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渐行渐远的翻译大家

2012-10-06 08:53 作者: 夏 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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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9日清晨,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教授,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民国翻译家郑永慧,走完了与法文相伴一生的翻译道路,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

郑永慧在半个多世纪的翻译生涯中,翻译出版了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大仲马等十多位法国知名作家、诗人、哲学家的著作,留下了40余本共600余万字的译本。著名翻译家柳鸣九曾誉其成就:“与傅雷相当。”

中国近界现代翻译,经历了从“善译”,到“信、达、雅”,再到“宁信而不顺”等种种理论上的进化和争议。在此种学术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民国翻译家,多数已经谢世。郑永慧的去世,不仅是一代翻译巨匠的陨落,也标志着那个以“强国”为翻译宗旨的时代渐行渐远。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翻译史几乎和它的文明史一样长。远的不说,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了,至少远在周代开始,我们的祖先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政令书写成各种文字,供不同封国、部落的首领们阅读。只不过那时候,尚无现代意义的“语言”这一说,不同的只是文字的写法和读法而已。

从远古到明清的翻译史

从西汉开始,僧人开始系统地翻译佛经。特别是从东汉至隋唐,一直到北宋年间,佛经的翻译一直沿着官方(朝廷)和民间(寺庙)这两条线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经过千余年的积淀和洗涤,诞生了三位佛经翻译的高手,史称“译经三大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

随后,基督教在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来到了中国。这一时期,朝廷的官员成了翻译家。较为著名的有徐光启,是中国第一个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人。同时代的李之藻,与徐光启齐名,获得了“晓畅兵法,精于泰西之学”的评价。严格来讲,这些人都不是职业翻译家,他们只是精通外文的儒家弟子,翻译更多只是为了介绍外国的学问,仅供天朝子民参考。

真正让翻译的目的得到升华,从非主流的“杂学”转变为具有较高学术、政治目的的行为的,还是从鸦片战争之后以至“五四”这一段时期。由此,从西方先进知识开始,各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宗教、哲学、政治制度,乃至于文学著作,经一批民国翻译家之手,陆续进入中国,开拓了蒙昧的民智。

为强国而译书

为中国近代翻译建立理论基础的,首推清末人马建忠,他较早从理论上阐述了翻译中的若干问题。首先,关于翻译的重要性,他说:“余也蒿目时艰,窃谓中国急宜创设翻译书院,爰不惜笔墨,既缕陈译书之难易得失于右,复将书院条目与书院课程胪陈于左。倘士大夫有志世道者,见而心许,采择而行之,则中国幸甚。”

其次,马建忠清醒认识到了当时翻译界的弊端,所谓“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此外,还对翻译书院的宗旨、学习内容、选拔学员条件、聘请师资标淮和译书重点均做了说明。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提出了“善译”的翻译标准,他说:“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真正用简单而有力的口号,将翻译和国家联系起来的是梁启超。1897年,梁启超在《论译书》中说:“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全面学习西方的想法暴露无遗。次年(1898年),梁启超又撰《译印政治小说序》,明确提出“特采外国名儒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翻译文学作品逐渐增多,而且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中国近代翻译文学进入发展期。

马、梁二人为中国的近代翻译建立了理论和政治基础,而严复,则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为中国的近代翻译指明了“信、达、雅”的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民国时期的译者将其奉为圭臬,其影响绵延至今。

不懂外文的“译界之王”

对中国近代翻译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林纾。他的其人,连同他的翻译,用“空前绝后”来形容应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这是中国翻译史上唯一的一朵奇葩,以后再也不可能有了。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1852年出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他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其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和每个中国旧式文人一样,林纾渴望走上科举的道路。不过,已过而立之年的他,七次上京参加会试却无一中的,屡战屡败之后心灰意冷,林纾绝意于仕途,从此专心致志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林纾翻译小说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其实,林纾走上翻译之路十分凑巧。当时恰逢林纾母亲去世,妻子又接着病故,为帮助林纾走出消沉,几位朋友邀他一起译书。再三推托不成后,林纾最终接受了这一请求。不料,牛刀小试却一战成名,林纾从此沿着翻译的道路走了下去。

林纾译文有其独自的特色和成功之处。如所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孝女耐儿传》中,写胖妇劝主妇之母为主妇出气以重罚其夫一段,不仅原作情调未改,有时连最难表达的幽默也能表达出来。接着,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180余种。至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

令人惊讶的是,这位译著等身的翻译家,居然不懂外文!林纾从小受桐城派影响很深,古文被认为“文字所出,有不可磨灭之光气”。不过,他从没学过外文。每次翻译,他总是找一名会外语的朋友,拿着原本口译,他听过之后,随手将译文写在纸上,速度非常快,“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一时许译就千言,不窜一字。”这也是他被称为“译界之王”的原因,同时也让他成为了空前绝后的翻译家。

“宁信而不顺”

多数人知道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写得好,不过,很少有人知道,鲁迅也是一位译著颇丰的翻译家。他的翻译观,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围绕的始终是“信”和“顺”的问题。他倡导的“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中国文坛上曾经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鲁迅翻译的代表作是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书中周氏兄弟将翻译重点放在二十世纪初的短篇小说上,以一种新的文学眼光来审视整个翻译文学界。

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过程中,鲁迅认识到,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前者鲁迅称为“顺”,后者称为“信”。为扭转从林纾开始的为求文采任意增删原文的情况,鲁迅越来越开始倾向于主张直译,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规定,意为在信和顺不能两全时,宁可译文不顺也要忠实于原文,决不欺骗读者。

从实质上来讲,“宁信而不顺”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鲁迅认为,直译的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他认为,不能完全中国化译本,因为中国语法不够精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

应该说,鲁迅的这一主张和当时主流的翻译理论之间有不小的差别。特别是,鲁迅认为“信”较难达到的一个原因是中文语法的不严谨,让很多人不能接受。不过,“宁信而不顺”不应当被看做一种翻译标准或技巧。它与其说是对林纾风格的矫枉过正,不如说是鲁迅提出的一种理想化的文化主张,与鲁迅“拿来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

翻译与创作并举的女翻译家

进入到近现代,活跃着一名女性翻译家。她不仅翻译外文著作,还自己写小说、散文,创作话剧,堪称“翻译与创作并举”。并且,这种创作特点还深入到了她的翻译风格中,以更风格化的语言翻译作品。她就是著名学者钱锺书的夫人,杨绛。

20世纪40年代末期,杨绛的兴趣转向了翻译。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绛翻译的《1939年以来英国的散文作品》,成为杨绛最早期的翻译作品。她的翻译代表作为《堂吉诃德》,于1961年开始翻译。当时,杨绛开始自学西班牙语,并通读了当时影响比较大的西班牙文学史以及《堂吉诃德》的一些研究成果。之后,她开始翻译这本著作。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杨绛译的《堂吉诃德》,这是中国直接从西班牙语翻译的第一个译本。

由于自己有大量的创作经验,杨绛的译文非常注意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度,逐渐形成了自成一格的翻译风格。而且,她还认为,读者对译本的要求,不仅是要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他们也不希望译文与本国语言差别太大。因此,杨绛的译文幽默诙谐,十分注重描摹细节。

如她曾经举出了《堂吉诃德》中一句话的三种译法。第一种译法:杜尔西内娅在这个世界上会更幸福更有名,因为曾受到您的称赞比了世界上最雄辩者所能给她的一切称赞。第二种译法:您对杜尔西内娅的称赞,盖过了旁人对她的称赞,能为她造福扬名。第三种译法:杜尔西内娅有您的称赞,就会增添了幸福和名望;别人怎么样儿极口赞誉,也抵不过您这几句话的分量。

杨绛认为,第一种翻译按原文直译,语序和标点都严格遵循原文,但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第二种译法虽然将长句断开,并且颠倒次序,但并没有准确表达原文意思。只有第三种译法,弥补了前两者的缺陷。虽然也不是完全忠于原文顺序,但最忠实原义,且通顺畅达。可见,借鉴了自己的创作经验,杨绛的翻译更游刃有余,译文充满了人文色彩。

“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提到中国近现代翻译史或者民国的翻译家,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就是傅雷。稍微年轻一点的读者,知道傅雷多半是通过《傅雷家书》,这部感动了数百万中国人的书信集其实和翻译没多大关系。说到傅雷的翻译成就,作为法文翻译的巨人,他一生共翻译了33部共600万字的作品,他让中国人认识了罗曼罗兰、伏尔泰、杜哈曼、梅里美等人物。人们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当代翻译家罗国林在谈到傅雷时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他最好、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当然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因为这本书先出了中译本之后又出了修改本,应该是他最好的作品了。从书的内容看,他翻译讲究的神似而不是形似,虽然傅雷关于翻译的理论不多,但‘重神似而非形似’是他最核心的观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傅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真正做到了这点,可以说是傅雷最好的作品。”翻译家许钧也认为,“傅雷的译文不仅译出了作品的文字,还译出了作品的生命。”

举个例子,在《约翰·克里斯朵夫》当中有一句话,原文是“他自己感觉是个被误认的天才”,傅雷把这句话翻译成“他自己感觉怀才不遇”,这就没有硬要按照原文来译,而是用了中文的成语。曾经有人看过后,认为傅雷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意思有细微的改变。但拘泥于原文的译文是没有生命的文字,用中文的成语恰当地对原文进行润湿,往往会让译文更加神似。

另外,傅雷在翻译中还讲究用字不重复。比如在原著中两次出现表示“难过”的法语单词,他却在译文中用“悲哀”和“苍凉”来区分。法语中对“难过”不像中文分得这么细,但傅雷通过自己仔细的阅读和精心的体会,准确体现了两种心情的差异。什么心情用什么字,很有讲究。

傅雷之于中国翻译史的意义,在于他将整个法文的翻译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他的翻译质与量并重,至今无人能够代替。今天,也许有人会说有的译本在某些细节的翻译上,在准确程度上超过了傅雷译本。但论综合成就,论法文原文在中文意境中的重现,仍然没有任何人成就超过了傅雷。

比肩傅雷

今天,翻译界早已将郑永慧视作法文翻译的大家,是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翻译的泰斗,其成就可与傅雷比肩。但何曾想到,60多年前,郑永慧的翻译,还因为有傅雷这颗珠玉在前,受到了不少出版社的冷落。

郑永慧出生于1918年,祖籍广东香山,生于越南海防。1942年,郑永慧在上海震旦大学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历任助教、讲师。郑永慧其实是一个笔名,他原名郑永泰,取“永慧”之名,是为了感激妻子。郑永慧之子郑若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往往每天要译至深夜,母亲总是在旁服侍,还做宵夜慰劳。父亲为感激妻子,特取母亲邓慧群名字中的“慧”字,组成译名“郑永慧”。

这个不是文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却对法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翻译法国文学作品。他翻译的第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苏城舞会》、《猫打球商店》和《钱袋》三部全集。

不过,由于傅雷也在翻译巴尔扎克,当时国内的巴尔扎克译本几乎全是傅雷版。事实上,就在郑永慧完成上述三部巴尔扎克译稿后,出版社却不敢出版。原因是当时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很受读者欢迎,尽管这三部小说傅雷尚未翻译,但出版社却也不敢出版郑永慧的译本,怕引起傅雷不安。不过,时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的李采臣欣赏郑永慧的译文,将其推荐给了国际文化服务社,郑永慧的译本才得以出版。从此,他就走上了翻译之路。

随着翻译作品越来越多,郑永慧被认为翻译成就比肩傅雷。他逐渐意识到,法文翻译要做到“信”很不容易。一次在翻译《高龙巴》时,郑永慧发现傅雷的旧译本中,由于理解错误和自以为是的发挥性注解而“任意删削”的错误达到几十处。郑永慧纠正了这些错误,并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世界文学》上。在文章结尾,他说:“由此可见,翻译要做到绝对的‘信’,是何等困难。傅雷尚且如此,遑论我辈!在翻译上从来没有捷径,只有多一分谦虚谨慎,才能少一分失误。”

郑永慧一生共翻译40余部共600多万字的法文作品。法语翻译家余中先对郑永慧有这样的评价:“我曾翻译过梅里美和罗伯·格里耶的作品,但这些东西之前都已经由郑先生翻译过了,所以仔细研究了他的译作,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忠实于原著。”

夫妻一起,翻译《红楼梦》

在中国的民国翻译家中,有这么一位奇人。他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赶赴国难毅然回国入川。同他一起回国的,竟然有一位英国太太。两人在英国相识,因对中国传统文学共同的爱而结缘,最后一起翻译出了《红楼梦》。他就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杨宪益出生于贵族世家。他的祖父当过淮安知府,八个儿子都留学国外。杨宪益的父亲留学归来后,成为了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进入私塾后,杨宪益每次考试,都考第二,从不考第一。老师说,你稍微读一读书就会考第一了。杨宪益却认为,考第二还是第一都没什么区别,能多看书才是真的。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性格,杨宪益的译文既不失严谨又生动活泼,这种风格最适合翻译中国明清小说。

杨宪益的爱人戴乃迭女士,是他在牛津的同学。戴乃迭,1919年生于北京一个传教士家庭。7岁时返回英国,进入教会学校。1937年考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后转攻中国传统文学。杨宪益和戴乃迭在牛津相遇,因兴趣相投,逐渐走到了一起。当他们决心结婚之时,戴乃迭的母亲激烈反对,但这并未能阻止两颗热恋的心。

杨宪益在翻译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和夫人一起,翻译出了《红楼梦》。上文所述的翻译家都是外文翻译成中文,而杨宪益的成就,则是将中文向国际输出。他选择了《红楼梦》,这本被很多人看做“不可译”的小说。

翻译《红楼梦》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曹雪芹在原著中采用了大量的比喻、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一个中文环境长大的人都不见得能够懂得全部的意思,何况翻译给外国人看了。当时,流传甚广的《红楼梦》译本是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

总的来讲,杨宪益的翻译风格是充分还原原文中的信息,最大程度忠实于原文。对于《红楼梦》中的很多双关语,杨宪益采取了直译,然后注释的方法。如对“王仁”这个人名的翻译,中文读者知道它代表“忘仁”。杨宪益译作:Wang Ren (forgetting humanity),而霍克斯则仅仅翻成Wang Ren。对于书名的处理,杨译本直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霍译本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前者原汁原味,后者避开了西方人不易理解的“红楼”的意象,换为“石头”,是一种妥协。

杨宪益的才华,他与英国夫人的合作,让世界上更多人了解了中国文化。他在牛津的师兄钱锺书则认为,杨宪益是当时在牛津为数不多的十几个中国人中,“唯一还可以谈一谈的”。时至今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红楼梦》译本,仍是西方学者了解该书最重要的译本。

来源:凯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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