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右派?杨尚昆“革命家庭”中的反党分子(图)

2019-12-23 10:00 作者: 李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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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少西的伯父杨尚昆。
出身于“无产阶级革命”家庭的杨少西,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图为杨少西的伯父杨尚昆。(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岁末严寒,我正在书房写一篇短文,忽然电话铃响:原来是久未联系的我的右派难友杨少西问我的近况。于是打断了我作文的思路,回想起五十年前我与他同为“右派”时,共同罹难的痛苦经历。

那是上世纪1957年的最后一天,我被中共四川省财政厅党组批准划为“极右份子”开除公职、强制实行劳动教养。当我跨进成都新南门新村4号省劳改局收容转运站的铁门时,省级各机关送去的所谓极右份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大多精神颓伤,唉声叹气。惟有一个风度翩翩,年龄与我差不多的青年,嘴里正轻声地哼着:“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那首当时流行的前苏联歌曲。这歌我也爱唱,这歌词最能表达我们当时的心情,于是我俩成了相识恨晚的好朋友,其友谊延续至今。

杨少西一家在中共党内地位显赫:一个伯父叫杨尚述,字杨暗公公,是中共四川地下省委第一任书记,死于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另一个伯父杨尚昆,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4任主席;其叔父杨尚正,字白冰,上将军衔,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其生父杨尚伦,早年参加共产党,在上海领导过学生运动,失败后,奉命潜回四川,在军阀部队内做“统战”工作。1949年底协同中共地下组织策动邓锡侯、潘文华和刘文辉共同宣布起义,并作为三位起义将领的代表之一,与其他两位代表乘车前往新都桂湖公园,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贺龙司令员、王维舟副司令员及张经武参谋长,汇报起义部队情况和成都市区情况,欢迎解放军早日进入成都,为“和平解放”成都做出了贡献。成都“解放”后,杨尚伦被贺龙聘为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等顾问,四川与西康合省后又被任命为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谁会想到出身于这样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庭的杨少西,也会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呢?

1957年整风、反右时,杨少西是铁道部第二工程局技术学校的教员。当我知道杨少西上述的家庭背景时,曾经问过他:你伯父、叔叔和你父亲都是高官,为何没有保你?为何不放你一马?他说:我的右派言论是“重量级”的,谁都保不了我。后来我才知道杨少西勤奋好学,善于独立思考,不随风转舵:比如说“土改”时,为配合宣传,在全国上映《白毛女》电影,把农村的地主典型化为黄世仁那样的人,杨少西颇有异议。他说:据我了解,地主剥削农民是事实。但地主投入资金买了土地该不该有收益?如收益的比例过高,当然可以叫作剥削;若收益比例恰当,就应算是合理。他还说农村的地主并不都像黄世仁那样恶劣霸道,也有勤劳持家、乐善好施者。所以在“土改”时期残酷斗争,甚至关、管、杀了一些地主是不应该的。

又比如“抗美援朝”时期,我们宣传说:“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是想把朝鲜当作跳板来侵略中国”,杨少西也有微词:他说美国要侵略中国,何不在国共两党的内战时期,而偏要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共产党已夺得政权的时候?显然是缺乏军事常识的愚民之谈。他还说美国即使要找跳板也只能是台湾,而不是朝鲜;即使要援助朝鲜,也当之无愧是兵强马壮的苏联老大哥,而不应该是刚刚结束内战、正百废待兴的中国老二。

再比如,毛泽东发动反胡风,杨少西认为是无限上纲,把学术争论和文艺理论界的派系纷争,上升为阶级斗争来对待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历史上的胡风是进步的、革命的,曾经为中共做过有益的事,是中共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更有甚者,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杨少西将上述那些观点和对“肃反”运动、人民代表选举走过场和中苏友好协会组织,以及反对个人崇拜等问题的看法,写成书面汇报上书到“八大”会务处,希望党吸取教训,总结经验,阔步前进。

时过几十年的今天来看,杨少西上述那些观点和意见无疑都是正确的,甚至是远见卓识;其用心也是善良的,是为中共着想的。然而1957年“打退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猖狂进攻”反右开始后,他给“八大”上书的材料被翻了出来,就成了他“当”右派的铁板钉钉的罪证。

1966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少西已经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回到人民行列”,回到成都,在一家工厂做工。有一天,造反派在市体育场召开批判彭、罗、陆、杨大会,因为没有活靶子,就把他这个并没有受到杨尚昆包庇的侄儿弄去陪斗。杨少西知道,去了那种场合,必然要遭受皮肉之苦,就在押送他的途中称他要拉屎,已经憋不住了……造反派押送他的人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到公共厕所去拉,但又不好跟着杨少西进厕所,于是杨少西趁机从厕所另一端遛进一家饭店的厨房逃脱了,给那么“庄严”的全成都市批判走资派的大会开了个大玩笑。

俗话说“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后来杨少西在他做工的工厂仍然受到了批斗。但身体受伤害的程度要比在全市批斗大会上轻得多。因为同厂的都是天天要见面的工人弟兄,有些不忍心下手太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杨少西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当上了四川省政协委员,但性格未改,仍然侃侃而谈,乐观大方。有一次省政协会议分组讨论时,上面要他提个提案,他想了一阵说:人民南路广场(现已改名为“天府广场”),毛主席一个人站在那里太孤寂了,我提议把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的塑像,立在他两边,陪他老人家。结果下一次省政协会议就再也没有他了。回想起当年的右派经历,特别是逃脱那次成都市“批斗彭、罗、陆、杨大会”的事,他仍然刻骨铭心。他说:那年月,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不乐观,早就投江自杀了;不机灵些,哪还有一个健全的身子活到今天。看来“革命家庭”也改变不了一个人的良知。建立民主法制,是中国有识之士共同追求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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