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中共官员被身边“服务”特务残忍杀害?(图)

2019-03-25 02:23 作者: 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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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飞、丁秋生、韦国清、邓子恢、陈毅、唐亮、粟裕、陈士榘、谭震林。
叶飞、丁秋生、韦国清、邓子恢、陈毅、唐亮、粟裕、陈士榘、谭震林。(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一九三二年一月,季振同率部在宜黄起义投共,当时中共委他为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虽然实权操在中共党员赵博生、董振堂的手中,但中共在表面上对他很客气,季振同自己也感到踌躇满志。

可是,在调整第五军团干部的时候,他与赵博生、董振堂的意见发生冲突。因为他主张以原任警卫旅的团长黄宗岳为师长,为赵博生反对,并说他培植私人派系,不顾革命利益,结果将黄宗岳撤去兵权,调总指挥部任副官处长。因此季振同和黄宗岳大有“飞鸟尽,良弓藏”的感触!心怀不满,时有怨言。于是赵博生将这种情况报告上去。中央接到报告,深恐这种情绪会影响到第五军团内部的团结,便立即将季振同、黄宗岳调来瑞金县一个乡村中,名为“读书”,让他有一个研究马克斯学说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机会,其实就是将他们软禁。惟对外行文方面,初期还是用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的名义。这是一九三二年六月的事。

季振同被软禁期间,我曾去看过他一次,他住在一间很整洁的民房里,屋子里有很多共产主义的理论书籍。他的饮食起居都很好。有两个卫士随持在身边,但他的精神却很颓丧!我安慰他说:“有机会读书,是很难得的,将来你一定还要负很重大的责任。”他回答我一个苦笑,笑里隐藏着无限的辛酸和痛苦;别后,我不敢再去看他。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就听说季振同和黄宗岳两人同时被杀害了。

林野是福建龙岩县人,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共党员。红四军在湘南成立时,他在军部任少校参谋,参加革命历史,相当长久。

然而,因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阶级,影响到党对他的信任。当一九二九年朱德率红四军攻陷龙岩时,他的父母被当地农民在暴动时杀害了。当地共干并要求朱德将林野送交地方处置。但朱德不允,并痛斥当地干部。因之,林野仍继续在红军工作。

红十二军在福建成立,林野调任该军参谋长。由于他得罪了阴险诡诈的政治委员谭震林,又被调任红军学校教育长,并种下了他异日惨遭杀害的祸根。

一九三四年冬,红军主力突围时,林野调野战军总司令部任参谋。大军行了两天,因为他的脚部曾受过重伤,行动不便,朱德便要他回中央军区司令部来工作。当他回到瑞金的那天,他的妻子刚由上海大厦大学毕业,由福建跑来江西苏区,和他团聚。久别重逢,两夫妇自然是说不出的喜悦!他俩在瑞金住了三晚,便相偕到江西市中央军区司令部,请示工作。

他到司令部的第二天,谭震林秘密地跑到我的办公室中细声对我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我误会他的意思,以为要林野回福建龙岩工作,便回答他说:“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道:“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我听了不觉打一个寒噤!忙问道:“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的对我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我听了他这席话,心里愤恨极了,像林野这样一个年轻有为的革命同志,并没有显著的错误,为什么要把他杀掉?谭震林的地位虽然比我低,但他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分局长,直接受中央领导;而且他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我知无法阻止他,但心中打算,希望能说服项英,也许能救林野一命。

于是,我找了一个机会去问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过吗?”他很庄重的说:“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我见他口口声声“为了革命利益”,知道项英已被老谭说服,无可挽回。

那时,瞿秋白和阮啸仙同住在附近,我平日和他们私交颇深,尤其是阮啸仙是早年广东农会的委员。为多年的老同志,又同在苏区内工作多时,特别感到亲热。我想若能得到他们两个说话,或者还有希望救救林野。于是我立即跑去找他们,将这件事告诉他们,并说:“若将林野杀了,难免影响一般中央军区司令部同志的情绪。现在要挽救林野,除了你两人之外,没有第三者了。”他们听了以后,互相望了一下,瞿秋白先开口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阮啸仙以后派任赣南军区政治委员),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我听了他们这般说法,只好带着失望的心情告别而去。

就在这天的下午三时,项英通知林野,派他到红军学校去当教育长,并请他们夫妇吃晚饭,林野夫妇听了非常高兴,双双赴约。下午四时正,特务员开上饭来,并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我知道林野大妇吃的是最后一次晚餐,再也没法救他俩了!眼见到这一对恩爱夫妇,饭后便要惨死,而他们却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心好似有万把利刃刺在我的心房,每颗饭粒似是石子一般,无法下咽!我忽然间一想,既救不了林野,也应该救救他这个不幸而无辜的妻子,我便对林野夫妇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十五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坐在一旁的项英和陈毅也知道我的意思,附和着说:“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了!”可是他俩却婉谢了我的好意,他俩那里会知道我的真正用意呢?

结果,林野夫妇便在赴红军学校的中途,遭护送他俩的特务员杀掉了。

事后,那两个杀林野的特务员中,有一个对我说:“走了十里路,那时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后,我们便动手,黄同志(另一特务员)拔出大刀去杀林野,他的妻子见了大叫!双手拖着黄同志不放,林野见状大惊,发足狂奔!我立即赶上前去,举刀便砍,他连忙闪避,给我斩中左肩。他立即回过头来和我拚命。但他左肩受伤,又给我劈中右肩,这时他再想逃走时,我追上去照头一刀,将他的脑袋破开两边,他便倒下了。这时他的妻子已给黄同志结果了。”他说完还笑着说:“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呢?”我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悲愤。有一次我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话剧了。”他带着讽刺口吻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

同样的情形,还有一位红军大学上级干部训练队的李队长,也是在特务员护送途中杀了的。这些事实,红军干部中,很早就互相传告,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即高级干部也感到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但是,逃亡到那里去?周围左右满布着的特务密网,甚至为我铺床叠被,招呼无微不至的特务员,就有一排以上直接受谭震林指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通天特务”,任何行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稍一不慎,我便会踏上李明瑞的覆辙了,所以我唯有忍耐着。

一天,我在批阅各方送来的文件中,知道红七军有十多个同志被撤职,有四个已送到田心墟招待所。由中央军区司令部西江市到田心墟,相距并不很远,我决定去救他们。

我批阅公文后,走出办公室,吩咐特务员快备马。项英含笑问我:“到那里呀!”我故意伸一伸懒腰说:“带久了兵,不惯坐办公桌,好久没有到外边跑了,想到外面跑跑马,松松筋骨。”

项英忙道:“对的对的,你应该到外面去跑了跑,舒畅一下。”他对我素来很好,并时时关怀我的健康,现在同在一起工作,自然更加亲密了。

离开了司令部,我特地用力在马上加了一鞭,飞也似的向田心墟跑去,步行跟随我的四个特务员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到了田心墟,我在这个小市集的街上绕了一个圈子,然后走进一间茶馆,在靠近里面的一张台子,坐下来喝茶。我看见到四个特务员不住的擦汗,便以很体恤的口吻,要他们坐在门口的桌上喝茶。因为门口比较清爽,可以凉一凉,这一来,便将他们遣开在十步以外了。

那个小市集尚有五百多个待处决的“囚犯”,但他们仍不知死期之将至。红七军被撤职的一个营长,见我骑马来了,立即找着另一个营长同来见我。他们见到我如看到久别的家人一样,不住的流着眼泪,问我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工作岗位。我见到这些同患难共生死的老同志,内心痛苦极了,明知他们的生命在十天内要完结,但又不敢将秘密对他们明言;我经过考虑后,望望门口的特务员,见他们不住的在喝茶,并没有注意我们的谈话,我立即扼要而含蓄的轻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你们只有拚命的逃走,再没有第二条路了,注意!不要向其他无关系的人说出来,快些走!”他们领悟我的意思,只说了一声:“谢谢军长!”就走开了。

我付过茶钱,乘着马,缓缓地似游山玩水地返回司令部。第二天晚上接到田心墟招待所报告:“逃了四个第七军的同志。”经过八天的继续追缉,知道他们已沿着山地向安远逃走,幸而他们没有在中途被拦截,所以我教唆他们逃亡的秘密也不致败露。压在心头上的一块大石,这才放了下来。一方面我庆幸自己,同时也为这四位七军同志感到庆幸!因为他们已逃出了死神的魔掌,走上新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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