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家屬母子的百年血淚(中)(圖)

2021-02-27 05:30 作者: 郭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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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年代中國死於肺結核病的人非常多,母親因為有這個病史,不敢去石棉車間紡石棉,都是把石棉纖維領回家在家裡紡。
那個年代中國死於肺結核病的人非常多,母親因為有這個病史,不敢去石棉車間紡石棉,都是把石棉纖維領回家在家裡紡。(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接上文:右派家屬母子的百年血淚(上)

母親一生得過三次肺結核病,第一次是十幾歲的時候,第二次是日本侵華時期。那個年代中國死於肺結核病的人非常多。但是母親都挺過來了。因為有這個病史,她不敢去石棉車間紡石棉,都是把石棉纖維領回家在家裡紡。這樣污染就小多了,但是她還是得了石棉肺,雖然不是很嚴重。這就是第二種生產方式。上世紀60年代末,她第三次得了肺結核病。最終,1990年,三次肺結核和石棉肺要了她的命。這在那個時代已經是十分幸運的了。

雖然在家裡紡石棉,但是幸好我的三個姐姐和我都沒有得石棉肺。其實大姐還去車間裡放過石棉,母親只在家裡紡,但是大姐沒有得石棉肺,母親得了,可能是因為她本身就有肺結核病。多年後大姐這樣分析。

1963年,大姐初中畢業參加了工作,是在潮白河林場當林業工人。

初中畢業學校動員去林場工作,綠化祖國的大好山河,美化北京郊區的環境,多麼美好的說辭,其實大姐到了林場後發現自己的同事幾乎都是成分不好的,成分好的也有幾個,但是也有毛病,比如父母離異,後媽。只有這樣的孩子才會被分配到林場。那時候城鄉是嚴格的二元化管理。農村人是農民戶口,初中畢業就回到村裡當人民公社社員,幹農活。城裡的孩子初中畢業都分配工作,只是根據家裡成分的不同,父母勢力的大小安排好和不好的工作。

1959至1962年中國發生了大飢荒,餓死了幾千萬人。工業和城市也萎縮了,因為脆弱的農業無力支撐。1963年工廠不招收工人,大量的中學畢業生就將成為失業人口。北京市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即中央政府所在地,總要比外地好一些,市政府就撥款成立了8大林場,4大苗圃。6個林場在山區,兩個是在平原上,一個是永定河林場,一個是潮白河林場。每個林場下設分場,分場下面是造林點。潮白河林場只是其中的一個。大姐的具體工作地點是潮白河林場王家場分場李遂造林點兒。林場總部設在順義縣城東北1里多地的地方。一般沒機會去場部。

攝影師費利斯·比特於1860年拍攝的通州燃燈塔,被認為是在通州拍攝的第一張照片。
1860年拍攝的通州燃燈塔,被認為是在通州拍攝的第一張照片。(圖片來源:費利斯・比特/公有領域)

1960年代,北京的交通還很不方便。李遂在通縣的東北方向,中間隔著潮白河,沒有橋和公路。大姐每個月休息一次,是把四個星期日攢起來一起休。每次回林場要先坐火車,之後再走18里地到林場。過了幾年才有了公路和長途汽車。每次是花五毛五分錢到西北方向的順義,之後再倒車去李遂。三毛錢。1分錢1里地。1974年我二姐自殺被我救活,之後我找母親報信兒。騎車去李遂,是直接往北走,花一兩毛錢坐擺渡船,過了河再騎20里地,這樣的話路程大概是60里地。

大姐營養不良,身材瘦小,小學畢業時52斤,初中畢業的時候體重只有72斤,也就是36公斤。他們最初的工作是抬土,要把土摻進沙子,再種樹,不然光是沙子涵養水分的能力太差,成活率低。男生是一個人挑土,一根扁擔一邊一個土籃。女生體力小,兩個人用一根扁擔抬一個大土筐。走不行,要跑起來。勞動強度很大。幾天工作下來出的汗和泥土把頭髮都粘在了一起,俗稱擀氈。因為內蒙古這一類的牧區都是把羊毛擀了做氈。她的右肩膀因為天天用力比左肩膀都高,都寬。那年冬天她來通縣分場會戰種樹,駐地離我家只有十幾里地,我母親託鄰居二哥騎車帶著我給大姐送去了包子。用棉被裹著,到了那裡拿出來的時候還冒著熱氣。

作者郭軍和幾位姐姐。
作者郭軍和幾位姐姐。(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這樣的工作第一年算是學徒工,每月工資是22元。半年後轉成一級工,31元。如果是高中畢業生,是36,48元,二級工。那時一般家庭的孩子都是初中畢業就參加工作,家裡經濟條件好些的,孩子學習好的,會上高中,那時大學也沒有全國統一高考,是自己招生,錄取率較高。但也總有些高中生沒考上大學,這些人趕上工廠不招工的年頭也來到林場種樹。有一個叫周世俊的男生是高中畢業,也來到了潮白河林場,他是二級工。

50年代至80年代,共產黨實行配給制度,因為重要的商品比如糧食、食用油、茶葉、自行車都嚴重短缺。不實行配給制會餓死人,造成社會動盪。所以成立了糧食局,公安局給每個市民上了戶口。一家一個糧本,每人每月按照定量發糧票。企事業單位有集體戶口,也是一樣的定量。林場屬於重體力勞動,平均45斤定量。女生43斤,男生47斤。一般的市民是30斤,可見林場工人的勞動強度還是很大的。

還有一種家庭副業是給北京花絲鑲嵌廠做加工。這個廠子經常生產廉價的首飾和頭飾,特別是為少數民族生產的各種發卡。上面要鑲嵌各種顏色的玻璃珠子。因為產量大,時間緊就經常包給附近的居民幹。這種活計往往要趕時間,比如下午領活,晚上幹,第二天交活。為了掙到錢,母親和幾個姐姐都是幹到夜裡12點甚至更晚。晚飯當然也受影響。功課就更沒有時間做了,所以幾個姐姐的學習成績一般。

那時母親還有一件煩心事就是看護我。我小時候方向感特別好,經常自己跑出門。1歲多的時候送去上幼兒園,自己經常跑回家。阿姨為了防止我們逃跑,午睡的時候讓大家都脫光了衣服,那也難不住我,我還是自己跑回了家。路上摔了跟頭,地上還有水,所以進家門的時候肚臍眼兒上都是泥,我進門就大叫:「哈哈,我回來啦。」

兩歲時,有一次,我又跑掉丟了。大家怎麼都找不到。最後還是在大街上找到的我。我蹲在地上看小販賣杏。家人拉我走,我的眼睛還是釘在杏上面,嘴裡還念叨著:「杏,杏!」

因此母親更不敢去找正式的工作,只能搞家庭副業,順便看住我。

1963年大姐上班了,父親每個月也寄點錢七八塊最多十塊。母親就讓我上了幼兒園。那時候通縣縣城有幾個教育局辦的幼兒園,我是在二分園。幼兒園和我家隔了兩條胡同,第一次去幼兒園是母親帶我去的,以後我就自己上下學了。學費是每月兩元。

幼兒園教一點知識,上課的時候經常講故事,有時候是老師講。有時候是小朋友們自己講。我愛聽小喇叭,就是電臺廣播中的少兒節目,聽的故事很多,就經常舉手上前面講故事。有時候老師都不想讓我上去,因為我老是上去講。但是經常是沒有別的辦法,只能讓我講,因為別的孩子都不舉手。這大概是對我爭強好勝性格最初的培養。對我的語感也是一種培養。

有一次老師掛上一張畫,是一隻老虎,讓大家講。好像我講的是老虎的耳朵和嘴鼻子都是通著的。

幼兒園每人發一盒彩色鉛筆,畫畫用。每人的課桌是固定的,我喜歡畫畫,也很節約,我的鉛筆用了很長時間還很長。鄰桌的王偉,鉛筆很短了,經常在課後我不在的時候把我的放進他的抽屜,把他的換給我。我發現了再給換回來。不止一次。他後來上初中的時候去二道閘游泳,從橋上往下跳。水很淺,就摔壞了頸椎,以後就癱瘓了,不能上學了。後來就聽不到他的消息了。

幼兒園的孩子都住在附近,街上胡同裡人少沒有機動車,頂多是輛自行車,犯罪率低,整個國家就是一個大的拘留所,人員不能流動,都固定在戶籍所在地,出門要有介紹信,也就沒有拐騙孩子的。不實行計畫生育,每家都是三四個孩子甚至五六個七八個。孩子多了是累贅是負擔,家長們不太把孩子當回事兒,孩子也都能自己照顧自己。我們幼兒園不管午飯,中午休息兩個多小時,都是自己上下學。

我的精神頭很大,中午一點兒睡意也沒有,母親就給我唸書,最經常念的書是【笑話一百種】。有一天念了幾個我還沒睡著,母親自己睡著了。後來我醒來已經兩點半了,遲到了,就大哭。母親好像是給了我一個平時不讓吃的鹹雞蛋,算是對我的賠償,因為沒有按時叫醒我。

1964年4月底,我晚上和同院的小朋友姜新亭玩兒倒拉車,就是兩個人臉對臉手拉手,先往一個人的方向走,再往一個人的方向走。向哪邊走哪邊的孩子就是倒著走。我倒著走的時候兩個人摔倒了,他壓在了我身上。他是家裡的老大,父母都是北京鋁箔廠的工人,經濟條件好,長得胖,就把我的左胳膊壓劈了。我當天晚上疼,哭了一宿。母親覺得不是小事,第二天帶我去了縣醫院。照了X光,發現骨折了,打了石膏固定,休學一個月。不能上幼兒園,這對我是很大的打擊,因為我特別喜歡上學。但是後來好幾次都是想上學上不了,畢生都被邊緣化,都是異類。都受打擊。都是一個人闖天涯。這在幼年時,因為右派父親,因為骨折,可能就注定了。

而且別的同學都是上了兩年幼兒園,我只上了一年,是個插班生,一開始就是一個異類。就缺少狐朋狗友。

再上學,就是六一兒童節了。我們列隊去了幾里地之外的一分園,它在中山街,是在縣城的西南部,我們二分園是在北部,所以那時候的孩子是很堅強有耐力禁折騰的。現在的孩子以及大人就太嬌氣了,所以糖尿病血壓高心臟病肥胖症就很多。

在那裡我們看了各分園表演的文藝節目,還領到了一份食品,具體是什麼好吃的我都忘了。總之那天還是很幸福的,我休學一個月感觸就更深。就更覺得集體生活的美好,但是我一生都很缺少集體生活。往往是自己獨處。

上世紀60年代,中國的城市很小,通縣縣城也不例外,幾里地就出了城。中國古代城牆是按照政府的級別建造的,通縣過去是州政府所在地,所以又叫通州,城市還是比較大的,比如南北東西各1000丈。幼兒園同學王雙起後來說,通縣城是南三里(地),北三里(地)。也就是說南北6里,即3000米長。但是放在現代就很小了。我們幼兒園上勞動課,一人提一個很小的籃子,列隊去了郊外,在永順生產大隊俗稱「魚藕社」(因為這個生產大隊土地少,水塘多,而且挨著縣城,就發展了養魚和種藕)的魚塘邊弄了點塘泥裝在籃子裡提回去,幼兒園院子裡種向日葵就有了肥料。臉上有一個大痦子的任老師說:「等秋天葵花子熟了,大家可以回來品嚐勞動果實。」但是上學後早就把這件事忘了,再也沒有回去過。

我們幼兒園只有兩個班,一班一個年級,只有兩個老師。這兩個女老師後來一直沒有結婚。大概有點同性戀的意思。至少是誰都對對方的男朋友看不上眼,說三道四,一直到說吹了拉倒。互相影響互相限制互相監督,最後誰也結不了婚。

應該說我從那時候起就是一個優秀的學生,愛學習愛勞動,不愛淘氣不愛打架鬥毆不愛交接壞人,所以注定一生很孤獨。

我家那時候住在貢院胡同程家大院,11號。門房。有大門道,門道裡面是我家的門房,這是大戶人家的看門人住的地方。這家人過去是大財主,哥倆。弟弟是國民黨特務,解放時沒來得及撤退,就躲在炕洞裡,晚上才出來活動。共產黨的公安局發現後,派重兵包圍了院子,房頂上也上了人,他發現後就自殺了。之後把他的老婆哥哥都抓起來判了十幾年的重罪。他的四個孩子很小,幾個月。1歲多,七八歲不等,沒人照顧只能死。就把他嫂子放了,算是監外執行,照顧這些孩子。他嫂子也有一個不大的孩子,而且有嚴重的癲癇,後來都不難上學。偏癱,走路都困難。孩子們經常取笑他,拿石頭子砍他,他做了一個彈弓,打不著,就追,就會摔跟頭,引得壞孩子的大笑。下次就更願意逗他取樂。

二部制小學

我們胡同東邊,也是路北,和我們院子同側有一個小學,是通縣師範學校第二附屬小學。簡稱二附小。從我們院子的大門出去,往西走,穿過一個大門洞,走100多米,也是路北,是通縣師範學校第一附屬小學,簡稱一附小,那時候就屬於重點小學。我母親也希望我上好點的學校。她和我的姐姐們半夜去輪流排隊給我報名,希望我上一附小。天亮後開了大門,面試。老師讓我唱歌,不會,讓跳個舞,不會。讓我轉身離開,我不知道這就是結束了面試,還傻愣在那裡。這樣我就與重點小學無緣了。

那年頭兒家家孩子都很多,學校的教室都裝不下,所以教育局發明了一種制度,叫「二部制」。就是一個教室可以安排兩個班,上午一個班,下午一個班,所以學生只上半天課。二附小是二部制,一附小不是。母親不想讓我上二部制的學校,就排了半夜的隊。但是我沒有通過面試。填報志願的時候,母親給我填報了靳家胡同小學,和我家隔了四條胡同,不是二部制,就給我報了這個學校。但是等我上了學,因為這屆的孩子特別多,學校現有的教室裝不下,也改為了二部制。

要上學了,需要準備文具書包。母親買不起書包。那時候一個書包要幾塊錢,相當於一般人家孩子半個月的生活費,何況我們這種人家。所以母親大概是花了五毛錢在「舊貨業」買了一塊舊帆布,好像是軍用帳篷的屋頂,是一塊直徑六七十厘米的布。洗得發白的黃色帆布。母親用這塊布給我做了一個書包。圓的邊正好做書包的蓋子,再找了一塊綠色的布縫了一個揹帶,釘在上面。這樣的書包好像是一直背著,當然遇上了文革,上學斷斷續續。後來,上六年級的時候,可能是花幾毛錢還是在舊貨業,買了一個軍用挎包,當書包。

中國大陸,在1980年之前,由於共產黨的統治,民不聊生,什麼東西都非常匱乏,價格昂貴,所以舊貨業就很發達。舊貨的銷售在北京市通縣是有兩個渠道:一個是信託商店,北京城裡也有這種商店。比較好比較值錢的東西,比如手錶自行車縫紉機毛料子衣服傢俱都是在這裡收購銷售。如果好賣,店裡會直接給錢。如果不好賣,店裡就給你代賣,等賣出去了,再給你錢,他們要拿一定比例的手續費。按照商品的不同,提走錢的比例不一樣。三姐上中學的時候,那是1965年夏天,六七月份,下一個學年開學前,母親讓鄰居二哥在信託商店給她買了一輛就自行車,好像是英國出的,55元。大概,也許是50元,記不清了。如果自己缺錢花,也可以把家裡的東西在這裡賣掉。

還有一種就是「舊貨業」,在新華大街東頭,快到東關了,路北。露天的。幾毛錢一件的東西,甚至舊鐵絲、舊書報,破衣服,小到鍋碗瓢盆杓子鏟子都賣,價格都很低,一般也就幾毛錢。我的書包就來自於這裡,母親做書包之前,肯定是把那塊帆布洗了洗。那裡的東西沒有乾淨的,露天地兒,不髒,也會放髒了。現在分析,這樣的商業都是公私合營、集體所有制或者街道組織的。信託商店肯定是更正規。

細想起來,我愛買舊貨的習慣肯定是這時候培養出來的,二部制,有大量的時間需要打發,自已也會逛舊貨業。五六十年代,中國人口根本不允許自由流動,犯罪率必然很低,所以五六歲的小孩隨意亂逛,丟不了。幾乎沒有機動車,更沒有私人汽車,頂多是自行車,速度很慢,所以小孩也沒有被撞死的。更可以逛大街。家裡孩子多,大人照看不過來,粗放式生養,任孩子們自己到處玩耍。50年之後,我來到美國,有了車之後,行動自由了,也會去逛舊貨商店。寫到這兒的前兩天,我剛在Goodwill買了一塊比較大的案板,六七十厘米長,50厘米寬,6.49美元。在這之前的一星期還花15元買了一個電腦桌,當飯桌用。

上面有三個姐姐,舊鉛筆盒不缺,再找幾根鉛筆,7分錢買一把鉛筆刀,二三分錢買一塊橡皮,文具就算全準備好了。

我們班好像是一四班,一年級四班。中國的學校都是大班制,中小學,甚至包括大學,中小學都是接近50人,48人,正好豎著放課桌,比如6行,六八四十八。大班制既省老師也省教室。但是教育質量會很差,教師的負擔會很重。那個班有一對親哥倆,齊鎖臣齊鎖柱。哥哥肯定是蹲班生。這哥倆非常鬧,弟弟更鬧,老師在前面講課,他就在後面幾個課桌之間來回爬,孩子們肯定是喜歡看他出洋相,而不喜歡聽課。老是哄堂大笑,哪裡還有教學效果。那個崔老師,女的,梳著一個大辮子,剛從師範學校畢業,沒什麼經驗,對付不了這哥倆。所以我們這個班的教育水平就很差。沒過多久,崔老師還離開了,生病了還是支援別的地方去了,還是下鄉鍛練了?年紀太小搞不清楚;也許是年代久遠,忘記了。好像是經常換老師,準確地說是找老師代課,那更沒辦法保證教育質量了。二年級換了一個男老師,叫高勤,個子高,寫字很誇張,不能說是很好,在那個年代來說。現在中國人由於大量使用電腦,都不會寫字甚至不會拿筆了,其實現在許多中國人五六十歲了,筷子都不會拿,更不要說拿筆了。所以高勤那筆字現在甚至可以說是硬筆書法了。他的手指有兩三個像是斷了又接上的,傷疤很明顯。他怕蟲子,要是出外活動,學生會抓一兩個蟲子追得他到處跑。這樣沒尊嚴的老師,雖然是男老師,也鎮不住那個班。

王雙起也是我小學一二年級的同學,後來一直住在通縣,而且在教育系統工作,他對當年的情況就比我清楚多了。他說這個班太亂是因為生源不好,小部分是北大街居住的,家裡大人還是有點修養的,大部分是東關一帶的城市貧民子弟,家裡大人主要是流氓無產者,喜歡孩子溺愛孩子,反對老師的管教,甚至記恨老師,跟老師打架。所以老師就管不了,而且要經常調換,讓東關的家長們找不到能撒火出氣的人。東關挨著北運河,過去是水陸碼頭,商業發達,甚至有妓院。這樣的地方三教九流,下等人也多,現在想來我和這裡的孩子一起上學,確實很不幸。

而且是二部制,老換教室,今天下午在這個教室上課,明天上午不上課,下午又去了另外的教室。這樣的條件,學好習,是很難的。

但是我就是個例外。因為是二部制,半天在家裡,因為教學質量不好,鎮不住學生,老師就會留大量的家庭作業。比如抄課文,從第一課抄到第十課,或者每個生字寫十遍。反正是練習本特別費,六七分錢一個本子,20頁,幾天就使完了。一次不能買一個本子,一次要買好幾個本子。

每天下午放學之前,老師都會留作業,我一般都是晚上寫完,第二天一早就按照老師的要求,把作業本送到學校傳達室,幾乎每次都是第一個交作業。看傳達室的是一個一個女老師,大概姓崔,因為因為失戀,精神受了刺激,後來一直未結婚,身體也不太好,學校照顧她,讓她看傳達室,她經常對別人說,郭軍可是個好學生,永遠是第一個交作業。

40多年後,初中的同學建立了一個微信群,這群裡的20多人,有當年一小的,二附小的,也有靳小的。一小的還保留著優越感,看不起我這個靳小的。其他靳小的,就更看不起了。

看不起的原因主要就是靳小是二部制,非重點。其實除了二部制,我還有別的教育項目,這是今天看來,當年並不覺得。

第一,沒事出去走,滿處走。通縣縣城古代是州府的級別,所以城池也不算小,不到十歲的孩子有時候是自己有時候是和同學主要是王雙起哥倆,幾乎走遍了半個縣城。我家住在北門裡,縣城的中心和北部、西部東部轉遍了,南城去得少,因為那邊是回民區,回民的孩子不好惹,我們好像是不敢去那裡。百練不如一走。走路可以提高體能,培養吃苦耐勞的精神。這對我後來的性格體魄心理素質都有巨大的影響。

第二是看小人書。縣城中心有個鼓樓,古時候,縣城州府都有鼓樓,北京也有鼓樓,現在還保留著。鼓樓是擊鼓敲鐘的地方,大概古代處理大事情、通知百姓、迎敵都需要鼓樓。鼓樓是一個巍峨的城樓,很高,有大門,有坡道,上面有房子,那時候通縣的鼓樓是少年之家。主要的活動是圖書館。有很多小人書,正規的名稱是連環畫。五六十年代,中國的連環畫創作達到了空前絕後的高峰。內容有革命故事,也有傳統文學,特別是《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岳飛傳》《紅樓夢》。畫得好,文字簡單,很適合識字不多的孩子看。其實我一個一年級的孩子,也不認識多少字,主要還是看圖,看看畫面上的對話。但是這些小人書對我非常有吸引力。三姐是少先隊的隊幹部,那裡的服務員主要是高年級的少先隊隊員,我三姐值日的日子是我最幸福的日子,我可以進到後面,坐在書堆裡看,想看哪本看哪本。但是這樣的日子好像只有幾次。

絕大部分的時間我要排隊等著進去。最要命的是限制低年級的甚至沒上學的孩子進去淘氣的制度,把著門口的大孩子會考試:「你是幾年級的,一年級?語文書前幾課的題目是什麼?」這個難不住我。但是後來門檻提高了,要求說出二年級語文課本前幾課的題目。我就常被拒之門外。等上了二年級,有時候標準是三年級語文課課本的題目。還沒等到上三年級,就文化大革命了,我就被轟回了涿縣老家。小人書就成了封私修大毒草,燒了撕了,送到造紙廠造紙了。中國人就進入了文化沙漠時期。

進不去少年之家圖書室的日子是非常難過難熬的。街上也有小人書攤點,甚至門臉。擺著幾百本小人書,封面都撕下來粘在門口牌子上,作為廣告。小人書再用牛皮紙糊了封面,用毛筆寫了題目,供顧客挑選。看一本一分錢。這對我來說就是巨款。偶爾母親會給我三分錢,或者5分錢。電影院的兒童票是5分錢一張。冰棍是3分錢一根。北京城裡買的牛奶冰棍是5分錢一根。怎麼可能花一分錢的巨款去看一本小人書呢?我都是站在門外看著人家欣賞小人書發呆。那些小人書因為看的人太多,油黑發亮,我卻覺得那是世間最美好的東西。

大概是1962年,母親必須一個人回河北易縣東婁山村老家,是去探親還是做生意?搞不清楚。我才5歲。母親不放心我,我也捨不得她離開。為了哄我,答應給我買一本小人書,我千挑萬選,最後決定買《戚繼光》。好像不到兩毛錢。這本書後來上不了學的時候,在家裡待著沒事幹,抄了很多遍。很多內容至今記得,比如他晚年寫的兩本書的題目,一本是《練兵實紀》,一本是《紀效新書》,比如他搬磚帶領士兵修建八達嶺長城的畫面,他那句「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刀馬上行」的話。

這個鼓樓是很標準很巍峨雄偉的古代建築。所謂的革命經典故事片《野火春風鬥古城》裡面有一個場面,大概是偽軍團長關敬桃率部隊起義,出城就是在這裡拍攝的。可是,1969年,文革當中,為了落實毛澤東「深挖洞,廣積糧」的指示,怕蘇聯打過來,怕蘇聯發射原子彈,修防空工事,缺少建築材料,就把它給拆了。現在一點痕跡也沒有了。2018年這裡又成片開發商品房,包括我家住的老房子貢院胡同程家大院、北大街、靳小、二附小、一小全沒了。

還有就是買廣播報,聽收音機。那時候,一般人家都沒有收音機,富裕人家才有。更沒有電視機,都沒聽說過電視機。一般人家是自己整個三極體二極體,裝在一個木盒子裡面,拉根線到附近的樹上電線桿子上,或者房頂上,用它聽廣播。我家大概是鄰居二哥給安的。這種裝置可以收聽幾個廣播電臺,電臺往往有小說連播節目,比如《歐陽海》《紅岩》《野火春風鬥古城》。為了知道準確的時間,每星期要花2分錢去郵局買一張小報,《廣播報》。

但是,廣播電臺的節目也很少,上午經常是記錄新聞。語速很慢,把新聞念得很慢,哪個字怎麼寫都告訴你,聽了讓人昏昏欲睡。

少年之家還有一個活動地點,在城西北方向的城關公社永順生產大隊界內。不遠,出了西海子公園西門就是。離我家不到2000米吧。是天文館,有天文望遠鏡。那個屋子還能放幻燈片,那就是不花錢的小電影,一般都是革命教育,比如雷鋒的故事,說雷鋒幾歲時媽媽就被地主欺負了,暗指被強姦了,媽媽就自殺了,他就成了孤兒。激發孩子們對「剝削階級」的刻骨仇恨。那是一個大院,周圍是魚塘。院子裡還有滑梯,單雙槓等健身器材,挺好玩兒的一個地方。

通縣是一個古城,歷史上很有名氣,所以還是有一些好玩兒的地方。

我家住的程家大院就很不錯,是典型的講究的四合院,而且是前後三進,就是說有從南到北連著的三個院子。牆是磨磚對縫,白灰灌漿,房子雕梁畫棟,瓦房,而且很高,大門口有石獅子、上馬石。大門是高台階,大概八九級,可以做遊戲。這裡拍攝過電影《革命家庭》。

後院的東跨院,東廂房有兩間是同學的家。也是這個院子的主人程家老二的孩子住的地方。他家有四個孩子。老三老四是我同學,老三是姐姐,應該比我們大,也許是兩歲。他們的父親是特務自殺了,媽媽因為窩藏罪,判了十五年還是二十年?反正是在監獄裡。大爺也是窩藏罪判了重刑。大媽沒抓進去,因為兩家好幾個孩子需要照顧。同學的大哥已經當了臨時工,上班的日子一天掙1塊五毛錢。負責給老三老四一天幾毛錢,也許是一人幾個饅頭一塊鹹菜。所以他家是不做飯的,也沒有傢俱,屋子裡沒有燈,磚砌的炕,上面沒有像樣的被子,都是一堆破棉花套子。甚至是一堆爛棉花。

我家住的是貢院胡同,貢院是清朝的官學,官辦的學校,貢生是封建社會文人考試當官的第一個門檻。所以胡同西口就有一處二層樓,而且是幾個樓連在一起,我們胡同往西海子公園去的介面,這座樓「騎著」,有過街的樓洞。它叫「魁星樓」,小時候老叫「坤音樓」,其實是文魁星的「魁星樓」。古時候,文人考試中了狀元,考中了秀才,別人就可能誇他是「文魁星」,比如小說《儒林外史》中的范進。樓上過去有一個飯館,據說炒餅是方圓百裡最有名的。還有個飛行員的墳,水泥砌的?要是飛行員,也肯定是國軍的飛行員。王雙起這樣說的,我倒是沒什麼印象了。

西面是西海子公園。中間是兩個湖,中間有一道河堤。不寬,又是土堆的,被水浸泡透了,所以夏天踩上去都能留下濕腳印。這道河堤中間是一個亭子,下面是橋洞,兩邊的船可以來往。遊船是賣票的,一小時也要一兩毛錢。那時的日工資只有一塊多,所以我們家的孩子主要是看人家划船,沒自己坐過船。

南邊的湖,西岸是通州鎮食品廠,生產糕點,廢水直接排進湖裡,所以冬天食品廠一側的湖邊是不凍冰的,水淺時景觀是很差的。但是中間還是凍冰的,還要鑿個幾米見方的洞,因為湖裡養魚,魚冬天需要氧氣,沒有透氣孔,魚就會死掉。每年賣魚,是公園的主要收入之一。

2020年8月3日我與老同學王雙起通話,他一直住在通縣,對這個食品廠瞭解得更深入。他說,這個廠子最早是1960年為了還蘇聯債成立的,叫「打蛋廠」。蘇聯人只要蛋黃不要蛋清,所以中國這個共產黨世界的小兄弟就建立了這個廠子,把雞蛋打開,分出蛋黃和蛋清,把蛋黃給蘇聯老大哥送去。那時候冷凍設備很少,是把蛋黃曬乾了還是凍成冰塊,給萬里之外的蘇聯送去,這個他沒說。後來還完了債,中蘇關係也不好了,這個廠子就改為了蛋糕廠,生產糕點了。

關於這個廠子的職工,當時有個童謠:「打蛋廠,門朝西,不是破鞋就是野雞。」打蛋廠可能真的是門朝著西面,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共產黨的文化裡,西面代表反動、落後,東面是太陽升起的地方,太陽就是毛澤東共產黨,所以東面就代表著進步、革命。最革命最有名最崇拜共產黨毛澤東的歌曲是《東方紅》,第一段的歌詞就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嘿,他是人民大救星。」通縣在清朝、民國時期都是發達的商埠,煙花柳巷多,共產黨建立政權後,取消了公開的、民間的妓院、私娼。對性開放的女人也嚴厲打擊,公開稱她們為「破鞋」。二者都要進行思想改造。打蛋廠就是她們改造的地方。

公園西部有個游泳池,新建的,沒有幾年,兒童票是5分錢。我沒錢,也沒有哥哥帶著去。那是標準的游泳池,最深處超過2米,能淹死人。光是游泳褲衩就是一道很高的門檻,針織的要兩塊錢。布制的也只能是賣的,自己家不會做得很嚴實,下了水就會走光,鬧笑話。中午天熱的時候,那裡全是孩子,很擠,特別吵鬧特別熱鬧,我只能隔著竹柵欄往裡看,欣賞。挨著它,修了兒童樂園,滑梯、轉椅、鞦韆,很多好玩兒的東西,進去一次花2分錢。這個我有時消費。公園北面是假山,也許是城牆拆了外圍的城磚留下的黃土堆。兩側都是樹,在上面跑來跑去也挺好玩兒的。下面的大樹下經常有很多個棋攤。大人們自己帶著象棋去,殺上之後,自然有圍觀的。沒有網路的時代,中國人主要娛樂是下棋。我自幼下棋,這對開發智力還是很有好處的。

西海子公園西門之外,夏天的時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因為這裡是永順生產大隊「魚藕社」的地盤,很多個池塘,挨著西海子西門的兩個池塘冬天鑿冰,窖藏起來,夏天出售。孩子們就圍在冰窖口等著。大塊的冰賣給食品廠、副食店、工廠、飯館,小塊的就會扔掉,孩子就等著搶。吃不起冰棍的孩子們包括我就愛吃冰。其實那冰就是池塘的水凍的,化了的話就發現是髒水,下面有泥。但是孩子們愛吃,也有了抵抗力,沒因為這個拉肚子。

有西海子就應該有東海子。但是好像有個東海子胡同,沒有湖。也許是我記事兒之前填掉了?倒是有水,而且是世界聞名的北運河。北運河源頭從西面北京方向過來,經過北關大橋,沿著通縣東面向南流去。污染很重,全是又黑又臭的髒水。不過往北是潮白河,沒有被污染,還有螺螄,我們經常去抓,其實是撿螺螄。煮熟了可以吃。再往北是二道閘,這段河是天然的游泳場。水性好的孩子不花錢就能享受,我也還是看客。這裡,游泳褲衩就不必那麼講究了,甚至可以光屁股游泳,把衣服放在岸上。所以後來大些了,下過水。野泳總是有危險的,後來我幼兒園的同學王偉就是在上中學的時候,在二道閘跳水,摔傷了脖子,終身癱瘓。估計他在40多年後的今天已經不在人世了。

如果不撿螺螄,也能吃到,因為有沿街叫賣的。多是六七十歲的老頭,挑著擔子,2分錢一小碗。碗是粗瓷的很厚的水碗,像茶杯,這螺螄是鹽水煮熟了,裡面可能有花椒,去腥味兒,還給你一個棗刺,紮在螺螄上,一擰,就把肉轉出來了。可以吃前半部分,尾巴是腸子是屎,不能吃。還要螺螄頭部的小片吐掉。五六十年代北京地區這種水產還很普通,但是後來污染嚴重,河流幾乎都是又黑又臭,螺螄就絕跡了。

我的記憶基本上是從1963年開始的,這年過年,我父親回家探親了,雖然是處於警察和街道積極份子的監視之中,但是他還是表現了熱情好客的習性,好像請過很多人來家裡吃飯。他走了幾年,我們一直沒有見面,他對我的感情就很淡了,這個過年,我沒有想起他對我的愛。而且據母親講,他還因為一點小事狠狠地打了我,母親攔著,他就狠狠地說:「慣著,慣著!」好像母親對我很溺愛,這樣會毀了我。

那年,我們家6口人在大門口照了合影,這是唯一的全家福。當時大概不允許他上街,因此全家福也不能去照相館照。那時候是黑白膠卷。是誰的照相機呢?可能是鄰居的。很小,所以拍出來的照片也不大。

家裡本來還有影像資料一些照片特別是一些底片的,畢竟我父母曾經過過豐衣足食的日子。但是1963年前後,孩子們知道了可以買照相紙,把底片壓在上面放在陽光下晒,就能得到照片。其實這種照片質量很差,顏色是紫色的,而且底片從此就廢了。我的姐姐們很熱衷於此,結果毀了很多底片。還有一些很好很有意義的照片,1966年紅衛兵抄家的時候,我三姐膽小,怕紅衛兵發現會怎樣怎樣,就撕光了。母親發現時已經都成了指甲蓋大小的碎片,母親很心疼。

小時候,不知為什麼我夜裡會經常尿炕。往往是前半夜尿濕了自己的被窩,後半夜就去了母親的被窩。大概到了12歲,我才改掉了這個毛病。也有一次,夏天,我半夜起來尿尿,找了半天才找到尿盆,就尿了。但是,第二天早上,大家發現窗台上放的一碗炒茄子裡面全是我的尿。這也說明沒有冰箱的年月,中國人的生活是很苦的,以至於吃剩下的食物無處儲存。

我對1962年發生的事情還有一點殘缺的記憶。那時還是大飢荒時期。我家會把乾的白菜根煮熟了吃,記得味道是甜的。還記得胡同西口小飯館合興居飄出的飯菜香味特別濃,特別饞人。可能是人在極度飢餓的條件下嗅覺特別靈敏。後來我再也沒有聞到過那麼香的飯菜味道。說明我後來再也沒有長時間挨過餓。我還和姐姐們到郊外挖野菜,帶回家充飢。主要是馬齒莧。

1963年,通縣的街道地面還沒有硬化,就是還沒有鋪上柏油。是土路,下雨時雨水會滿街淌。孩子們會在街道上玩兒築水壩的遊戲。還有一種以後再也見不到的活計。兩三個人拉著一輛雙輪車,各胡同串,發現什麼地方的地皮又黑又亮。就停下來用一寸寬的撓子刮地皮,之後裝上車拉走。這種地皮是大家經常倒尿的地方,那時候公共廁所非常不發達,不方便,而且很少,人們夜裡懶得上街上的廁所小便,早晨廁所人又太多,端出來的尿盆就倒在胡同裡了。人的尿裡還有硝、鹼等物質。所以可以把地皮刮了放在大鍋裡煮,這叫熬硝。

那個時代的廁所非常簡陋,沒有房頂,茅坑是磚砌的,很小,下雨天雨水就會灌滿茅坑,糞水就流得到處都是。大約是1969年,才翻新了,修了下面相通的便池,外面有井,不再是人工掏糞,是用卡車抽糞。

縣城的主要街道新華大街,一直往西就能到達天安門,後來黨媒稱這裡為「長安街的東延長線」,很是高大上。那時候,剛鋪上了柏油路面。初期的柏油路質量很差,太軟,那時候農村的馬車很多,縣城很小,農民會直接趕著馬車來城裡送貨,蔬菜水果。農民搞副業,搞運輸也只有馬車。馬蹄子上的釘子會印在路面上,特別是夏天。

1963年,中國的石油非常缺乏,汽油就很珍貴很稀缺。公共汽車都沒有汽油。那時候北京通縣之間往返的汽車都在車頂上放一個一米多高,與車體一樣寬一樣長的橡膠做的大氣包,裡面裝的是煤氣。用它代替汽油。

這時,縣城裡基本上是一條胡同一個水管子。用一個直徑大約30厘米,大約1.5米高的鐵管子套著。這叫「水樓」。每家要預備水桶水缸,男人或者十幾歲的小夥子往家挑水。所以,我父親剛打成右派送走勞動教養的時候,我大姐才10歲,我媽懷裡還有吃奶的孩子,家裡吃水都成問題。但是反右運動不管你這些小事,思想改造最重要,人死了無所謂。

(未完待續)

来源:看中國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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