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史上最大机密 抗日灯塔实为“魔花”王国(图)

原标题:《颠倒民国》书摘:延安不是抗日灯塔,而是鸦片王国

2019-07-17 07:03 作者: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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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罂粟花看似美丽,却有无比邪恶的内在,正如曾疯狂靠它赚钱的共产党。(图片来源:公有领域/Pixabay/CC0)

【看中国2019年7月16日讯】红太阳下的罂粟花:中共历史上的最大机密

在中国,凡是经历过文革的长者,都知道毛泽东的“老三篇”,那个年代所有人都必须背诵这三篇文章。一篇是赞扬神话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赞扬国际主义战士的〈纪念白求恩〉,还有一篇是赞扬一个士兵的〈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提到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他“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重于泰山。

然而,张思德并不像《毛泽东选集》注释说明的那样,在烧炭时因塌窑而死,而是在被派到一处大烟(鸦片)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烟窑崩塌而被活埋。为什么这种事要让中央警卫团的人去干?不难理解,加工大烟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必须安排十分可靠、“党性强”、“纪律性强”的人去干。事实上,除了张思德,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烧烟英雄居然被立作楷模,让全国人民学习数十年,这就是中国历史被谎言充斥的典型例证。

中共在延安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抗日,而是种植、制作和输出鸦片。西北没有日本军队的踪迹,被国民党军队一路追击逃到西北的共产党,所宣扬的“北上抗日”,明显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谎话,至于有没有人相信,共产党已不在乎了。而且,共产党早已派出潘汉年等人与日本谈判达成“互不侵犯”之协议,1941年之后,日本从未向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发动过一次大规模作战。

日本的飞机频频轰炸浓雾缭绕、视线模糊的重庆,偏偏就是不去轰炸晴空万里、毫无遮掩的延安。难怪战后的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来访日本客人时表示:“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

从南京溃败到豫湘桂溃败,国军在抗日战场上屡战屡败,但毕竟在苦撑待变;与国军相比,共军则如毛泽东所说,“三分反日,七分反蒋”──其实,连“三分反日”都是假的,那“三分”功夫,被用到栽种、制作和买卖鸦片上。

关于延安政权种植、制作和销售鸦片的这个“中共历史上的最大机密”,早已有很多学者做过研究。但由于中共封锁乃至销毁了大量档案资料,使得研究难有突破,直到学者高龙在山西省忻州地区,见到一批当年共产党在晋西北种植鸦片的原始档案,才让世人看到冰山一角:据拥有这批档案的人士介绍,这批档案从忻州某县档案馆流出,以“卖废纸的价格”卖给文物贩子。该人士花高价从文物贩子手中购得这批档案,并妥善保管。

根据档案所在地和内容,研究者将这批档案初步命名为“忻州鸦片档案”。“忻州鸦片档案”的纸张都已泛黄,但里面的毛笔字工整,讯息量大。“忻州鸦片档案”数量达两百多件,内容涉及晋西北鸦片种植、收割、运送、税制等每个环节,全方位勾勒了1940年代共产党统治地区的鸦片经济。“忻州鸦片档案”的面世,将“解放区”鸦片经济这一重大疑案铁板钉钉,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全新的文献支撑。以这些档案为基础,高龙写出〈红太阳下的罂粟花:1940年代边区鸦片经济〉一文。

这篇文章提及,“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腰庄烟亩税册》,详细记录了腰庄农户的鸦片种植情况。根据《腰庄烟亩税册》,种鸦片的农户成员多数为贫农,少数为中农,中共只将此“肥缺”赐予值得信赖的阶级。档案显示,中共的鸦片统购政策是冷酷无情的。农户种鸦片有具体的任务,属于“政治摊派”。如果无法完成任务,农户得自己拿钱买鸦片,然后再上缴。

丰收季节,农户去烟站出售鸦片,之后换回等价货物,沿途设有严格的稽查岗位,需要有许可证才能放行。“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三十六年交换许可证放行》。这件档案的日期是“中华民国36年9月25日”,即1947年9月25日。这份文件写着,“兹有宁武县第四区谢家坪村李喜牛、李金牛等五人携带药品36两到县上带换回等价货物,换布及衣服牲畜,业经批准发给许可证明,希沿途放行,此照。又给安满苍收执。县长王子仁、税务局长张一心”。

与以往研究者遇到的“特产”、“特货”等词汇不同,“忻州鸦片档案”直接出现“大烟”字样。其中有一件档案《烟站致赵应堂烟布价》,文字为:“赵应堂同志:祝您好吧。大烟已收下,毛重29.6两,皮重13.8两,净重15.8两,6个烟,共25万8,00元……请照数查收为荷。烟站侯成明启(1948年)4月30日。”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当局用其他隐晦的名称代指鸦片。“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该档案详细的描述了1947年山西省临武县统购鸦片的事情。在档案中,鸦片被隐晦的称为“药材”。

中共的教科书对西方帝国主义发动所谓的鸦片战争口诛笔伐,并标榜中共建政后消灭鸦片的丰功伟业,却深深掩埋了中共割据政权以鸦片为经济支柱、靠鸦片度过难关的历史真相。“忻州鸦片档案”堪称“铁证如山”,比任何出土文物都更具震撼性,再次证实了一个道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凡走过之处,必留下痕迹;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出来混,总要还的。

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眼中的“鸦片王国”

最早公开披露延安鸦片经济秘密的,是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特派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弗氏于1927年加入苏共,1931年应征入伍。他退伍后进入莫斯科纳列曼诺夫东方研究院,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在派驻延安的数年间,他写下大量日记,1973年以《中国特区:1942─1945》的书名在苏联出版。

“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做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

当时,中苏已翻脸,苏联出版此书是为了攻击中共,但书中内容并无伪造。后来,中国将中文译本作为“黑皮书”(内部读物)出版,在译者说明中指责,“苏联领导集团出于反华需要,对日记原稿做了‘编纂’和‘删节’”,却不敢指出究竟有哪些“不实之处”。

弗氏在书中对毛泽东、康生和周恩来等人的评价极为负面,并栩栩如生描述了“延安整风”期间的恐怖气氛。他写道:“中共领导人不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纪律,使大家围绕着一个伟大的目标团结起来,而是在恐怖的基础上向人们灌输盲目的奴隶主义。延安的整个气氛就是恐惧,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对此,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一篇书评中指出: “曾在史达林统治下生活过的苏联人在毛泽东统治下的延安,居然产生了‘除了恐惧,还是恐惧’的感觉,可见毛泽东的残忍和卑鄙远甚于史达林。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史达林整肃政治对手的主要手段是秘密清洗的肉体灭绝,而毛泽东的主要手段不仅是肉体灭绝,还是发动群众运动的灵魂清洗和人格羞辱。所以,这位苏联人才会对这种大规模群众运动式的整人感到恐惧。”

弗氏在其日记中对鸦片问题有详尽记载。1942年8月2日,毛泽东邀请弗氏、尤任等苏联记者到其驻地去,教苏联客人打麻将。那时,毛急需苏联的经济和武器援助,故而对苏联客人竭尽笼络之能事。在打麻将时,尤任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的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没有吭声。一旁的邓发(中共特务头子之一)代毛回答:

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1943年1月29日,弗氏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区出现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它们都在尽可能的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在120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

从弗氏的日记来看,鸦片的种植地区除了陕北外,晋西北也是很重要的产区,主要是因为这些根据地比较偏僻,日本人和国民党很少来打扰,便于进行秘密、成规模的生产。

1943年9月22日,弗氏记载,中共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时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所以毛让苏联客人向苏联当局传话解释,并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依据。

任弼时如此转述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任弼时告诉弗氏,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贺龙的120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近期中共中央又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贸易的命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运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

任弼时指点弗氏,使之能“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鸦片政策”。弗氏说,他会把这个情况告诉“小组同志”并汇报给莫斯科。

1943年12月19日,弗氏又在日记中提到:“不管怎么样封锁,特区同国民党各省甚至还同日本占领区进行着活跃的贸易。从特区运出盐、羊毛、家畜,近年来还有数量不断增加的鸦片。”

毛泽东“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日本记者波多野干一在1941年写过《赤色中国的究明》一书,其第六卷为《延安水浒传》,曾作为“必读文件”在侵华日军中发行。他以一百单八将的顺序,排列毛泽东(呼保义)所部诸将,并有简要的人物介绍,给日军指挥官当参考。在日本人眼里,以延安为中心、纵横二十余县,人口250万的“陕甘宁边区”约等于“红色梁山泊”。其实,毛泽东等虽被国民党以“匪”称呼,但其格局岂是宋江一伙可比?水泊梁山连个压寨夫人都没有,天罡、地煞,兄弟相称,喝酒、吃肉,平均主义。陕甘宁边区则制度罗列、等级森严──党政军分系列、按部门,相当完整、俨然国中之国。

毛泽东是包括鸦片经济在内的共产党所有重大事务的最高决策者。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同意和支持,延安不可能变成鸦片王国。

当时,负责财经政策的是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中共是否大规模栽种和贩卖鸦片一事,曾发生激烈争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前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和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都赞成,而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谢觉哉和西北局书记高岗则强烈反对。1942年初,林、谢、高三人更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剖析鸦片经济的利害得失,要求万万不能让边区罂粟遍地。

中共夺取政权之前,党内还存有少许发表不同意见的空间和可能。毛、朱、任、李等人代表着党内主流派的观点,他们是冷酷的现实主义者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惜采取一切非常手段;林、谢、高则代表党内少数派的观点,他们多少还有些道德原则,有些儒家仁政的想法,故而不齿于“革命理想”被邪恶的鸦片所玷污。

后来,谢觉哉无可奈何接受鸦片合法化的现实,但私下多次表示不满。谢在日记中把鸦片隐讳的称为“特货”、“某物”、“某货”──“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渡不过难关)──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截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

为了堵住林、谢、高之嘴,毛泽东特别召见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与之商量对策。

南汉宸早在1926年即秘密加入中共,是长期潜伏在冯玉祥、杨虎城部的中共间谍。南汉宸做过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释放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大批共产党囚犯。国民政府通缉南汉宸,杨虎城安排其秘密逃亡。后来,南汉宸来到中共统治区。1941年,国民政府停止给延安发军饷,中共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陷入困境。毛泽东在其住处枣园召见南汉宸,要他担任边区财政厅长,解决穿衣等问题,要求他做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

然而,南汉宸再善于理财,也不可能无中生有。南氏焦头烂额,心生一计,特别向毛汇报说,渡过财政难关的所有栈道都已被全部堵死,“只剩下暗渡陈仓一条小路了,不走陈仓小路,我们就都得憋死、困死、饿死”。毛迅速回答,既然情势如此严重,“难道我们不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吗?”毛熟读史书,对南氏的建议心领神会。

毛告诉南氏,中共只有三条路可走:饿死、散伙和赚钱。赚不到钱,买不到边区所需的粮食和物质,便只好饿死;要不然就散伙不干。若不想走这两条路,就只好老老实实的赚钱。赚钱没有别的办法,唯一办法就是栽植和贩卖鸦片。延安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人民极为贫穷,蒋介石将其当作兵书上的“死地”,却不料毛以鸦片经济绝处逢生。毛同意发展鸦片经济,只是在执行层面需要有一些配套方法,并竭力掩人耳目。对此,台湾历史学者陈永发分析:

本来两计一明一暗,一虚一实;毛泽东则强调双管齐下,阴阳互济:一方面同意暗渡陈仓,即暗中种植和贩卖鸦片;另一方面坚持明修栈道,亦即号召大生产运动。在毛泽东看来,组织和动员干部生产,既可以解决部分财政危机,也可以起到以“合法”掩护“非法”的作用;也就是说,台面上的明修栈道可以掩护台面下的暗渡陈仓。暗渡陈仓与明修栈道,乃左右两个拳头,更是飞鸟的双翼,相辅相成,不可缺一;暗渡陈仓固然核心重要,但如果不益以明修栈道,也容易为外界侦知,最终不可能单独达到目的。

毛是权谋大师,一旦做出决定,立即动用权力运作。鸦片经济要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通过,就要将这个部门改组。原先,该委员会有九名成员,林伯渠是唯一的中央委员。既然林在其中地位最高,而林反对鸦片经济,对其他人影响颇大。于是,毛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作出全面改组。

毛不动林伯渠和李富春的位置,以免引起太大反弹;而是让其他七名成员全部去职,另由朱德、任弼时、高岗等加入。两个月后,毛又让财政厅长南汉宸加入。就这样,透过这些关键的人事变动,毛可以完全控制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决策,林伯渠被孤立和边缘化,其反对意见在该委员会无法得到多数支持。

194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一次由南汉宸报告财经状况的会议。作家萧军虽不是党员和高干,也应邀前去旁听。他在日记中记载:“听了财政厅长报告边区经济状况,甚至制作鸦片烟膏,我听了很难过。‘为了钱,除开我个人没有去抢人去以外,几乎什么方法全做过了!’他说。”萧军在日记中发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感叹:“革命的花朵是从最卑污的粪壤里开出来的。”

有了毛的支持,南汉宸放开手脚,依靠经营“土特产”筹措钱财,用“土特产”从国民党统治地区交换过边区必不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1942年,鸦片贸易所得占边区全年岁入的40%。以边区的货物输出而论,1943年鸦片占出口总值的46%,1944年占71%,1945年更升高到79%(40亿元币券)。

南汉宸因扭转边区财政状况,“功”不可没,得到毛的器重。中共建政后,南汉宸因有此救党大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有一次,毛的夫人江青见到南汉宸的夫人王友兰,曾拍着她的肩膀,竖起大拇指说:“你的爱人真行,毛主席夸奖他,说他是这个!”不过,这种夸奖并没有让南汉宸得以善终。

文革开始后,南汉宸受到残酷迫害。他的间谍生涯被控为“里通外国”,他受命经毛泽东拍板主持鸦片经营,被说成是“大烟贩子”。从1966年夏天起,72岁的南汉宸持续受到造反派的辱骂和殴打。1967年1月27日夜晚,不堪折磨的南汉宸写信给中共中央,讲述自己不堪忍受“叛徒”之污蔑,在请求党的“谅解”之后,于家中服安眠药自尽。

执行毛泽东鸦片政策的,大都是冷酷无耻之徒,“渣滓中的渣滓”。比如,晋西北贸易局局长兼银行行长牛荫冠负责鸦片统购统销,早在清华大学当学生时就已加入共产党。其父亲牛友兰是晚清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晋西北的首富,将大部分家产都捐给共产党,共产党仍不放过这个“大地主”。

1947年,晋绥地区土改时,61岁的牛友兰被反绑着双手,跪在主席台上。斗争会进入高潮时,两个农民按住他的头,将一根铁丝残忍的穿进他的鼻孔,又强迫牛荫冠牵着连着铁丝的绳子,甚至还用烧红的铁锹烙在牛友兰的背上,鲁顺民在〈这一腔心事说与谁〉一文中描述:“牛荫冠牵着牛友兰的鼻子开步走的时候,会场上像哑了一样出现短暂的寂静,父子俩没走多远,群众中有人打抱不平,当场把牛友兰的手铐和脚链捣掉,大会在一片混乱中不得不宣告结束。”

次日,牛友兰死在关押他的窑洞中。虽然父亲惨死,牛荫冠既上了贼船,仍铁心跟着共产党走。牛氏为薄一波之下属,后来担任中共江苏省副书记、省委常委、沈阳飞机厂厂长,主持研制(实际上是仿冒俄国战机)中共第一代歼击机。

支持和实施鸦片贸易者下场悲惨,反对者更是如此。林伯渠因反对鸦片贸易,被逐出最高决策层,从此只担任一些名誉性职务。林伯渠于1960年病逝之后,其妻子朱明因写揭发江青的匿名信而被定为“18号案件”,次年自杀身亡。

实施鸦片经济和反对鸦片经济的人,最终殊途同归──成为革命绞肉机中的肉屑。

朱德、贺龙和王震都是鸦片贩子

1941年,中共下达鸦片种植令,辖区农民每户栽种五至十亩鸦片。对外销售,对内禁烟,是中共发展鸦片经济的方针。1941年底,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局,之后改为禁烟督察处,查出辖区内吸食鸦片的民众。

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两地气候适合种植鸦片,在清代、民国都有种植鸦片的历史。在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农户收割鸦片之后并不能自由销售,而是由政府设立烟站统购。边区政府收购鸦片后,在新华化学工厂等处将其加工成熟鸦片,之后售往国统区或日伪占领区。

在中共鸦片种植和贸易中,军队参与是典型特征。中共军头朱德、贺龙、王震等都是主事者。

朱德早在云南任宪兵司令兼昆明警察厅长期间,就致力于走私鸦片赚钱。国民党将领李文彬当过朱德的部下,晚年在台湾接受口述史访问时指出:“朱德喜抽大烟,做鸦片买卖,当我住阿迷县时,朱曾来信要我派人护送鸦片至河口,因系老长官,无法推阻;而河口瘴气甚重,兵士有三人病死。”延安时代,朱德名义上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大权在握,重拾老本行,自不在话下。

贺龙更是积极支持部下的鸦片生意,当军方与地方政府就此发生利益冲突时,他每次都拚命护短。因为他性情凶暴,地方政府通常敢怒而不敢言。1942年8月24日下午,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率领禁烟督察队到绥德义和镇“督征特产兼查缉私货”,“区政府即向督察队报告,说龙国华在义和镇私贩烟土”。龙国华为留守兵团供给部管理科长,当时督察队在其住处(出差住处)搜出鸦片30两。

龙国华态度强横,拒绝接受检查,与督察队相持不下,先谩骂进而相互殴打。事后,龙国华在给贺龙等兵团领导递交的报告中说,督察队“以残酷手段对待革命同志,实有违党中央之政策”。贺龙出面为之脱罪,此事遂不了了之。

王震的359旅,在南泥湾最大的功劳,不是种植农作物而是种植鸦片。为了种植鸦片,部队透过“管理处”,特别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几千亩川地都是种鸦片的上等田地,如果没有总司令朱德的明确指示,很难想像359旅旅长王震敢擅自在开垦南泥湾的同时,如此大规模涉足鸦片种植。该部队不仅在1942年“自产特产”,其后数年中也一直在贩卖鸦片。359旅所属大光商店因贩卖鸦片还与子长县政府发生纠纷,把边区军队、政府最高领导都牵扯进去。

王震飞扬跋扈,地方政府对359旅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萧军在日记中记载,延安召开第一次文艺座谈会次日,萧军见到王震,王震向其诉说如何自力更生,用“烟土”换老牛吃肉,改善部队伙食。萧军“不免感动”,并对这个铁路烧火工人出身的高级军官刮目相看,大赞其“聪明过人、切实有为”。

数年后,王震奉命镇守新疆,仿效左宗棠的铁血手腕,大肆屠杀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再数年后(1989年),王震力主屠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太平”这句话就出于王震之口。从贩卖鸦片到杀人,仅一步之遥。

文革之后,王震成为国家副主席、“八大元老”之一,其子女垄断中共的军火贸易,各个富可敌国。父辈贩卖鸦片,后人贩卖军火,中共的红色家族真可谓是“江山代有才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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