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的詩酒情調與個性(圖)

2019-11-04 12:00 作者: 李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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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賢上圖(左到右):榮啟期、阮咸、劉伶、向秀,下圖(左到右):嵇康、阮籍、山濤、王戎
竹林七賢---上圖(左到右):榮啟期、阮咸、劉伶、向秀,下圖(左到右):嵇康、阮籍、山濤、王戎(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古代文人嗜酒,是不爭的事實。與酒結緣一生,儘管有悲喜愁苦諸味雜陳,卻從飲酒中體味生活的樂趣,追尋文化的品味。這種文人的酒文化現象,與當時的社會現狀、人文環境,以及個人際遇是分不開的。用通俗的話來說,玩情調,彰顯個性。

陳遵投轄及劉伶隨行隨飲

中國有個成語叫「陳遵投轄」。西漢嘉威侯陳遵,性嗜酒,善書。史載,漢平帝時,陳遵「以列侯居長安,賓客滿門,酒肉相屬」。熱情好客,酒肉管夠。他立有「規矩」:賓客滿堂,立即緊閉大門,命人把客人來車的車轄投入井中,讓客人無法離去。

轄,一種小物件,用來插車的軎孔,固定車軸,阻止車輪外脫。去其轄,車不能行。後人用「陳遵投轄」褒譽盛情留客。

還有一位孔融,少好學,博覽群書。漢魏時,曾舉為北海相。明代曹臣《舌華錄》載,當孔融失勢在家,居然賓客日滿其門,他不禁感嘆:「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一個位高列侯,一個失勢居家,境遇迥異,他們的訴願相同:客常滿,尊不空。

倘若說,聚眾群酗,追求的是氛圍熱鬧,酣興意暢;那麼,三幾知己酣飲,追求的是襟懷相契,放任忘形。魏晉時期「竹林七賢」,即阮籍、嵇康、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七人,相與友善,經常一起在竹林下宴飲。

阮籍嗜酒能嘯,善彈琴,能著文。史載,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爭,遂酣飲為常」。世家子弟王恭曾問王忱,阮籍嗜酒比漢代司馬相如怎麼樣?王忱答道:「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直指阮籍胸中鬱結不平。而且,嗜酒成為其安身保命的方式。當時,司馬氏的心腹鐘會,權傾一時,數次以時事試探阮籍,欲治其罪,阮籍幸而以酣醉避禍。

劉伶亦嗜酒,著有《酒德頌》,稱飲酒「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然而醒」,而且,「不覺寒暑之切膚,利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以飲酒為德,也就是宣示飲酒的一種情調。於是,劉伶乾脆攜一壺酒,坐上鹿車,隨行隨飲。還叫人扛上鐵鍬跟著,說「死便掘地以埋」。

酒與詩文,二者密不可分

唐代「竹溪六逸」,指開元末年,李白與孔巢父、韓准、裴政、張叔明、陶沔六人,結隱在泰安府(今山東泰安)徂徠山下的竹溪,天天聚而縱酒酣歌,以酒會友,以文會友。

唐代詩人杜甫有《飲中八仙歌》詩,描寫賀知章、李琎、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八人嗜酒,以及各自的醉態,勾劃他們豪放不拘的性情。詩句「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正是展示李白從徂徠山下走出來的本色。不過,賀知章等八人並無一起聚集宴飲,只是先後在長安呆過而已。

看來,吟詩覓句,成為飲酒玩情調的一種文字遊戲,或直抒胸臆,或寄託訴求。明代何良俊《四友齋叢說》錄有一段逸事:明代蘇州有位老儒朱存理,博學工文,頗攻詩。其在吳中舊族王氏家中教書時,一天,朱老夫子與主人晚酌之後,獨在庭中,適見月上,靈感一動,吟得詩句:「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吟畢,喜極而狂,拍門大叫,連呼主人起來。

主人聽罷詩句,亦擊節讚賞,當即令人取酒,兩人重又對酌,直至興盡而罷。次日,又遍請吳中善詩者來欣賞佳句,一連數日擺酒戲樂,成為一時盛事。

在文人飲酒過程中,連酒具也成為玩情調的一種方式。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載,魏正始年間,每遇三伏之際,鄭懿常帶著賓客、幕僚在歷城(今山東濟南)使君林避暑。他們連莖摘取大蓮葉,以簪刺葉,令與莖柄相通。在蓮葉上盛酒三升,「屈莖上輪菌如像鼻,傳吸之,名為碧筩杯」。據稱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統等四十一人,在山陰蘭亭(今浙江紹興縣西南蘭渚山上),按民俗,修祓禊之禮。他們宴集於環曲的水渠旁,置酒杯於流水之上,酒杯停留在某人面前,當即取飲,名為「流觴曲水」。席間每人賦詩一首,合為一集,請王羲之為詩集作序。序中王羲之寫道:「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流觴曲水,一觴一詠,難道不是在玩情調嗎?

鬼飲了飲囚飲鱉飲鶴飲

元代貢奎《雲林遺事》載,元代楊維禎善詩文,工書法,因文風格奇詭,被譏為「文妖」。晚年居松江,耽好聲色,縱恣詩酒。一天,與倪瓚會飲於友人家,楊維禎竟把陪侍妓女的鞋脫下來,置酒杯於鞋中,讓座上客人傳飲,名曰「鞋杯」。畫家倪瓚素有潔癖,一見「鞋杯」,不覺大怒,「翻案而起,連呼齷齪而去」。

文人飲酒玩情調,一味追求新奇,有的乾脆自釀自飲。比如,宋代黃庭堅、陸游先後賦詩稱讚自釀的「醇碧酒」。尤其是蘇東坡,在北宋紹聖元年(1094)被貶惠州時,其《桂酒頌》詩的敘曰:「有隱居者,以桂酒方教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世間物也。」另一首詩《新釀桂酒》中,描述自釀的詩句:「搗香篩辣入瓶盆,盎盎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瓮,招呼明月到芳樽」。喝上自釀的桂酒,悠然自得的情調躍然紙上。

宋代張舜民《畫墁錄》載有五種飲酒方式:「蘇舜欽、石延年輩有名曰:鬼飲、了飲、囚飲、鱉飲、鶴飲。」宋代蘇舜欽、石延年均好酒能詩,有狂名。所謂鬼飲者,不燃燭火,摸黑而飲;了飲者,每飲一次必輓歌哭泣;囚飲者,圍坐一處,僅露頭而飲;鱉飲者,以毛席自裹其身,露出頭來,飲完又縮回去;鶴飲者,飲一杯後上樹,再下樹而飲。

北宋沈括《夢溪筆談》亦錄有「五飲」,略有不同。石延年「每與客痛飲,露發跣足著械而坐」。他不僅露發光腳,還要自戴器械,謂之囚飲。坐在樹梢飲酒,謂之巢飲。用乾草束裹其身,露出頭來飲酒,謂之鱉飲。其餘依前無異。

據明代曹臣《舌華錄》載,東漢皇甫嵩,少好《詩》、《書》。其認為「凡醉各有所宜」。「醉花」適宜白天,薰染其明艷;「醉雪」適宜黑夜,明晰其思緒;「醉得意」適宜歌唱,顯示其應和;「醉將離」適宜擊缽,以壯其行色;「醉文人」適宜謹慎禮節,害怕其輕侮;「醉俊人」即才智特出的人醉酒,適宜增加杯盆等盛具,添加旗幟,以助其威勢;「醉樓」適宜暑天,憑依其清涼;「醉水」適宜秋天,浮現其爽朗。「此皆審其宜,考其景,反此則失飲之人矣」。上述八醉八宜,幾近醉酒玩情調的「大全」。

此外,南朝宋的劉義慶《世說新語》錄有王恭的一句大實話:「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這也算是一種情調。當然,到了爛醉如泥,嘔吐滿地的時候,也就無個性可言,亦玩不出情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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