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港湾——香港 大逃港与港人港警(组图)


962年5月拍摄的照片显示中国难民在香港排队吃饭。在“大跃进”中国政策造成的饥荒期间,有140,000至200,000人在香港非法入境。
1962年5月拍摄的照片显示中国难民在香港排队吃饭。在“大跃进”中国政策造成的饥荒期间,有140,000至200,000人在香港非法入境。(-/AFP/Getty Images)

当年的香港,是大陆人的港湾,大陆人曾有过数次大逃港行动,那年那月,港人港警,以及当年的香港政府是怎样的模样呢?

酒店的开业庆典 总经理致辞嚎啕大哭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都要从一家酒店的开业庆典说起。

1987年,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其总经理邀请深圳特区报派记者出席。这个任务落到了刚刚到报社工作的陈秉安身上。

庆典的开头很寻常,可到了主人致辞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台上的总经理,在念了一半欢迎词后,居然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起来。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他稍微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

“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不瞒大家。”他擦去眼泪,说道,“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就像台下的许多人一样,刚刚辞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来深圳“闯天下”的陈秉安,并不清楚在这片土地上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他赶紧询问一个在场的当地居民,才得知,“原来这个老板,是逃港过去的呀。”

“逃港?什么是逃港?”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总经理的身上,在这座看起来热火朝天的城市背后,似乎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倒在河里 却没有一点办法

不久之后,类似的事情又一次发生。

陈秉安去一家港资工厂采访,邱姓厂主在接受完采访后,突然把他拉到了一个无人之处,问道:“有一段发生在我身上的历史,你敢写吗?敢的话,请你跟我来。”

好奇的陈秉安,坐上了这个厂主的汽车。公路崎岖蜿蜒,进入深圳东部的闸门山。两人在一处河岸边下了车,河对岸便是香港。厂主指着对面的一处小树林说:“请你仔细看。”

陈秉安顺着对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树林的边上,有一丘小小的坟墓。

“那是我的哥哥。”这个厂主的眼睛里,突然蒙上了一层白花花的东西。

在随后的聊天儿中,陈秉安才知道,20多年前,邱姓厂主和哥哥一起从这个地方逃往香港,途中遭遇边防部队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枪,他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倒在河里,却没有一点办法。

后来,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业,还把厂子设到了深圳。在来内地之前,他在河的那边堆了一座空坟,立了一块墓碑。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对我个人,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民族,都是一笔财富。”

深圳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一个新职业——“拉尸行”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途上和山里。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一个从台湾飘来的气球

陈秉安曾经采访过一个民兵队长,他逃港的原因,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

这个民兵队长在山里发现了一个从台湾飘来的气球,气球下方的篮子里,有许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个年代,广东一带经常发现这样的气球。这个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实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来。

几天后,他穿着白背心参加了一场篮球赛。围观的人们发现,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湿之后,背上出现了“反攻大陆”的字样。结果,这个原本“根正苗红”的农民,被打成了“美蒋特务”,受到严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当年的香港警察 当年的香港市民

1962年5月拍摄的照片,显示中国难民在香港的临时避难所。
1962年5月拍摄的照片,显示中国难民在香港的临时避难所。(-/AFP/Getty Images)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逃港者们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

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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