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局的都是最好的 五十五万知识分子成右派


我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说过,右派都是有本事的。那时我还不知道右派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观察五十年代的中国历史,特别是反右这一段,我最大的感受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最好的出局

反右时,中国大约有五百万高级知识分子,这是毛泽东讲话时经常提到的,毛泽东观察事物的一个典型思维是,他认为无论什么群体,一般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好人,百分之十是有问题的,只要掌握了那百分之九十,事情就好办了。反右的最后结果是有五十五万知识分子成了右派,这五十五万知识分子是些什么人呢?大体可以说就是那些最好的知识分子。不能说没有成为右派的就不是最好的,但可以说出局的都是最好的。

我们今天都在反思我们的文化,这个文化的特征就是最好的出局,可以说,我们现在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出在这里。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学术界后继无人,学术水平一代不如一代。这些话虽然不能太认真,但这些话里所隐含的事实判断却是准确的,如果现在学术界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那到是一件说不过去的事了,因为从逻辑上讲,最好的出局以后,就不会有最好的结果了,这是常识。

先说法学和社会学。这两个学科在五十年代初就明令取消了,据我所知,中国第一流的法学家,在五十年代的反右中,很少不成为右派的。钱端升、陈体强、谭惕吾、韩德培、楼邦彦、王铁崖,不用查资料,一数就是一大串。社会学家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从老一代的陈达、李景汉、潘光旦到晚一点的费孝通、吴景超,几乎无一幸免。中央是这样,地方上也如此。史学界向达、王利器、叶遐庵;雷海宗;新闻界徐铸成、储安平、陈铭德、彭子冈、浦熙修、陆诒等等,文学界就不用说了。

对于这些早已成名的人来,他们的右派命运还比那些没有成名的人要稍好些,因为倒霉时已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日后也许还有东山再起的时候。而那些当时还在大学读书的学生,一成了右派,一生也就毁了。我曾经在一篇《林希翎和学生右派》的论文中专门说过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有再个相反的事实存在。那些当年在学校成为右派的学生,一般有两个特点,一是思想活跃,二是聪明(智商)过人。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后来成为右派的那些人,应该是社会各界的第一流人材。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当年的右派后来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基本没有成为第一流的专家。因为右派生涯已是非人的生活,二十年后重回社会,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成为第一流的专家了。比如林希翎、谭天荣。反右在大学里造成的最后结局是这样的:第一流人材出局之后,那个空白就由二三流的人材填充了。最终占据大学位置的是那些政治上可靠,业务上也还说得过去的人。

我以北京大学为例。反右时北大最著名的两个文学社团是“广场”和“百花学社”。这两个社团里的活跃人物,本来是最有可能成为日后中国学术界主力的,但现在事实是他们没有成为学术界的主力,而是那时没有他们活跃的人最终成了学科带头人。比如写了《是时候了》的张元勋、沈泽宜等人,二十年后他们也重新回到了学术界,但都没有再能成为他们所在学科的主力。还有北大物理系的刘奇弟,据说他当年在物理上的才华让北大物理系王竹溪先生都很吃惊。龙英华(哲学)、陈奉孝(数学)、张景中(数学)、叶于生(哲学)、杨路(数学)王国乡(新闻)、崔德甫(中文)许南亭(数学)、沈迪克(物理)、杜嘉蓁(俄语)、李任(中文)李燕生(化学)、谭金水(日语)、张志华(中文)、蒋兴仁(生物)这些“广场”和“百花学社”的主要成员,除了张景中先生在专业上成了学科带头人之外,其余的人可以说,他们后来的成就和他们当初的天资是不成比例的。

去年秋天,我曾在山东曲阜和张元勋先生谈及我的看法,他也非常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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