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新聞流著淚 那些政治抑鬱的中國青年(圖)

作者:陳品潔 發表:2023-03-24 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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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政治抑鬱
越來越多的中國年輕人患上政治抑鬱(圖片來源: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3年3月24日訊】對於部分海內外的年輕人來說,他們懷抱著讓社會進步的理想,卻因為當今中國政治環境,讓他們感到無力、孤獨、愧疚。本臺記者陳品潔訪問了多位政治抑鬱的年輕人,聽聽他們內心深處的聲音。

2018年冬天的某一個夜晚,網際網路上昵稱為「祈翠」的中國留學生,在美國東部的宿舍裡,看著網上流傳的抑鬱症自我檢查表:「是否一直感到傷心或悲哀?」、「是否感到前景渺茫?」、「是否長期失眠或睡眠品質變差?」她不知不覺在幾乎所有項目上打勾。

當時西方媒體關注美中貿易戰、新疆再教育營,以及隔年爆發的香港反送中運動。祈翠認為自己只是基於對家鄉的情感,外加面臨畢業後找工作的壓力,導致暫時出現了抑鬱症狀。儘管找到合意的工作曾讓她一度以為自己恢復了,但祈翠的情緒隨後被國內局勢不斷惡化的新聞重新打回谷底。她曾把這一切歸結於自己過分敏感。

從徹夜刷推到麻木

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各地爆發,世界各國將矛頭對準中國,同樣在國內,記錄武漢封城的《方方日記》在網際網路上引起迴響,多名公民記者也為調查疫情真相而相繼遭逮捕。

祈翠回想當時的心情,向本臺說:「剛開始疫情的時候,幾乎是在通宵刷推(推特)或者發微博,像強迫症一樣的刷推發微博,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麼。我只有一半的魂是在現實生活中,另外一半的魂在網上政治抑鬱。這一切都被政府的胡作非為毀掉了。」

每一個發生在中國的社會案件、當地政府的錯誤決策,以及隨之而來的刪帖炸號,都讓祈翠感到憤怒沮喪。2022年2月,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槍聲響起,她的政治性抑鬱被推往巔峰,然後整個人麻木了。

祈翠:「政治性抑鬱也會漸漸麻木吧,我已經從被憤怒衝擊到必須說點什麼、做點什麼的狀態,變成現在我意識到我可能無法改變它。按道理說,任何人都不應該長期處於政治抑鬱的狀態之下,但是當你身為生長在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時,如果你沒有一點點政治抑鬱,那麼你要嘛是壞、要嘛是傻。」

中國青年政治抑鬱的根本原因

祈翠不是唯一一位有政治性抑鬱的人。疫情期間,中國網際網路上流傳各式「抗疫科普」、「疫情下的政治性抑鬱」等文章,教導民眾如何紓壓、調解憂鬱情緒。在中國政府高壓統治、嚴密審查之下,大部分的民眾面對社會事件,趨向於做把頭埋在沙漠裡的鴕鳥。

這些文章沒說的是,許多抱有理想的青年之所以「政治性抑鬱」,是來自對於當今政府的不滿,卻身處高壓環境自身無法改變的無力感,以及因為嚴格審查制度、迅速刪帖封號,讓年輕人在網際網路上抒發卻得不到回應、找不到共鳴,不僅覺得孤軍奮戰,更像脖子被掐著,發不出聲音。

身在國內的張姓大學生說:「算是不好受,也是無奈。時常發外網、發朋友圈吐槽,會用一些陰陽怪氣(的方式)。我更多是覺得無奈。」

張同學的政治抑鬱來自於個人體驗,他在高中期間曾經舉報該校中學生的基本人權遭侵犯,而被校方打壓、噤聲。自此之後他開始意識到這個社會、乃至政府體制可能有問題。

「我為了研究六四(運動),把《人民日報》從4月15號到6月4號的報導都看了一下,覺得嘆息、無奈、想哭。原來當年《人民日報》真的是一家敢講真話、為民發聲的媒體,真的是群眾的喉舌。」

張同學告訴本臺記者,原本以為改革開放是個起點,當經濟快速發展時也能帶來政治局勢的改革、帶來民主進步,現在卻發現「沒對比,沒傷害。」

當理想碰上中國的現實

同樣在高壓的家庭環境成長的凱拉,長期面對政治冷漠的父母「像石頭丟進深水中沒有回應」,她也曾在高中時期提出關於民主的問題,而遭到老師當眾嘲笑。當時她以為只要長大後就能替社會貢獻一份力量。

「年輕的時候覺得自己還可以改變,畢竟我也會慢慢長大,也會工作、會參加一些活動,然後再發現,現在連參加活動的權利都沒有。我記得在初二之前,大部人的想法是將來要(海歸)回國,去改變中國建設社會,然後你就發現,這個想法是假的,永遠不是真的。」現在在美國波士頓就讀博士的凱拉以英文名受訪時說。

2018年,第十三屆全國人大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取消國家主席只能連任一次的限制,給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無限期連任的權利。凱拉是在那時候開始發現自己幫助社會的理想終究無法實現,「政治性抑鬱」逐漸將她吞噬,去年底看到彭立發在四通橋高挂橫幅,眼淚終於控制不住。

「我記得(當時)是吃著吃著飯,眼淚就下來,然後就吃不了了。」凱拉苦笑,「就是在聊天談,然後覺得心理控制不住,眼淚就嘩嘩地下來了,就是覺得好難受、好內疚、好抑鬱。有時候不僅是情緒崩潰、哭啊之類的,還會過分地焦慮、擔心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美國執業心理諮商師梅爾(Shayna Mell)回覆本臺時說,政治抑鬱症中出現的普遍感受確實包括絕望、無助和無力,以及類似悲傷的症狀,那些經歷過政治抑鬱症的人,時常感到被困住,好像前途黯淡,讓他們感到沮喪和精疲力竭。

在未點名特定國家的情況下,梅爾告訴記者:「威權政府可以通過嚴格審查和控制宣傳內容,來加劇人們潛在的政治抑鬱。很多時候,容易患上政治抑鬱症的人,會驚恐地看著自己自主行動的能力被剝奪,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程度的打壓和限制。威權政府以這種破壞性方式行事,給人民留下了更大的恐懼、不確定性和絕望,讓他們不確定是否能夠再為自己做些什麼。」

此外,美國臨床心理學博士盧森(Robert Lusson)2017年在「赫芬頓郵報」(Huffpost)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政治抑鬱症可能是一種符合美國心理學會(APA)抑鬱症標準的臨床病症。

凱拉現在每週會與心理師進行一次諮商,內容涵蓋她的生活細瑣到國家大事,雖然政治並不是讓她抑鬱的唯一原因,但曾經對她的日常生活造成影響。她的另一半曾擔心地問,要不要放下手機、停止看新聞?

「但你在抑鬱的時候,反而更想看(新聞),想知道更多(社會上)發生的事情、別人是什麼想的,像是一種強迫症的行為(obsessed behavior),等事件轉個彎,有輕鬆的跡象時才會好一點。」凱拉形容抑鬱時更想要刷新聞,除了追求心理的安全感,更是一種確認自己仍對社會事件有掌握。

白紙運動加深了政治抑鬱

這些青年的「政治性抑鬱」跟著中國疫情一起升溫,從各地封城、強制方艙隔離、上海「四月之聲」,加上習近平連任、徐州鐵鏈女、貴州大巴等政治社會事件,越滾越烈,最後隨著烏魯木齊大火,以及年輕人走上街頭的呼喊,一起爆發。

祈翠說,這個時候她意識到「政治性抑鬱」是許多華人共同的痛苦。雖然眾人起身反抗給了政治抑鬱的青年們一絲慰藉,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理想仍可實踐,但中國政府的殘暴壓制,再次將他們推入政治抑鬱的深淵。

本臺此前報導,多名國內年輕人因為參與抗爭遭到逮捕、失蹤,身處海外的祈翠和凱拉在受訪時不約而同地說,看著國內的同伴相繼被抓,她們內疚感與無力感逐漸加重,彷彿一個無止盡的黑洞。

祈翠說:「白紙運動多多少少,是海外華人欠了牆內青年一個很大很大的人情,我們(海外)因此找到同伴,但實際上,國內年輕人的政治抑鬱更嚴重,而且他們要為此付出更大的代價。」

看似無止境的黑洞 希望在哪?

時代的一粒灰,落在這些理想青年頭上,就是一座沈重的山,祈翠感覺這些政治、社會事件就像隕石一樣,砸在中國年輕人身上,粉碎他們應該風光明媚的未來。儘管如此,祈翠最後不忘笑著向記者解釋自己網名的由來,是拆字後暗示「祈習卒」。

這些政治抑鬱的青年,也沒有從此失去希望。

現在積極參與海外華人運動的凱拉相信,無論再微小、再遙遠的聲音都有力量,都是一種積累,有一天能夠傳回國內「愚公移山」。人在中國的張同學告訴本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政權更迭是必然會發生的,「我們朋友都想著,要保護好自己、保養好身體,我們要活著看到那一天,要放鞭炮呢。」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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