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中的传统智慧(图)

2019-04-30 06:00 作者: 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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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古代中国王朝崇尚知人善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上古文献《尚书》说:“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也就是说,当所有的贤士英雄都为国家服务的时候,天下万国都会有和平和安宁。

历史上的中国出现了许多求贤若渴的帝王将相。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其中一位。太宗曾令赵国公封德彝推举贤德,但是封德彝久无所举。太宗责问他,封德彝推诿说,不是他不尽心,而是世上已经没有奇才了。太宗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意思是你应当担心自己没有知人之明,而不应该诬称天下无才。封德彝大惭而退。

那么,如何才能鉴别人才呢?其实,远在春秋战国之际,就有人对如何鉴识人才、人品做了系统性的研究。例如《庄子・列御寇》中总结了识人的“九征”:

“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智,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

《庄子》中称这段话是孔子说的。要知道一个人是不是贤才,只要获得了忠诚、尊敬、能力、智慧、守信、仁义、节操、自律和克制力这九种检验的结果,品行不端的人自然就会暴露出来;谁是谦谦君子也会一目了然。

又如《吕氏春秋・论人》则提出了检验人品的“八观六验”:“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持,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

《吕氏春秋》属杂家,《庄子》为道家经典,引述的论人之道却是来自于儒家。虽然它们的方法名目不尽一致,实际上却殊途同归;它们秉承的原则也是高度一致的。儒家对这个原则作出了精炼的总结:“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在个人行为上,则是“温、良、谦、恭、让”。有知人之明并不难:遵守上述道德标准的人,就是君子;经常违反这些道德标准的人,则是小人、坏人,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资治通鉴》是和《史记》齐名的一部中国史书,其中颇收录了一些鉴识人才、人品并作出成功预言的故事。其中智慧,今人仍可借鉴。

辅果

晋国是西周的大诸侯国之一,姬姓。原名唐国,始封君为周武王之子唐叔虞,是周成王的同母弟。因此,西周和东周的天子都把晋国国君当作叔父辈来对待。

古唐国是夏朝的故地,在西周之前就存在,范围大概是现在的山西省。唐叔虞的儿子晋侯燮(音同谢)即位后,把国名改为晋。进入东周之后,晋国国君从献公开始扩张领土,最终占据了今天山西、河北的大部,向西和西北达到内蒙古,向南则扩张到黄河以南的部分地区。

晋献公晚年发生了一件大事:骊姬之乱。献公因此大批屠杀宗室(王室亲属,即公族)的公子。献公死后,其子之间又发生继承人战争,直到晋文公即位才结束。晋公室的力量被削弱了。到春秋中叶,旧公族只剩下栾氏、羊舌氏和祁氏等几家,而晋国的卿大夫之家却逐渐壮大起来,足以和晋国的公族抗衡。

到春秋晚期,晋国的卿大夫之家经过长期兼并,剩下韩氏、赵氏、范氏、魏氏、中行氏、智氏六家,即所谓的六卿。公元前455年,支持和拥戴晋国国君的范氏、中行氏失败后,逃出了晋国。四卿首领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和智宣子将其领土全数瓜分。晋出公不满,想借齐鲁两国军队驱逐四卿,反被四卿合力击败。

后来智宣子成为四卿中力量最强大的一派。他想立儿子智瑶(即智襄子)为继承人。族人智果劝他说:“不如立智宵。智瑶有五长一短,长处包括身材高大、善骑射、才艺佳、能写善辩、坚毅果敢;短处是不仁不义。如果他用他的长处来做恶,无人能够匹敌。如果立智瑶,那么智氏宗族将有灭族的危险。”智宣子不听。智果便向晋国太史请求脱离智氏一族,改姓为辅氏。

两年之后,魏桓子、韩康子和赵襄子在晋阳之战中联手打败智襄子,果然将智氏灭族。只有辅果一宗因为已经改名易姓,免于灾祸。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卿为侯国。这时晋国国君仍然存在,但是已经沦为摆设。这一事件是《资治通鉴》纪事的开端,史称三家分晋。公元前349年,韩、赵两国杀晋静公,分其地,建立近七百年的晋国灭亡。

李克

战国时期的魏国是三家分晋之后的诸侯国之一,疆域包括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魏文侯是魏桓子的继承人,姬姓,魏氏,名斯。他是一代明主,呕心沥血,励精图治,是魏国百年基业的奠基人。

那么魏文侯为什么既有姓又有氏?在先秦时代,姓、氏是完全不同的。简单说,姓是一个家族血亲的共同称谓,而氏则是从封邑、官职等中衍生出来的别称。比如孔子是商汤(商朝的创建者)后裔微子启的后代,因此应该是子姓(从远古时期的好姓演变而来)。其七世祖孔父嘉为躲避迫害逃到鲁国,并以其名字中的“孔”为氏。因此,孔子应为子姓,孔氏。秦汉之际,姓、氏渐渐合二为一,不再区分。

魏文侯听说孔子的高足子夏贤能,便亲自前去聘问。子夏在魏国西河设馆授徒,西河很快成为列国的教育中心之一。他听闻到田子方的大名,便设法网罗至麾下。名士段干木不愿为官,魏文侯到其家访问时竟然逾墙逃跑。但是魏文侯对他的尊敬丝毫不减。每次乘车经过段干木的草庐,魏文侯都要在车上站起来,隔墙致意。

魏文侯礼贤下士,魏国因此人才济济。在任命国相的问题上,竟然出现了难题:选谁好呢?魏文侯问计于李克(有人认为李克就是李悝,但是未有定论)。李克说,平时看一个人所亲近的、富贵时看他所交往的、显赫时看他所推荐的、穷困时看他所不做的和贫贱时看他所不取的,就足够了,何须明言!魏文侯也是心有灵犀,立即会意。

李克出宫之后遇到了另一位魏国的上卿翟璜。翟璜自以为国相非己莫属,听说魏成将拜相,忿然作色。此人非等闲之辈,为魏文侯举荐了多名股肱之臣,不但包括吴起、西门豹、乐羊,连李克的伯乐都是翟璜。按常理说,李克欠翟璜一份人情。

但是李克指出,国事重于一己之私。他说:“我认为国君会选魏成为相,是因为魏成享有千钟的俸禄,十分之九都用在家外,只有十分之一留作家用,所以访得了大名士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国君奉此三人为师;而你所举荐的五人,国君都用为臣。你怎么能和魏成比呢!”

一席话让翟璜如梦初醒。虽然他和魏成都贵为上卿,都忠心辅佐魏文侯,都为魏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魏成的气度、风骨、胸襟和他相比,简直判若云泥。魏成胜于德行,所以立于不败之地。翟璜惶恐不已,向晚辈李克再拜致歉。

在魏文侯治下,魏国政治清明,兵精粮足,锐意进取,是战国初期最早称霸的诸侯国。公元前334年,魏侯进爵为王,即魏惠王。战国末期,魏国国运衰落,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七百余里,南辱于楚。秦始皇帝二十二年,魏亡于秦,国祚共179年。

商鞅

商鞅,姬姓,公孙氏,名鞅,是卫国庶出的贵族子弟。他曾在魏国做小官,不得重用,于是到秦国来求官。他的进身之阶是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秦孝公很赏识他,封他做列侯。其封地在商于,故又称商鞅。

商鞅好刑名之学,主张严刑峻法,动辄杀人以立威。他在秦国拜相之后,制订的法律极其严酷。他曾在渭河边判决犯人,杀人之多以致河水变成血红色。推行新法之后,秦民对新法议论纷纷,认为对民生造成了不便。为了杜绝这种议论,商鞅便以太子犯法为口实,处罚了太子傅公子虔(《通鉴》中未载何种刑罚,但有史书说是割去鼻子),并将太子师公孙贾脸上刺字。公子虔因此闭门不出。推行新法一年之后,又有秦民赞扬新法。商鞅说这些人都是乱法的刁民,把他们全部流放到边塞。

商鞅任秦相十年,积怨日深。他和门客赵良攀谈,自比秦国名相、五羖(音同古)大夫百里奚,没想到被赵良泼了一头冷水。赵良说:“五羖大夫在秦国做国相六七年,先后讨伐了郑国、三次立晋国国君、一次拯救楚国。在任上,他累了不乘车,炎夏不打伞盖。出巡的时候,没有扈从前呼后拥,也没有刀剑护卫。百里奚去世时,秦国男女老少都痛哭。”

“现在再来看你。你掌权后,凌虐公族,残害百姓。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有八年,公孙贾被施以刺面的刑罚。《诗经》中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做这些事不能说是得人。你出行时,甲士前呼后拥,刀剑森森,保卫措施缺了一样,你绝不出门。《尚书》中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做这些事不能说是恃德。你的处境就像朝露一样危险,太阳一出就无影无踪。一旦秦孝公驾崩,新君逮捕你的罪名还会少吗?”商鞅不听。

五个月之后,秦孝公薨,太子即位,即秦惠文王。商鞅迫害过的死对头公子虔上告商鞅谋反。商鞅逃到自己原来曾当小官的魏国,但是魏国人对他恨之入骨,不愿接纳,把这个烫手的山芋送回秦国。商鞅逃回自己的封地,组织门人向北攻打郑国。这时,秦国军队攻来,商鞅被杀,并在死后被处以车裂的极刑。其全家被秦国族灭。

历史课本中,商鞅经常被刻意描绘成一个高大上的正面人物:仿佛没有他,就不会有日后的秦帝国,就不会有中国的统一。但实际上,商鞅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滥杀、滥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选择了一条成本最高、收益率最小的道路。如果商鞅能够以仁义推行新法,秦国的崛起可能会更迅速,中国也可能更早统一。

另外,商鞅的苛法以血腥恐怖的方式治国,而不是用道德教化的方式去争取民心,和中国传统反其道而行之,注定无法长久。终究有一天,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秦帝国建立十四年便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从这个意义上讲,商鞅不是秦国的功臣,而是秦朝只经历两世便武极而亡的罪魁祸首。

结语

元人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此说并不为过。

《通鉴》就是这样一部清史。对于忠臣、能吏、孝悌、贤妇,虽其人微渺,司马光从各种史料中发掘他们的事迹。文死谏,武死战,父严母慈,兄友弟恭,让读者肃然起敬,叹为观止。对于奸佞、乱臣、酷吏、禄蠹,司马光则秉笔直书。其指鹿为马、祸国殃民、荼毒生灵、倾覆社稷,凡之种种,让读者不禁扼腕叹息,扪心自省。《通鉴》所要弘扬的正是华夏民族五千年以来的文明传统,正是“仁、义、礼、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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