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下窑难 下窑难 十人下窑九不还

1980年下半年的一天，当我将考取重点高中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时，母亲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坐在门槛上没说一句话。就要不要再继续去读高中的问题上我也从此再没有和母亲提过一个字。这就是我结束上学读书生涯的简短过程，同时结束读书生涯的还有我14岁的弟弟。这一年下半年开始，我和四弟加入打工者的行列，在整个县城打工者的群体中我俩的年龄也属最小的。
鉴于县城扛石头活每天干12小时以上，工钱才1元，多经斟酌后，我和弟弟决定外出打工。1981春节刚过完，我和四弟告别了不断地擦着眼泪的母亲，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走西口”生涯。

我无法揣度第一次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的心态，但我却可以肯定，当我和弟弟背着铺盖卷首次行走在延安这样的“大城市”街头时，我们当时的茫然失措及心中的恐慌是前所未有的。由于在延安干一天扛石头的活工钱也只有每天1.2元，且风传即便如此工钱还常讨不到手，我们最终来到距延安200公里的黄陵县，开始了我们为期6个月的伐木和3个月的修路生涯。冒着生命的危险，熬过了九个月的非人般的劳动，丧尽天良的工头坑害了我们，未付我们一分钱就突然消失的踪影全无，兄弟俩绝望的相拥着号啕大哭，当时的凄惨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当干了一天活的我们回到每日吃饭、睡觉的地方时，发现工头及给工人做饭的工头的亲戚都不知何往，当大伙弄明白工头已逃走时，许多人都嚎啕大哭，四弟则是双脚蹦跳着大哭，我担心他出事，就走过去抱住了他，九个月牲口般的劳作生涯在一片嚎啕声中画上了句号。
历经九个月炼狱般的劳作后，身无分文的兄弟俩咬牙决定下煤窑挖煤，据此又开始了历时几个月的惊心动魄的拉煤生涯。

“下窑难，下窑难，十人下窑九不还”。这是在当地不知流传了多少代的形容挖煤工悲惨命运的顺口溜。下窑挖煤非系被迫无奈者，既为穷途末路者。我们选择了一家每拉一顿煤可挣一元钱的煤窑。第一次下煤窑，我们每个人头上戴了一盏矿灯，由腰上挂着一块干电池提供电源，到了井下时，井下黑漆漆一片，只靠头上的灯照明，井下人员相遇时，几米之外只能看到灯而不能看到人。第一天下井，兄弟俩一直忐忑不安，几天后，我们开始适应井下环境，因为离家九个月还未挣到一分钱。已适应了井下劳作的兄弟俩争分夺秒拼命拉煤、采煤作业面处距离竖井转煤点约一公里，但却不是直线行进，到采煤作业面时，必须由我们自己拿锹装车，一车煤装满的时间大约需要二十几分钟，一车煤约800公斤左右，人工拉这样一车煤还是很吃力的。我当时在井下有两怕，可谓时时提心吊胆。一是怕发生塌方事故打死或打伤弟弟（我当时的确没有想过我自己会被打死或打伤），二是怕有人欺负弟弟！因为以前曾发生过别人欺负暴打弟弟的事。在黑暗的坑道里，每每听到大声的呵斥声时，我就不由得心狂跳不止，停下脚步仔细听是不是在喝斥我的弟弟，当时几乎成了我心理上一种条件反射。当地的拉煤工很是霸道，他们的工钱每月都能尽数拿到手，而我和弟弟的工钱被工头百般推诿一分钱不给，只说保证将来一分也不少。有了钱的当地人买了骡子拉煤，有人行在他们前面稍微慢一点，就会被他们破口大骂，每次骂我弟弟时，我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上，恐他们动手打弟弟，事实上他们也只是骂人，没有动手打过人，但我就是难以控制我的担心。弟弟当时14岁，却比我能干得多，我每天拉出的煤从未超过9吨，而弟弟一天拉出的量从未低于12吨，最多时一天拉出了17吨。虽然异常的劳累，但那个时期，我和弟弟每天处在极度的精神亢奋中。我们住在一孔没有门窗的废弃窑洞里，我们将每天产量的数字记写在窑洞的墙面上，几个月下来，整个墙面上都写满了只有我们兄弟俩才能弄懂的数字，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标志着我们能交给母亲很多很多的钱，每想至此，兄弟俩都高兴的热泪满面，可后来的结果表明，我们的收获也仅止于把这些数字写在墙上。六个月后，每天怕着的事终于突然变成了现实，煤窑塌方砸伤了弟弟的腿，当时的场景可谓悲壮，弟弟惨叫着，由于塌方，本就黑暗的坑道，塌方处更是漆黑一片，担心继续塌方的危险，其他人都惊恐地跑离危险区，听到弟弟痛苦的惨叫声，我突然一扫心中恐惧，扑过去，在尘烟中寻找弟弟，谢天谢地，我迅速找到弟弟，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将弟弟背离危险区将他放下，当时的头脑反倒异常的清醒，我发疯般跑到平时集中吃饭的地方，那里有人们吃饭坐过的旧报纸，捡了几张报纸后我狂跑回弟弟跟前，平时感到是凶神恶煞般的当地拉煤工也都来围着躺在地上的弟弟，我将一叠报纸烧成灰后一把按在弟弟的伤口上，后将弟弟背出煤窑。

世事的艰难超出了我们的想像，而我们承受这种艰难的耐力也超过了我们自己的想像。弟弟被我背出井口后，老板没容得我将背上的弟弟放下即将赶离了矿区，并说由于我们的饭量太大，我俩拉煤的工钱还不足弥补我们的伙食费。我们和骡子一道冒着生命危险干了六个多月后，不但未获分文，反而变成了弟弟要在我的背上生活的悲惨处境，据此开始了我为当地农民干活换饼干、开水以救度弟弟生命的后续悲惨境遇。

虔诚感谢上神佑护，我们兄弟俩没有成了“十人下窑九不还”者，我们得以被保全的生命是我们今天人生价值的全部基础。我死里逃生的四弟在我家乡的厚德、助人及善良获得了几近圣人般的美誉，我自己也常以感恩之心度世行事，生命不息，感恩不止。

2003年11月份，由于黄陵县电厂涉案委托我来代理，我得以在22年后来到我原打工的村庄－黄陵县电头镇车村，后到安老板所在村探访！安家老大已故去数年，亡故时也就五十多岁。安家当时在当地盛极一时，安老大、安老二是我们的老板，安老二是个罗锅，多年后再次相遇时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当我喊了一声：“安二老板（当年既如是）”时，他神情木呐地打量着我，口气出奇平缓地：“噢，你认识我？你是谁？好多年没有人这样叫过我啦。”他老婆疑惑地问道：“你是镇上的干部吧？你找老安什么事？”我很平静地讲述了当年兄弟俩拉煤及被他们赶走的过程，安依然神情木呐，只是转过身去低头道：“你不能乱说，没有这样的事，你记错人了。”我告诉他，一、我不是来要钱的。二、二十多年后，纵使杀父之仇也成了一种回忆，我说出了他的、他的老婆及他的两个儿子的全名，并提出由我带路回他们的家。当我径直走到他家并指出当年做饭及工人睡觉的处所时，他竟“嘿，嘿，”地笑了出来，走过来在我肩上轻轻地拍了拍道：“孩子，人算不如天算”。经聊天得知，他在1982年时的存款已达30余万元，比我的年龄小一岁的儿子当年年底就结了婚，因生的孩子患了严重的小儿麻痹症，几年治疗花尽了他的几十万积蓄，他说，它此后彻底想通啦，再未去包工，混一天算一天，他告诉我：“顺其自然吧，人算计的再精也没有用啊”。

2006年元月30日于陕北母亲窑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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