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被误判阳性(图)

2022-04-12 06:31 作者: 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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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2022年4月10日,上海静安区(图片来源: 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4月12日讯】昨天,一对上海夫妇被敲门告知:根据区疾控中心指令,他们被判定阳性,收拾一下,马上就得转运去方舱医院。

问题是,他们自己手头的核酸检测结果却都是阴性,那到底以哪个为准?他们要求查看报告、请求复核,都遭到拒绝,因为执行人员只管把人带走。他们几度情绪崩溃,“我们都是阴性,我怎么跟你走?你这是要把我活活逼成阳性!”

这段20分钟的录音流出后,瞬间激起无数人的共鸣。因为谁都清楚,同样的情形随时都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

一位朋友尤感震惊:“我的天,这可是在上海啊!”她不是上海人,在上海也没有房子,但她之前曾半开玩笑说过,之所以还“赖着”,是因为疫情之下发现,大城市多少有一些稀缺的安全感,“像我老家那样三四线城市的魔幻操作,不会发生在上海”——现在,连这一点也破灭了。

正因此,也有人开玩笑说,看来这次封城过后,上海房价要跌。还有朋友说,上海还是好些,换作别处,跟你哔哔20分钟还不动手?——当然,这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在这时代的风浪中,无人能幸免于这样一粒灰落到自己头上,因为你是否感染新冠,完全是随机的——病毒面前人人平等,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处境,那都需要你拼命去争取。

当然,那对夫妇也有可能确实是阳性。如果此前浦东新区疾控中心专家朱渭萍的证言正确,那健康云的阴性并不作数,以疾控中心的结果为准。问题在于:两份报告,总有一份是错的,那你被误判了,谁来承担责任?为何可以不用出示任何文书就能随意带走市民?甚至,你怎么能相信来敲门的这个人的真实身份?难道只凭陌生人的一句话,你就得白白吃苦?

我知道,有人会说:“那拿来了材料证明,你还有什么话说?结果还不是一样?”——这不一样,如果你容许自己被随意带走,那意味着出现什么结果,都是你自动让出了权利。

我也看到有些人嗤之以鼻:“上海就是刁民多,疾控中心还能冤枉你?有什么好矫情的,不就是方舱住几天嘛,又不会死。”

这种论调在国内很常见,但不客气地说,往往越是这种人,对他人所受的苦难越是麻木,甚至哪怕事后发现弄错了,也只会轻描淡写一句“出发点是好的”,让你受委屈了,但别放在心上了。如果你还不依不饶,那就有“小肚鸡肠”之类的帽子等着你。

不管在别人眼里看来是多小的事,对个体而言都不是小事。当你陷入这样的处境时,能让你免于被任意对待的,就只能凭借较真到底的程序正义。

在录音中,那位夫妇也不止一次表示,他们不是不配合防疫,但坚持要求按流程来办:先复核证明自己一家确实是阳性,再出具书面材料。这看起来确实是斤斤计较的抠细节,但正如法学家Richard Posner曾说过的:“拘泥细节的条文主义是贱民的保护伞。”

如果不这样,还能怎样?

作家六六曾在武汉封城之后大唱赞歌,说:“你在中国,就是中彩票了!”然而,现在她自己母亲困在上海,她也对她妈说了真话:“你这一辈子,没有自主选择这回事。”

应该说,这可能是中国人更具典型性的一种选择:相信权威,认命。尽管这看起来像是“自愿”的,但就像六六自己也承认的,那其实出自绝望——因为她看不到其它选择,只能说服自己相信,认命就是最好的。

在我们的传统中,常常与这种认命态度相连的,还有一种惯常的做法,那就是“动之以情”。实际上,六六也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她是对自己母亲和社交媒体上的朋友这样,而对权威采取认命的态度。

这种“动之以情”,在更多时候是通过“诉苦”,来请求“枪口抬高一寸”。虽然远隔千年,杜甫的名篇《石壕吏》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场景,看起来和当下也依稀相似。然而,就像我们在这首诗中看到的,不管老妇如何申诉自家的苦处,看来她打动的是诗人和我们这些读者,那些衙役不管感动没感动,最终还是把她带走了。

到了今天,这种做法要想奏效,已经变得越来越难——因为它要奏效,不仅需要激发共情,更重要的是执行者有一定的灵活权限。

几年前,我第一次去日本,在札幌暴走了一整天,算好了时间,在黄昏赶去大通公园尽头的札幌市资料馆。急匆匆刚踏进去,就被看门老头喝止住了。我心里纳闷,自己查过,这里不需要门票,时间按说也还有1小时才关门,为什么不让我进?问了两句,他叹了口气,挥挥手让我进去了。

当时我急着在仅剩的时间里参观,等到出来,在门口定下来想了想,忽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出来旅游了几天,我忘了今天是星期一,原本是闭馆日。这就是他为什么要阻止我,但想必听了我结结巴巴的日语,想想我这个“老外”来一趟不容易,也不废话解释了,就放行了。

这是一件小事,但却刷新了我对札幌乃至日本的认识,细想想,他肯与人方便,也得他有灵活的权限,否则,如果闭馆日放游客进去参观,就以违规论处,让他丢了饭碗,我相信他也很难表现出这样的善意——这绝非否认他的善意,毕竟有了权限,但仍然不肯与人方便、甚或拿来权力寻租的,我们也见多了。

在国内社会的现实中,常常要么是你说破嘴都没用(因为权力本身就阻碍共情),要么是对方根本没有权限——当然,这很微妙,不乏有人相信,“其实还是有办法的,只是你没找对人”。

越是基层的执行者,这种灵活性越差,有时甚至你跟他诉苦,他还反过来也跟你诉苦,说自己也是奉命行事,希望你“理解配合”,支持他的工作。这就是诉苦策略吊诡的地方:它既可以被一方用来争取权利,有时竟然还能被另一方用来挤压权利诉求并贯彻执行。

去年哈尔滨防疫封控时,也曾有一条视频流出,警察上门贴封条,男主人很暴躁,但女主人则耐着性子,有理有节地再三说明,不是不配合,但家里真的没米没菜了,别只管贴封条,也帮着解决下生活困难。然而,说破了嘴,感动了无数网友,但看来也没感动警察——他说自己的工作就只是贴封条。

跟上海的这次录音一样,哈尔滨的这一事件的细节处境不同,但执行者同样毫无通融余地(当然也没动手),也是主要由女主人出面,只不过哈尔滨的这位大姐更“动之以情”,而上海的这位女性则更坚持程序。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身陷卡夫卡小说中的境地:面对庞大机器如渺小微尘的个体,既不能绕开它,又不能和它讲道理,却随时可能被它所碾压。这是一种令人既心烦又恐惧的荒诞处境,此时,如果你既不想认命,又不能再指望能对它“动之以情”,那你最好准备好一副较真到底的强大神经。

套用那句老话,背后就是家,我们不能后退一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作者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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