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 北京将一错再错(图)

2020-02-07 09:33 作者: 《上报》普通人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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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极权体制容易走向极端。(图片来源:NICOLAS ASFOURI/AFP/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2月7日讯】希特勒在战争后期,一心指望V2火箭能够研发成功,一举打下伦敦,因而移转大量资源到火箭上,但最后徒劳无功。日本也是这样,拚命建“大和”这种巨大的航空母舰,意欲用大取胜,击败美国海军,但花费惊人的大和,中看不重用,以被鱼雷击沉为下场,不仅没达成战略目标,建造与维护,同样也占用过多军事资源。极权体制在事情运行不顺的时候,常会走这种极端。对比民主国家的小错不断,但大错不犯,就很清楚制度孰优孰劣。

关键在于,在民主制度里,决策的过程透明度很高,多方意见可以达到指挥中心。而通常在危机的时候,指挥中心,比平常更需要有创意的想法来解决问题。因为民主社会的教育,要公民勇于表达意见,所以不管军事,还是政治,决策者习于听取意见,也要回应批评,所以能从多个角度论事,而让事情比较圆满。极权国家的一言堂惯性,如果领袖心胸宽大,也许可以制造出开明的风气,而达到察纳雅言的效果,但通常极权体制下,不会产生这种开明的领袖,而多会是希特勒这种自大而无能的帝国领袖。

民主制度的优秀,不在于一定会做对决策,而是决策是可以公断,可以改进,而且有人负责的。台湾的口罩之乱,根本不是问题,而是民主社会的正常决策过程,而且结果还相当好,越有人批评,执政党越有改进的动力。民主和专制的差别,还在于官僚的诱因,而这诱因,也与责任政治有关。

民主社会的官员从事公职的诱因,在于法律保障下的稳定日子,而政治人物的诱因,则是对公共事务、权力的喜好。因为权力基础来自民众选票,所以政治人物有为民负责的认知,这个为民负责的认知,会在制度下,贯彻到公务员里,让僵固的官僚体制,有为民服务的动机。市府官员害我不能连任,那我自然会想办法让你好看。但极权政府负责任的对象是大老板,是总书记,所以负责任一事,不是对民众,而是对上面。今天的武汉市长、湖北省长、党委书记这些官,一个个都没下台谢罪,令我们习于民主社会权责相符的观察家,一时之间看得不是很懂。但如果仔细想想,这人头如果落地,谁来接位?想清楚专制的官僚运作的诱因后,就看得懂了。谁敢来接武汉市长的位?大老板都还搞不清楚疾病能不能控制,随便换人,不但没人敢做下一任,也难保把过错又揽回身上,不如还是让周先旺先继续担着,把败战责任处理完了再说。

照共产党自己的宣传,政府和党的计划与领导,是中国兴盛的主因,好像“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真有其事。但一个瘟疫下来,发现这个国家运作的基础,其实是市场经济,一旦封城,切断了往来,市场停摆了,政府组织也脑死了,连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都拿不到口罩、防护衣。计划经济的指挥体系,不是一个口令下来,就会有一个动作发生?口罩应该是习主席下令,就该全国供给无虞,怎么会搞成这样呢?社会主义好个头!

但市场经济现在完全给断了手脚,封城、封路的情况,再持续几天,很快全中国就断粮了。更糟的是,这个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建筑在极权体系上的不稳架构,许多的环节,并不像美国的纯正资本主义,相信自主独立能力的自由人,为发财而经营事业,很有自主能力。中国的市场经济,很多决定都还是来自政府。中国的市场经济,手脚被断就算了,现在连脑子都使不动了,因为决策者慌了手脚,光自保都来不及,根本没办法处理十几亿人的生存问题。没有中央的指示,没有上级的指导,上亿人民坐地等死。

这就回到最前头说的,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极权体制容易走向极端。为避免共产党失去政权,北京的领导核心,会在疫情没有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做出很多错误的决定。也许是错误地暂停金融市场,也许是随意放弃大批人群,也许是用军事行动分散注意力。行动越大,错的机会就越大。这场共产党垮台的悲剧,恐怕要超过文革的悲惨程度。

本文为《上报》独家授权《看中国》,请勿任意转载、抄袭。原文为《共产党还会继续做出错误的决定》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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