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批普通人﹐平时工作在各自的平凡岗位上﹔这是一批国家的精英﹐他们忠诚﹑敬业﹐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勇往直前﹐淋漓尽致的表现了人性的深广和人性的光辉。画外音正是这麽说的﹕他们“都是美国的精英﹐当危险到来时﹐他们冲在最前面。”
影片表达的“精英”观很平实。不是一说“精英”﹐就指那些身居高位﹑佔据着超乎一般水平的社会资源的人﹐而是视敬业﹑忠诚﹑尽责的公民为国家精英。在中国语境下﹐人们对这样的精英观相当陌生﹐但它与民主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十分吻合。比方说﹐民主国家高等教育承担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支持着这样的精英观﹐这项使命是 ﹕为民主社会培养合格公民。
美国是最早﹑最明确地把培养民主社会的高素质公民确立为教育目标的。它的大学要培养的是精神独立﹑创造力丰沛 ﹑能与社会沟通而不是与之隔离﹑有责任感和服务社会的热情的人﹐他们有能力捍卫民主和创造国家的持久竞争优势﹐是引领社会健康发展的中坚分子。这样的人自然在社会精英之列﹐但这是民主社会需要的平民化精英。对大学来说﹐如果走出大量缺乏竞争力的平庸者﹐这是大学的失败﹔如果学生经几年大学生活浸润一个个变得优越感十足﹑自以为高人一等﹐同样是大学的失败。所以美国大学面临一个持久挑战﹕既要避免教育平庸化﹐又要避免走脱离大众﹑有悖公平的精英主义方向。
是不是成功避免了平庸化﹖从美国大学拥有的令我国难以望其项背的整体学术水准以及历年诺贝尔奖或其他具国际公信力的奖项喜欢花落美国大学﹐不难得出答桉。而美国大学和美国社会总在不断检讨高等教育是否流于平庸──被认为不那麽杰出的20世纪60─80年代的大学至今还作为检讨对象经常被提起──﹐凭这近乎严苛的反省精神﹐也凭着那一直存在于美国大学之间的对平庸有很强遏制力的激烈竞争﹐想平庸都难。而一只眼紧盯着教学和研究质量而力求杰出的同时﹐整个美国社会和美国大学也警惕着教育滑向脱离大众﹑背离民主社会基本价值的精英主义道路。每当高等教育发展到某个关键时期﹐都少不了发生关于这话题的激辩。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大学改革运动中着名的赫钦斯与杜威之辨即是典型例子。赫钦斯坚信﹐“教育是帮助学生学会自己思考﹐作出独立的判断﹐并作为一个负责的公民参加工作”。但19世纪以来美国大学过多被实用性课程所充斥﹐使学生疏远了历史上的经典名着。他从中感到一种危险﹕实用性教育正在降低美国人的智能﹐并且正在丢失孕育了美国民主的西方独立思考传统。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期间﹐他把西方经典名着确立为芝大核心课程。此举推动了美国的通识教育革命﹐也引发一场持续的辩论。杜威担心这种读经典原着的通识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脱离社会﹑脱离大众﹐他尖锐批评赫钦斯的改革是在巩固而不是改变不平等的社会体制。然而﹐无论赫钦斯关注的保存独立思考传统还是杜威强调的贴近社会和大众﹐对于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来说都不可偏废。不同意见的争论给了大学反思和调整的契机﹐使大学能在避免精英主义与避免教育平庸化之间保持张力﹐不致走向任何一种极端而危及民主。近几十年﹐美国大学强烈感受到市场力量的冲击。这又面临新的严峻课题﹕警惕市场压力把大学投向有悖机会平等原则﹑有碍社会阶级流动的精英主义方向﹐使大学由民主的堡垒沦为“不民主的阶层社会的帮凶”。基于这样的认识﹐许多大学以前瞻性视野从招生﹑学费减免政策﹑奖学金制度﹑教学等各个环节採取措施﹐避免滑向精英主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学生的要求上﹐各大学都把服务社会作为考量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以密歇根大学为例。校方要求每个学生须有到底特律贫民区作义工和参与服务社区计划的经历﹐希望通过这种经历帮助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底层生活状况﹑了解自己对他们的责任。
大学是培养精英的地方。但美国大学致力于把追求杰出与贴近社会大众这似乎冲突的目标融为一体﹐内蕴于这努力之中的﹐是与民主社会主流价值相契合的精英观﹕社会精英是能够引领国家正道而行的中坚分子﹐无论处在什麽位置上﹐能力﹑责任﹑平民心态或平民情怀都是不能少的。
我国曾经避谈“精英”﹐如今不避讳了﹐但犹如在其他问题上常常发生的那样﹐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像是咸鱼翻身﹐“精英”一词极不寻常地被各种媒体热炒﹐大学也时时以此标榜。就当下中国语境而言﹐“精英”一词无论出自媒体或大学﹐意思都大同小异﹔可是相对于《世贸中心》表现的精英或美国大学致力培养的目标﹐此 “精英”却非彼“精英”。不久前发生的两件具轰动效应的事很能显示这种差异。一是包机事件﹐二是厦大的“必修高尔夫球”。8月下旬﹐在云南某党报和某企业联合操作下﹐包专机分别送今年考上北大﹑清华的当地学子赴京报到﹐随机赴京的还有他们的父母。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就包机事件举行辩论时﹐操办和炒作北大﹑清华包机的两家声称此举意在弘扬精英意识﹔对于享此特殊荣耀﹐学生和家长视则都认为理所当然﹔其他参与者﹐除个别势单力薄的反对者外﹐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这有利于培养“精英意识”﹐言之凿凿称强化“精英意识”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指责反对者的平民化主张会将大学引向平庸。不少人甚至认定﹐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优先满足少数“精英”──持这观点的既有学生也有作为嘉宾出场亮相的北大教师﹐真可谓“师生共识”。继包机事件后﹐大学涌动起建高尔夫球场热﹐厦门大学则以开设高尔夫球必修课而引人注目。面对质疑﹐校长朱崇实振振有词﹕开设高尔夫球必修课体现了厦大承担培育社会精英的责任。
两件事表现形式不同﹐本质上却别无二致。都是在宣扬和提倡脱离大众﹑脱离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把陈腐的等级意识﹑身份意识嵌入青年学子的精神世界﹐在他们身上刺激和培植自我膨胀﹑睥睨众生的“伪精英”心态和特权意识﹐挑逗追求身份象征的虚荣心和漠视公义而追求身份特权的不良心态。媒体的做法﹐笔者无意评判﹐但部分大学这类举措和说辞一方面暴露相关学校当局持有一种颇为势利的把精英与地位﹑财富溷为一谈的精英观──依我说﹐把打高尔夫球和培育社会精英牛脣不对马嘴的扯在一起﹐怎麽看怎麽像那些扯澹广告﹐它们把高档住宅﹑家具﹑家电还有高档衬衣鞋袜什麽的宣布为精英行头──﹔另一方面反映了培养目标上的严重偏差﹕ 培养特权阶层后备军﹐至少﹐于下意识间是这麽定位的。如果学生不能抵御成为这种“精英”的诱惑﹐他们今后的人生之路会怎样呢﹖既然认为自己将来理所当然该居社会高端﹐认定“精英应该优先享用资源”﹐那麽﹐别想指望有这等“精英意识”的人会把服务社会﹑回馈社会视为应尽之责﹐别想指望他们在弥合我国严重的社会分裂上有所作为﹐更别指望他们能成为引领社会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倒是可以预期﹐在特权已经格外张狂﹑社会流动本来就受到体制性严重阻滞的国情下﹐这中间许多人一准会拼命挤进早就过于庞大的“特权精英”队伍﹐去维护和扩大特权﹑阻滞社会流动﹑加深把社会推向火山口的阶层隔离。
可是﹐有强烈佔有意识和享受意识却匮乏付出和责任意识的“精英”﹐中国向来就不缺少﹐现在更是多如过江之鲫。因为﹐这裡拥有能让“特权精英”如鱼得水的环境﹐这裡的社会氛围也特别适合这种“精英意识”滋生繁衍。根本用不着大学来培养。话到此处﹐还不得不指出一个事实。“特权精英”的确身居社会高端。但不管在政界﹑商界或学界﹐这批人为祸社会之大﹑之深﹐远非其他为祸者能及。令民众和国家深受其害的权力滥用﹐权钱﹑权学﹑钱学之间的交易和结盟﹐劫持和私分社会资源﹐用胡说八道去扰乱和颠倒人们的是非……哪一样不是这批人所为﹗“特权精英”──精英乎﹖祸害乎﹖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眼下中国大学已经够平庸。似乎嫌单纯的平庸太寂寞﹐正在一些大学蠢动的伪精英意识使不可原谅的平庸跟更不可原谅的培养目标偏失齐头并进。中国大学可没少花纳税人的钱﹐这麽搞下去﹐是不是也太拿纳税人当冤大头了﹖﹗(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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