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五座劳教营 夹边沟只是“之一”(上)(图)

2019-12-07 09:46 作者: 袁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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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五座劳教营,夹边沟只是“之一”。
消逝的五座劳教营,夹边沟只是“之一”。(网络图片)

2013年4月,山东曲阜一幢底层的教师宿舍楼里,八十三岁的张元勋没有等来劳教营的最后关闭。在和存世56年的劳教制度的年龄竞走中,这位当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右派学生”倒在了终点线前面。

这也是诸多“坏分子”和所谓“社会渣滓”的命运。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他们的命运被一项法外的刑罚莫名主宰,身入劳教营,甚至成为终身居民。在大饥荒和随后的政治碾磨与生存剥夺中,无从计算的生命和姓名逝去了,和遍地丛生的劳教营一同隐匿。

这些劳教营曾经显赫一时,血统延绵至今,却大多隐藏在档案和卷宗的尘霾中。近年来,随着当事人回忆和有心人的发掘,中国“格拉古群岛”(注:右派语,倒用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岛》名)轮廓逐渐浮现,尤以夹边沟农场为著名,余者仍影影幢幢,无从清晰勾勒。这些劳教营大多和劳改营混在一起,更为它们的身世蒙上了面纱。

近年来,笔者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幸存者,分别来自当年显赫一时的几座劳教农场:夹边沟、兴凯湖、峨边沙坪、青海湖、清河茶淀。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参照文献史志资料,笔者试图粗略勾勒“反右”至“文革”年代中国五大劳教营的轮廓,为劳教制度的深长背影添加可感触的人生注脚。

夹边沟

西安古城墙南门外不远的一座居民楼里,八十四岁的司继才用钢笔和纸质的笔记本写着厚厚的回忆录。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活过了很多东西:活过了夹边沟农场终结一切的死亡,活过了右派平反,也活到了劳教废除。但生与死的竞走并未结束,他想在生前完成的百万字三步曲回忆录,刚刚写到通向夹边沟的入口。

使他无法放手的是手头的证物:一本当年在夹边沟亲笔写下的日记。这本日记的唯一主题是饥饿和死亡。在这本被岁月翻阅得几乎风化的黑色笔记上,密麻麻的陈年字迹中,笔者看到了有史以来饥饿和死亡联系得最紧密的记载:煮食人肉。

埋人回来的司继才,路上闻到一股肉香,“又带着一种腥味,和说不清楚的什么味。”循味而去,两个犯人在锅里煮肉吃,还招呼司继才同享。日记记载,肉黑乎乎的,皮又有些发白。司继才奇怪哪里来的肉,忽然想到是人,顿时感到恶心。身为小组长的司继才向管教报告后,吃人肉者得到惩戒,但饥饿和死亡不会由此停止。

或许由于含有禁忌,笔记中的记载很简单,司继才也不愿意轻易示人。但他毕竟记下了这个场景,并保留到眼下。这或许是从夹边沟保存下来的唯一一本日志,和罕有的食人一手记录。

在笔记和司继才的记忆中,有大量夹边沟死难者的记录。譬如一个在土窑上写下“坐以待毙”而后真地坐着死去的人,一个为了虚幻的“改造好了可以回家”的宣传活活累死的青年,手里攥着家信;一个前来探亲目睹丈夫被捆绑致死随即自杀的妇女……这些记忆的一部分收入了杨显惠着的《夹边沟纪事》中,夹边沟因此开始为人熟知,成为最著名的劳教死亡营。

在当时的中国劳教版图上,夹边沟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农场,三千人左右的规模不算太大,即使在甘肃也远非受人注目。特别的是,这3000来名劳教分子绝大多数是右派知识份子,包括傅作义的弟弟、留美博士傅作恭等人,大部分又在三年饥荒中饿死,幸存者只是零头。右派的帽子没有夺走幸存者的叙述能力,围绕这个小地名,集中产生了数种文献,《夹边沟纪事》之外,尚有美学家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何凤鸣《经历——我的1957》和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王吉泰的《大祭灵》、赵旭的访谈录以及导演王兵的《夹边沟》电影等,形成“夹边沟现象”。杨继绳以描写三年大饥荒为题材的《墓碑》也涉及到夹边沟。这或许是冥冥中的天命对于中国劳教记忆的特殊馈赠。

1957年6月,夹边沟劳教农场开办,由劳改农场转身而来;1961年底,夹边沟农场因为死亡太多被关闭,以后被部队接管。在短命的历史中,夹边沟体现了一个劳教营的全部特性,并发挥到极致:沉重而荒谬的强迫劳动,早已超出所谓“自食其力”的层次;严酷的人身剥夺和暴力镇压,与真正的监狱并无两样,劳改局下设劳教处,劳教犯和劳改犯人混同关押,管教可以为了偷一个萝卜虐死犯人;不毛之地的生存环境,住在戈壁地窝子里,不仅无法脱逃,甚至离开劳教营只有死亡,以致出现高尔泰书中记载的“自由人追赶监狱”;“教养”宗旨的欺骗性,所谓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意味着没有限定的刑期,后果更是赤裸裸的饥饿和死亡。

根据司继才的讲述,夹边沟死尸成堆的被发现,并非出自上级有意调查,而是内务部长钱瑛司机的一次迷路。据说,当时场长还想把钱瑛等人捆起来,可见素日之骄横。解救了夹边沟幸存者的钱瑛,文革中被关入了秦城监狱,在监狱医院患癌症去世。

今天的夹边沟,右派尸骨已为亘古风沙湮没,多数变成了医学院的实习标本。司继才的笔记本,也没有机会进入反右或大饥荒博物馆。但国人毕竟知道了这个不起眼却惊心动魄的小小地名。

兴凯湖

1959年4月,北大数学系的右派份子陈奉孝和几千名劳改、劳教男女犯人一起,从北京被转移到中苏边境黑龙江密山县的兴凯湖农场。这是北京市公安局新添的劳教营,和劳改农场合二为一。陈奉孝本人是判刑的犯人,但北大物理系判处劳教的谭天荣和他同批押送。

押送途中大雨如注,全体犯人逗留于密山剧院看电影,期间发生了反革命密谋叛乱事件,数名犯人被判处死刑。陈奉孝幸免牵连。

根据姚小平在《老照片》杂志撰文,由于地近苏联,兴凯湖有条特殊规定:越狱的犯人被抓获,可以就地处决。几名试图通过冬天结冰的湖面逃亡苏联的囚徒,遭此厄运。

兴凯湖农场是一片沼泽地,要靠犯人排涝造田,种粮自给,劳动量惊人,一个中队二百多犯人要种近一万亩水田。冬天则要顶着“烟泡”造渠修路,用赤脚踩碎水田上结的冰,搅拌冻土。劳动的强度,同处密山县的云山畜牧场发生的“夺命大豆事件”可为一证:由于在饥饿和秋雨中连夜抢收大豆,一夜之间有7人活活累死。

到处是沼泽和漂浮的草甸子,割乌拉草的犯人们不小心就会遭遇灭顶之灾。犯人住的是和夹边沟类似的地窝子,冬天的“烟炮”会把住处全部埋住,夏天的小咬则可以叮死人,一个跟管教顶撞的犯人被脱光了绑起来喂蚊子,三天后就死去。谭天荣先后关过兴凯湖、清河和团河三个农场,在他记忆中,最苦的是兴凯湖农场。

三年饥荒时期,兴凯湖和夹边沟一样大量饿死人。跟陈奉孝一起分到四分场一中队的75名犯人,到1967年农场解散时活下来的只有29名,绝大多数死于饥荒。陈奉孝尽力记住了24个死者的名字。一个饥饿的犯人甚至捞住陈奉孝刚拉出尚未落地的大便塞入嘴里。一次陈奉孝和另一人抬死尸去埋,挖坑时发现冻土下已经埋了一名死尸,索性两人合葬。兴凯湖埋葬死者的坟地之一叫太阳岗,似乎这些劳教分子真是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遇难的。

2002年,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一份《右派份子死亡情况调查表》,总共94名死亡右派中,有5名来自偏远的兴凯湖,其中包括了中央实验歌剧院教员和“民建”北京分会副会长。这5人都死于饥荒真正发生之前的1958和1959年。至于饥荒中兴凯湖死去的劳教者,并无文献记载。值得一提的是,李锐、丁玲和作家从维熙也曾经在兴凯湖下放劳动过。

在兴凯湖农场,有两样著名的发明:石棺小号和“三两八”。前者是用于惩罚违规犯人的禁闭室,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不透光线,形似一具石棺。陈奉孝在其中关押了三个月。后者是饥荒时期北京市狱政的“科学发明”,让关小号的犯人一天吃三两八玉米窝头或稀饭,据说是一位法医研究出来:一个人只要不干活,躺着不动,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两八”。据说有犯人如此被关小号一年多,竟然没有饿死,足见此研究成果之“科学”。但科学仍旧难免误差,北京大学物理系右派刘奇弟,因替胡风鸣冤被判刑关押到兴凯湖,1961年在小号中冻馁而死。

《北京市监狱劳教志》记载,兴凯湖农场是北京市劳改劳教局下辖的超大型农场,全场水陆面积13万多公顷,同时管理劳改、劳教和所谓留场就业人员。到1966年因与苏联交恶、防范战备风险移交地方时,前后共关押犯人14729人,劳教人员5635名,还有留场就业人员(所谓“二劳改”和“二劳教”)近15000名。如此规模和人数,只有清河农场堪与匹敌。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的领地可以延伸至遥远的中苏边境,也可见专政力量之无远弗届。整个密山县,密麻麻布满了劳改和劳教农场,成了一片由地主、反革命分子、右派和知青的血汗逐次浸润的土地,直到今天仍然生活着不少当年的“留场就业”人员后代。

陈奉孝刑满后“留场就业”,文革后回到了山东老家潍坊。2010年笔者见到他时,他的腿上还保留着当年“坐老虎凳”硌下的铜钱大小的疤痕。他在兴凯湖农场的同伴谭天荣,则在青岛的一处两居室宿舍中孤身度过晚年。20来年的劳教和“二劳教”生涯,完全夺去了他年轻时的物理学天才和“学生领袖”(毛泽东语)风采,以及爱情和婚姻幸福,但并没有抽掉他衰老皮肤下的硬骨头。

清河茶淀

去世之前,张元勋一直在用一根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一本叫《河岸》的回忆录,记录他在清河农场的经历。

清河茶淀农场,并非如它的名字寓意的田园。由于僻处渤海之滨,有着半岛的特殊地形,又因盐碱地改良的需要,早在解放之初,它就成了北京市处置抓获的“敌特分子”的中心。1957年下半年开始接收劳教人员,到第二年末已劳教6400余人,在全北京市劳动营系统最多。1983年清河茶淀农场劳教部门撤销,现仍为北京最大的劳改农场。

张元勋1957年来到清河,这里不通车,半岛入口驻扎部队,农场里岗楼铁丝网交织。张元勋所在的劳动营条件简陋,就在营房周围栽上一些电线杆,拉上8号铁丝电线,圈出几亩地。人粘在网上,电网并不停止运作,有时清早起来,看到电网上有人,大都是晚上想不通的触网自杀者。亲历者杜高根据公安部内部档案记载,清华大学学生右派郭道宏,“不忍饥饿,企图逃跑,爬电网触电死亡,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

劳教犯人中长年展开斗争批判。张元勋的难友文怀沙,经常被小流氓打耳光。前文提到的谭天荣在清河也挨过耳光。文革中遇罗勉前往探望被劳教的姐姐遇罗锦,亲眼目睹一犯人劝说同伴勿唱样板戏词“不怕牢底来坐穿”,恐怕被人当做是影射,全体犯人立即厉声斥为反动、“攻击样板戏”,“像疯狗一样互相撕咬”,遇罗勉对专政下的人性恶感到震惊。告密揭发成为流行风气,稍微顶撞管教就会上手铐。毛泽东逝世时气氛更紧张,所有管教人员都荷枪实弹。

长年监禁,犯人的性需求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张元勋回忆,一些因流氓罪名被劳教的女青年精神失常,裸体隔着铁丝网对异性看守高呼“来操我吧”,为此不得不把看守换成女性。张元勋同队的一个小青年因为长得清秀,成为多角同性恋的中心,受到开会批斗。最离奇的一件事是,劳动队养的一条母猪半夜里被人强奸,犯科者被当场抓获,母猪杀掉无人吃肉。文革之后,犯事的劳教人员结了婚,与张元勋邻居,沉迷于拉二胡。性压抑导致兽交现象,在劳教人员中并非孤例。

1960年开始,大饥荒不例外地扫荡了这里。犯人一月的伙食直降为6斤棒子面,鲜草铡碎了煮熟,搀和棒子面做黏合剂,和猪食没有区别。和夹边沟一样,劳教犯成堆死去。一天早上张元勋醒来,邻铺的犯人已经无声地死在被窝里。劳动队的厕所在院子里,有时早上起床,院里倒着七八具死尸,是半夜去上厕所一头栽倒的人。

浮肿到膝盖的张元勋也担任了埋尸任务,搭档是一位神父。埋尸的地点在一处河岸堤坝,正是他回忆录名字的来源。饿死的人或浮肿或干瘦,体重变得很轻,“和一只鸡差不多”。幸运的是,他们或许能得到神父的祈祷。张元勋说,河岸上埋葬的饿殍大约有上千人,写出来是一部现成的《悲惨世界》。可惜由于身患多种癌症,他没来得及实现这个愿望。

2002年姚小平在潘家园发现的《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表》中,全部94人中有84名来自清河农场,其中绝大多数死于1960和1961年,除了高校学生,更有许多中央部委的干部,此外还有和尚、阿訇各一名,都是一代知识精英。死者全部是青壮年,在“劳动教育”的美好名义下被剥夺了性命。在大会上公开为胡风辩屈的美学家吕荧,就死在被称为“等死队”的三分队北砖窑里。这些人的死亡原因一栏,和夹边沟的右派一样标为肺结核、肠炎、肝炎等疾病,实际上都是饥饿。

1962年,清河农场幸存的人员被转移到京郊团河农场“就食”,张元勋和谭天荣都在其中。直到这时,张元勋才确认自己脱离了死亡。死亡危机过后,又被送回清河。

劳改期满的张元勋,先到管教科领取一张释放证,随即又到“留场就业处”报导,释放证被收回。“二劳教”“二劳改”把刑罚变成了终身制。遇罗勉说:“劳教时还有盼望,一就业就永远失望了。”直到文革结束,张元勋才恢复自由身。

2000年炎热的夏天,张元勋用3个月写出了《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两年后他查出了癌症。去世之前的张元勋,家里摆放着很多胎质厚重的瓷瓶,是他从泰山的古董市场买来。击节叩问之下,有深远回声。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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