,已成流行詞彙,不覺有什麼特別了。可以想見,周恩來七零年在講用會上使用這一詞作自我批判,聽眾會吃驚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來是周恩來嚴於自責,但在座者都是中央委員,都是官場上混出來的,頭腦豈有如此簡單?且周恩來挑選留下的聽眾都是實力人物,充充門面的工農兵委員,他是不會邀請他們來聽此報告的。

好幾年之後,一位在場的聽眾、某軍區頭頭回憶此事時說:

「我當時非常震驚:一是第一次知道這段歷史的震驚,二是感到有點不對勁,好像毛主席和周恩來也不那麼友好。但當時不敢多想,這種事想多了,萬一不慎說出口來,會給自己惹大麻煩。後來到了批林批孔想把火引到周總理身上去,我對廬山會上的報告就恍然大悟,看來總理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這才是周恩來所謂嚴厲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會上再三反覆強調毛的話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實際上是暗示聽眾對這次廬山會議要往深處多想想。周明白毛在軍中不滿和對抗的壓力之下,不得不犧牲林彪,這樣他與毛之間,將處於直接衝突了。他要讓中共高級幹部事先有個心理準備,當毛想清除他時,他們將支持誰,周恩來特別強調自己當年怕丟官就盲目服從最高指示,這實際上暗示在場的官僚,你們不要因怕丟官就盲目服從最高指示,一旦鑄成大錯,終生後悔。

周恩來另一不尋常舉動是,作完報告之後,送了一份抄件交廬山檔案館保存,並且只是作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實際上就是允許他的講話流傳。

類似的高姿態,表現在周恩來身上己有好多次。在遵義會議上他同樣也是以自我批評的方式達到了目的。當博古和毛澤東、王稼祥、彭德懷等爭執不下,博古堅決不肯認錯讓步時,周恩來站起來發言了,他說軍事失利,作為軍事部長的他應該承擔主要責任,因此請求黨中央解除他軍事部長的職務。周恩來這一高姿態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讚揚,博古被迫讓步交權,博古交權就完蛋,周恩來依然穩坐中央核心。

以道德面貌、謙謙君子的形象遮蓋自己的真正目的,是周恩來的拿手好戲。當不損害他的根本利益時,他能表現出「道德」,可是一旦利益攸關時,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是如此嫻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著時,幾乎沒人能辨別出來。周恩來「人情味」的表現同樣如此。試舉一例:

西安事變中,周向蔣介石表達了中共的幾點主張,周講完之後並非如同外界所說的,拿出協議書夥同張學良威逼蔣簽字,而是話鋒一轉,聊起了家常,話題自然轉到孩子身上,蔣介石說己和經國斷了音訊很久,很想他。周恩來裝作不知情的樣子,說這件事我們可以通過蘇聯關係,一定替蔣校長找到並送回令公子。

談判關鍵時刻聊起了家常,無意中談到了孩子,難道是偶然的巧含?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策劃的結果,即使蔣介石也未必能當下識破他的用心,否則就不會接他的話題了。協議就是在這種表面上充滿人情味,實際上暗含威脅的氣氛下簽的。

這就是周恩來!

他即使處在優勢地位,給你下藥時也一定裹著糖。

周恩來還有個形象是鐵面無私。中共最愛宣傳周恩來清正廉潔,從不徇私情。我們不會否認這一點。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現在錢財和幫助親友上,不等於他就沒私心。他的私心表現在權欲上,表現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作為總理,褻瀆了總理的職責,其禍害甚至比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貪財就是好官就值得讚揚,那麼「四人幫」中的張春橋,其清正廉潔的程度絲毫不亞於周恩來,中共為何把他投入獄中?顯然中共在這方面是雙重標準,首先取決於你是誰的人,其次才是品質問題。

周恩來有時還以鐵面無私來掩蓋他的冷酷無情沒有人性。如本文開頭提到的孫維世一案,周恩來的理由肯定是:「既然黨組織掌握了材料,認為她和蘇聯勾結,我作為一個黨員必須服從組織的決定,不能因為她是我的繼女就袒護她。」實際上呢,他心裡很清楚,毛澤東、江青想通過孫維世打開缺口,搞到他與蘇聯仍有勾結的材料。周恩來為了顯示自己心中無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孫維世。

同類的表演,周做過無數次。長征剛開始時,紅軍把印刷機都拆下來帶走,可是偏偏要拋下早已失去權勢,又重病纏身的瞿秋白,這分明是置他於死地。

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來,他是以黨中央決定的名義通知他的。犧牲瞿秋白,對周恩來而言,就是少了一個能證明他領導革命多次失誤的重要證人(瞿秋白在國民黨牢獄中寫《多餘的話》,未傷及周恩來及任何共產黨人半句)。被拋離長征隊伍的還有周恩來的密友陳毅。陳毅得罪了博古和蘇聯顧問李德,周恩來同樣沒替老友說一句話。還有,為了不暴露長征行蹤,出發前,他們殺了上萬名被懷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這就是聞名中外的萬人坑事件。周是當時主要領導人之一。在利害攸關時,周這個人就毫無道義。拋棄犧牲朋友,是周的一貫表現。正因他骨幹裡是個極自私而又懦弱貪權的人,文革開始,他拋棄劉少奇、賀龍等行為就不足為奇了。當然,他也有過許許多多所謂頂著壓力,保護受害者的故事,其中沒有一個會因此動搖他的權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與毛較量中,又多了一個籌碼。

結論

近半個世紀,中共通過對輿論的徹底壟斷,拚命為自己吹噓,美化自己的道德形象,似乎只有共產黨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事到如今,他們手中只剩下周恩來這一條「光輝形象」了。然而這個「光輝形象」是那樣蒼白,那樣經不起歷史的檢驗。以這樣的形象作為全民的道德資源,中國的道德水準怎能提高呢?

不充分揭露毛澤東的罪惡,中國的人性就不能真正覺醒;同樣地,不批判周恩來這樣的偽「道德楷模」,就難以激發中國人的道德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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