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戴季陶自杀纪实(图)



“当年我们糊糊涂涂把中国人民优点看的太轻,胡乱输入西洋的学说,以为便可以救国救民,不只是太过无识,而且真是罪过。”(网络图片)

五四前夕,戴季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加入到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的潮流中去了。鉴于他在《星期评论》中大量的宣传社会主义,介绍苏维埃政权,使得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等与戴季陶结为同志。甚至在共产国际工作小组来华后,戴季陶马上就被定为重要对像来团结了。戴季陶虽然参加了中共初期的建党活动,但他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阶级斗争说,认为它给中国带来的必然是流血、屠杀以及国家的分裂和外族的入侵。所以,他绝对不可能成为思想上、行动上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时,他的表现恰似叶好龙,不敢真正加入这个先进组织的行列。

但是,戴季陶虽然没有参加共产党,但他和社会主义学说还是“剪不断,理还乱,甚至存着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感情,由于孙中山先生还在谋求中国革命的出路,也就使戴季陶歧路徘徊,难能两就。虽然回到广东在孙中山身边工作,但思想上正处在无比复杂的矛盾之中。不久,就称身体有病回浙江吴兴休养,他把自己的住宅起名为“潜园”,又过起世外桃源的隐居生活来。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二次护法失败后,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四日抵达上海,戴季陶急忙抱病从吴兴赶到上海,与孙中山先生住在一起。当时正值四川省省长刘成勋的代表向育仁到上海,他带来了四川各将领向孙中山表示慰问之意的信函,并且欢迎戴季陶回四川制订省宪。孙中山虽然不大赞成联省自治的省宪运动,但从来函中看出四川将领们有平息争斗,合力团结之心,因而特派戴季陶为代表,带着孙中山的亲笔书信回四川劝告川军各将领通力合作,利用四川资源发展实业,让四川的经济走在中国前头,带动全国的实业发展,完成全国统一之大业。

在旧历九月初四,戴季陶离开上海,溯江而上。“当日,孙先生就在上海把四川的同乡,各党派统统请到他公馆里吃饭,发表这一意思”。以扩大戴季陶入川的影响,让国人都来声援这一计划。

轮船在长江上孤寂地缓缓行驶,戴季陶也整日沉闷寡语,情绪不高,如他自己所述:“自从离开上海的一天起,精神一天恍惚一天,所有过去自己行为的缺点罪恶的影子,统统涌上心来”。这种精神状态是戴季陶过去的岁月中少有的。船到汉口,戴季陶蓦然想起他十几岁时,在码头被强盗抢走钱财而放声痛哭的情景,他不由得立住脚步不动了,联想起少年离家远渡日本求学到现在,沉浮在政海之中,几多辛酸几多惆怅,他感慨万千,几乎流下泪来。

刚在旅馆住下,戴季陶就差茶房把近几日的报纸找来,他想了解这些天来四川局势的变化情况。翻开十月廿七日的《申报》,他一眼就看到了一条震惊的消息:“杨森在汉广购步枪二千支,弹五十万发,经日(廿五日)派何畴由复楚差轮运往宜昌”!

戴季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杨森是不久前在川战中败退到鄂西来的,这二千支枪,五十万发子弹意味着什么,戴季陶心中再明白不过了。正在惊讶之余,向育仁过来告诉了他一个更是惊人的消息,他在旅馆遇到了几个四川同乡,都是川军各派各帮的代表,为了避开川民的耳目,他们特别躲到汉口,在旅店中策划再开四川内战。对川军各派的情况,向育仁是相当熟悉的。他连忙把这些情况介绍给戴季陶。戴季陶看了报纸后,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向育仁的这个消息顿时使他惊呆了。假使川战重开,整个川省人民又将沦入火与血的苦海之中,他立刻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想到了母亲和亲人。

戴季陶愤怒无比,他立刻和向育仁去见到了这帮人,苦口婆心地劝说这些人,要他们放弃这个计划,千万不要再播战祸。但这些人根本不理睬戴季陶的劝阻,一连两天,戴季陶、向育仁的劝说无丝毫作用。他们心急如火,立刻登上了招商局的快利轮,星夜赶向四川。

此时戴季陶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他“……万分的苦痛,……种种魔障缠绕,自己偏偏认假作真,落到了一切假像的当中,再也不能明心见性,一刀两段,再加上看见四川的战祸逼在目前,一些昏天黑地的军官政官,都聚在堂子里的鸦片烟灯旁边,筹划杀人放火的事业,甚至政治实业教育这些问题,决不能够引起他们半点注意,公私交迫,我觉得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于是死神就伸出他的魔手,拚命来招我了。”

戴季陶接受孙中山的命令前往四川,是“很想换一个地方,脱离恶劣的环境”,这样多少有点“新事业的趣味”,还可以达到“四川省的目的”。可是汉口遇到的这一幕,与他此行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戴季陶的情绪低落万丈,“不知不觉的把一切都丢得干干净净了”。他陷入苦闷和胡思乱想之中,茫然不知所措,同行的人与他交谈,他一句都没听见,沿江的景色在他眼前如浮云飘过,戴季陶表情麻木,一副痴呆像。

戴季陶的反常现象,引起了他的秘书和向育仁等人的注意,他们恐怕会出事,一步也不敢离开戴季陶,随时注意着他的变化。船快到宜昌时,离故乡越来越近了,戴季陶的心情也烦闷到了极点。他早上没有起床,甚至连午饭都没吃,向育仁到客房中为戴季陶解闷,戴季然只强打精神冲他一笑,默默不语。他回想三十几年来的奋斗,好像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黑暗,不由得黯然神伤,把事业、生命一切都抛在一边,这倒是听得明明白白,他只觉得自己万念俱空,仿佛要超然于世,他只渴望以死来解脱一切忧愁和烦恼。向育仁并不知道他的一番话对戴季陶起到了催化剂作用,以为戴季陶的情绪好一些了,就离开了房间。

整个下午,戴季陶显得格外轻松,面容一改往日那种愁闷的气色,甚至显得有些激动。晚上,戴季陶、向育仁、陈鸣谦等在舱房里谈天说地,一直到十一点多钟才离去。戴季陶感到心里一阵阵躁动,等向育仁他们入睡后,仍然兴奋不已,便独自一人来到甲板上,走到船尾,凭栏浴风。偶尔的汽笛声给幽静的黑夜增添了神秘诱人的色彩,江岸低矮的黑影和船舱灯光照亮着翻腾的江水,似乎给他一种启迪,仿佛是有个神秘的声音在召唤着他,戴季陶扶持着冰冷的铁栏杆,毫不犹豫地跳入江中。

在刚入水的那一刹那,戴季陶看见船上还有一个人在盯着他,他顾不了那些,只觉得自己正悠悠然地步入另外一个世界。轮船迅速地离去,船尾激起的浪花簇拥着戴季陶,他使劲地摇摇头,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很安稳地浮在水中,腰部以下都露在水面上,他竟然没有想像中的那样沉入江底。此时他心里一片光明,好比沐浴一般,干干净净,无半点尘埃。戴季陶望着西方叩了三叩,算是和远在成都的老母辞别,又向东方遥望浙江老家的妻子及亲朋好友,权作告别,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静静地等待了。

远远地看着轮船昏暗的灯光渐渐地隐没在黑暗中,戴季陶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万念俱空,就想沉下水去。但是越要沉越不得沉,想钻下去,从对面浮起出来,向左左浮,向右右浮,把头埋在水中,拚命的饮水,但肚皮已饱不能再喝。只有听天由命,站在水里,很清楚的觉得我站在水里成二、三十度的倾斜,两肩以上完全露出水面,这是九月二十一二的光景,天气已经很冷,我身上穿的一件花缎薄被袍,里面是卫生绒衫,长江的水,已经完全将它浸透,我一点不觉得寒冷。头部露在水面,习习江风吹来,使我心里清凉只觉得舒服,一点也不觉得痛苦。民国九年(即一九一九年)以来,三年当中,一切烦恼罪恶失意忧思统通付与长江的水流的干干净净”。

江水把戴季陶平稳地往下漂送。深秋之夜,云暗星稀,江面一片朦胧,在戴季陶等待死神招走他的时刻,一个奇迹出现了,戴季陶回忆道∶“我忽然望见在我的四周,有一圈很圆的白光,从水面射到空中,越近越浓,越远越淡,此光离我有好远,不得而知。我从小随着母亲,就有佛教的信仰,虽然在入世的当时,把信仰忘却,到此时深刻的信仰心,又自然地浮现出来。看见这个白光,心中忽然感动,确实是这个佛光,是我的生机,我一定不应该死,该要生。”

这真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此情此景出自戴季陶之口,令人疑信莫是幻觉。神光的出现,把戴季陶又引向了求生的彼岸,云彩悄悄散去,子夜星辰唤醒了戴季陶,秋夜寒冷的江风一阵一阵吹过来,浸肤入骨,很快把戴季陶冻僵,他渐渐失去了知觉。

的确是天意,戴季陶冻僵后不久就遇救了,使他终免一死。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户乡民的天井里,有十几个男女围着他,身下垫了一层厚厚的稻草,身上盖的也是稻草和破絮。一个老翁喂给他一碗酒让他暖暖身子,并且在周围烧着稻草为他取暖,戴季陶心里明白自己是被他们救了,但他全身疲乏,一点劲也没有,没说一句话又昏睡过去,直到第二天早晨九、十点钟左右才彻底苏醒过来。救戴季陶的老人叫齐顺发,约六十多岁,是一个慈祥可亲的老人。

他款待了戴季陶午饭后,当天下午把他送到了枝江县城。在枝江接待戴季陶的是齐老汉的亲戚,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戴季陶,递给他一张像前清翰林院用的大红名片,戴季陶得知他叫杨开程,从杨开程的架式和派头来看,戴季陶估计他是当地码头的当家人,颇有些势力的。杨开程酒肉招待了戴季陶,并且告诉戴季陶,枝江是一个小码头,到汉口去要经过沙市大码头,那里当家的是他的结拜兄弟。他们商定第二天起程到沙市,由杨开程的拜把兄弟继续帮助戴季陶。当晚,戴季陶就在杨家住下。

第二天下午一点,宜昌到沙市的轮船靠了枝江,杨开程替戴季陶买好了船票,并送他上船,事情实在是凑巧,戴季陶在船上突然发现他的秘书和那个姓毛的副官从这艘船上岸,戴季陶连忙上岸与他们相见,得知他们是来寻找他的尸首的,双方不由得惊喜交集。

戴季陶投江自杀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为之震惊,国民党人和戴季陶的好友都很伤心,戴夫人、戴公子及孙中山和戴季陶在成都的高堂老母黄太夫人更是悲痛欲绝。当得到戴季陶被救生还的消息后,又惊喜万分,纷纷举杯庆贺。上海《申报》、长沙《大公报》等国内大报也纷纷连续报导了戴季陶投江自尽既而生还的消息。上海一个知名人士听说戴季陶自杀,涕泪交流,悲戚不已,挥泪写下了哭戴季陶的诗几首。不久,得知戴季陶并没有死,而是被人救起,又高兴万分,兴高采烈地将悼诗改成贺诗,这出悲喜剧为时人所传。事后,戴季陶得知,特地将这些悼诗、贺诗全部讨回去,专门装裱成四幅屏条,挂在屋内,以示不忘此事。

戴季陶经过一次短暂的生死考验,情绪大为改观,他很快恢复了以往的精神和状态,谈笑风生,言语间又流露出才智与敏锐来了。反省了他过去的所做所为,认为自己有两个重要的罪过:

其一,“想起当年民权报时代,自己过于鼓吹杀伐的言论来,觉得自己过于离乱的景象,不能不负重大的责任”。

其二,“……当年我们糊糊涂涂把中国人民优点看的太轻,胡乱输入西洋的学说,以为便可以救国救民,不只是太过无识,而且真是罪过。”

特别是回想他在《星期评论》时期曾介绍过马克思主义,并且参加了上海共产党的初期活动,“这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至于一些盲从着几句西洋的共产口号,借来遮盖自己个人性欲食欲的放纵的共产党人,说什么为无产阶级谋幸福,为世界人类造文明,真是一群野兽,竟要把中国民族仅存的一点美德,连平民阶级里面的优美德性也都要破坏干净,造成洪水猛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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