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 (1) 血沃钟山

编者前言：本文作者石怀瑜老先生，1912年3月21日生，是中华民国的同龄人，却一直生活在中国大陆，并没有“逃往”台湾和海外。他出身黄埔九期，一九三七年参加南京保卫战时，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上尉连长，1948年任中华民国国防部第五补给司令部通信处上校处长。他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命运可以想见。今年，他已经九十一岁高龄，却不能忘记那些战死在抗日战场上的战友们，不顾一切地写下了他的回忆录，并直接投递本刊，为中华民国卫国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国民军官兵，留下血写的历史见证。本刊编辑读稿后，深感义不容辞，并对石怀瑜老先生──我们的前辈，深表感激和崇敬。

上海战场，敌我集中了130多万兵力，在沪西狭窄的地区，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战斗。我军以落后的武器装备，全凭官兵高度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无比的牺牲精神，浴血奋战，抗击武器精良、装备齐全，且有强大空军掩护、海军支援的强敌，给日寇以料想不到的沉重打击，打消了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三天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战斗持续到1937年11月初，敌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之后，占领了上海闸北、江湾、浏行、真茹等处，突破了我苏州河北岸阵地，淞沪战争至此达到了最高潮。我军因伤亡很重，又无生力军增援，处于劣势。如果继续在非决战的时间和地点过度消耗兵力，势必影响战局。为了保存实力，有利于持久抗战，统帅部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宜硬碰硬地消耗有限的兵力；应有计划地主动转移到吴福、锡澄、苏嘉等线，占领有利地形，凭籍既设的国防工事，阻止敌军前进，并抓紧时机积极整补，争取战役胜利。蒋委员长采纳了上述意见，命令前线部队按计划行动。当部队业已开始转移之际，他又与白崇喜亲临前线，突然变更决心，命令转移部队返回原防固守。大兵团在一退一进之间，由于道路狭窄，沟渠纵横，兵员车辆过于拥挤，通信联络中断，各级指挥失控，加之敌人尾追，敌机昼夜袭击，因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转移部队既不能回到原防固守，又无法在既设的国防线形成整然态势，立足不住，只好溃退下来。11月8日，敌人在金山卫登陆。守军既未拒敌于登陆之前，又未歼敌于登陆之后，以至敌军顺利登陆后遂即扩大战果，向我右翼作战略大迂回，企图将我上海大军包围歼灭。至此，上海战场形势大变，不得不作全线撤退。11月12日，上海沦陷，淞沪战役告一段落，敌人付出很大的代价，取得了局部胜利。

　　敌人占领上海之后，分兵三路，对南京采取分进合击之态势：其右路沿京沪铁路线西进，企图夺取沿江要塞，消灭我江防部队，使其军舰溯江而上，直抵下关，隔断我江北之策应，阻止我守军渡江撤退；其左路以金山卫登陆之敌为主，沿太湖南侧西进，企图下广德，占领宣城、芜湖，切断我南京守军之退路；而其中路主力部队沿溧阳、句容京杭大道前进，直扑南京东郊。一俟三路会合，将我南京守军压迫到下关江边予以全歼，以达到战略目的。敌军本此要旨向南京推进。

　　11月下旬，蒋委员长拒绝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提出的苛刻的诱和条件，坚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态势后再作谈判，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希特勒命令调停中日停战问题遂告失败。蒋委员长当然很明白，在日本侵略军已经取得上海战场局部胜利的情况下，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再行谈判，不过是梦想。他这样做，主要是表示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使日本侵略者休作妄想。首都南京宁可化为焦土，绝不拱手让敌。即便不能固守，也叫敌人付出血肉代价。如果轻易放弃，就可能动摇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战到底的决心，挫伤前线将士英勇杀敌为国效命的志气。因此，保卫南京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军事价值，谁也不会同意轻易放弃。至于如何保卫南京，那是力量和战略问题。

　　蒋委员长决定保卫南京，唐生智自告奋勇，临危受命，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临时组织领导班子，调兵遣将，准备迎战。此时，蒋委员长仍坐镇南京，亲自指挥调度。记得12月初的一天，他在唐生智、罗卓英、桂永清、宋希濂等将领陪同下登上紫金山，视察了我们总队的阵地，并召集附近部队团长以上的军官讲话，总队附近的连长也就近参加听训。他首先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不顾国际公法，悍然对我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略，烧杀虏掠，惨无人道，对我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他说，日本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处心积虑，把吞并中国，称霸世界，作为既定国策。“九·一八”事变的突然袭击，强占了我东北，扶植了傀儡政府，脱离祖国，使之成为他的附庸。当时国家未告统一，尚有内患，无法全力对外，只有忍辱负重，待国力充足后，不惜任何牺牲，收复失地，以消百年奇耻大辱。但日寇得寸进尺，野心更大，又藉口制造卢沟桥事变，妄图以军事压力迫使我华北当局屈服于武力威胁之下，接受其华北特殊化的条件，再造第二个满州国式的傀儡政府。由于我华北将领和军民基于义愤，忍无可忍，奋起抗击；敌人在其阴谋诡计未能得逞之后，仍不甘心，在我经济中心首都大门的上海，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略。现在和平业已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为保卫国家民族的生存，要坚定不移地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上海沦陷后，南京就要变成战场。南京是国家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先总理孙中山的陵寝所在。南京的一草一木都是本委员长领导下建设起来的。现在，为了领导全国军民继续抗战，不得不离开南京，不能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保卫南京的任务交给了唐司令长官，希望大家精诚团结，服从命令，奋勇杀敌，保卫首都，不成功便成仁，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勿负本委员长重托，勿负全国人民的厚望。他讲话时心情沉重，严肃恳切，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对南京的留恋。讲话完毕后，向聆训的军官频频点头，表示恳切的希望和依依不舍之情。当时我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掉下男儿不轻弹的热泪。我左右的军官莫不感慨悲壮，热泪盈眶，都感到国家民族正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正是炎黄子孙、黄埔健儿、革命军人赴汤蹈火、舍身效命之时。我回到连队后反覆传达，鼓励战士，为保卫首都，保卫国家，保卫先总理陵寝而牺牲是无尚光荣的，也是人生难逢机会，死重于泰山，虽死犹生。战士们各个发誓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与阵地共存亡。记得12月7日凌晨，我们在山上构筑工事，积极备战之时，看见福特号座机从明故宫机场起飞，有三架飞机护送，知道蒋委员长离开了南京。此时，南京外围守军已和进犯的敌军接触，战斗已经开始了。

　　北伐胜利，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没有组建警卫军，首都的治安警卫任务，由南京警卫司令部所辖的宪兵团及警察部队担任。“八·一三”抗日战争开始后，统帅部决定教导总队为拱卫首都部队，但不久就奉命增援上海。11月9日上海大撤退，部队撤回南京的兵力不到五千人。此时敌军已长驱直入，快要兵临城下；南京的机关、学校、工厂早已撤离，除少数警察宪兵外没有部队。大敌当前，城防空虚，蒋委员长曾几次召桂永清到官邸指示保卫南京事宜。为应急计，桂永清命一团二营死守乌龙山要塞。将在句容的补充兵调到清凉山一带布防，第三团在尧化门布防，一二两团在紫金山孝陵卫及光华门一面整补，一面布防。后来蒋委员长调来了宋希濂的36师，王敬九的87师，孙良诚的88师，分别担任下关、光华门及雨花台的防务。又恐兵力不足，留下叶肇的66军，俞济时的74军，邓龙光的83军，还从安徽调来了徐源泉的41师、48师，加上炮兵营、通信营、战车连等，总共兵力十多万。大多新兵，均不满额，装备短缺，未经训练，战斗力薄。以此残缺的兵力，配置于南京广阔的防线，抗击优势的敌军，又处于内线作战，完全被动，众寡悬殊，强弱异势，尽人皆知。但保卫南京的官兵并未因此而稍有沮丧，反以保卫国家首都是最为难得的尽忠效命机会，是至高无尚的任务。因此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誓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恪尽军人天职。南京保卫战从开始至结束，始终是本此大无畏的精神而进行战斗的。

《黄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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