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折射了什麼

2003-05-20 00:35 作者: 王曉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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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中沒有「自然」的事情。40年前,中國的媒體所以會異口同聲地稱呼三年大飢荒為「自然災害」,就恰恰顯示了當時社會的某一種特別的政治文化。這一次的非典事件也是如此:即便這病毒是來自天外,既非廣東人吃野物吃出來的,也非國際陰謀戰略製造出來的,它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瀰漫大江南北,還遠渡重洋、繁殖於歐美各地,就極為觸目地凸現了今天這個社會的種種病象。當然不止是病象,還有療救的堅決意志,也不止是中國的,還有其他國度、甚至整個人類的病象。但是,身為中國人,我首先看到的還是自己社會的病象,是一系列來自制度、也來自精神的病象。

  從「屁股」出發的邏輯

  今天,我們依然身處一個等級社會。倘是在農村,尤其偏遠的農村,即便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事故,也很難引起城裡人由衷的關註:他覺得那離自己很遠,是小事。而在大城市裡,一種傳染病來了,站在不同等級上的人,危險的程度也明顯不同。坐在公家或私家轎車裡的,就比每天擠公共汽車的安全一些;有能力打高級營養針的,也比只能吃便宜的保健品、更不必說那什麼也吃不起的,多幾分免疫的可能。人數上,當然是站在低位的多,可決定對策的,卻總是那站得比較高、因此也比較安全的人。我想,這大概就是為什麼每當有什麼災難(它通常不會先落到那些高階位者的頭上)突然發生了,某些管理部門的第一個習慣性的反應,就是否認、推諉、封鎖消息、瞞下哄上,好像一承認了災難,自己就要吃虧,越是把事情摀住,自己越佔了便宜。當然,眼光比較遠大,或者出於信念和良知,住在城裡的高階位者當中,也不乏能超越私利、從社會整體利益來選擇對策的人物。但是,恕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種相信自己與居低位者得失不共、於是本能地就要封鎖突發災難消息的人,總是更容易滋生吧。馬克思說「存在決定意識」,俗話亦云「屁股指揮腦袋」,一些人之所以當眾隱瞞疫情,恐怕主要就是因為,他們習慣性地遵循了一切從「屁股」出發的邏輯。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種一切唯「屁股」是瞻、只以「位置」來區別人我的邏輯,早已經隨著各階層生活之間的日益分化而蔓延開來。當非典在廣東嚴重爆發的時候,不但其他地方的官員無動於衷,這些地方的媒體和知識界,也多是漠然置之(我自己就是例子)。原因很簡單,屁股所據的位置不同也:那是在廣東,與我有何相干?這樣的漠然由來已久,什麼煤礦的瓦斯爆炸了,什麼地方「毒米」吃死了人,這一類「地方性」的災難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可別處的人民什麼時候真正激動過?知識份子中間,又有多少人(不是沒有人)為這些事情持續地深思、奮力地叫喊過?一直要到非典在北京也爆發了,各個大城市的民眾才和官員們一起緊張起來:原來非典不像礦井裡的瓦斯爆炸,轟隆一聲就完了,它的病毒會自我繁殖、四處蔓延,無論城鄉還是官民,它都一體對待,誰都不給豁免權。於是緊急動員,於是群情激憤,於是有人吶喊,於是有人丟官……似乎一夜之間,整個社會突然醒悟了。這當然是令人欣慰的轉變。它的背後,也確有良知和遠見在起作用。但同時,你是不是會感覺到,那一切從「屁股」出發的邏輯,也在這轉變中發揮了作用呢?畢竟,醒悟是發生在知道了如下事實之後:城市並不比鄉村更安全,中央空調的寫字樓,也並不比污水滿地的小菜場更安全。一旦這樣來看,你感到的就不止是欣慰了:那先前的漠然置之,和現在的群情激憤,其實都有很大一部分是發自同一個「病源體」-社會生活的互相分離,和這分離鑄就的互相的隔膜。

  斷裂以後的「報復」

  非典是如此刁鑽,越是那些「現代化」、「與世界接軌」的標誌物:高樓林立的大都市、四通八達的交通網、中央空調的飯店、旅館、商場、寫字樓……越成了它賴以傳播的直通道。看清楚非典是這樣的一種「現代」病,社會的本能反應就是180度急轉彎:關閉空調、堵截交通、取消社交、以鄰為壑。門衛只對熟人放行,大家都儘可能呆在家裡,「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誰能想到,在21世紀,老子式的「小國寡民」又成了救世之道!然而,那些居住在疫區的人,卻有許多並不想做這樣的「小國之民」。本地的疫情越凶猛,他們就越紛紛往安全的大城市跑:先是北京,接著是上海。原因很簡單,那裡有最好的醫療條件,有最有效的管制力量,那裡診治非典是免費的,就是口罩,那裡的供應也最充足……據說,正是這樣的人流加劇了北京的疫情;目前,也正是這樣的人流令上海的官民膽戰心驚。可以想像,同樣的情景也正在全國的許多省會上演,範圍還很可能不斷擴大。

  從防治非典的大局來看,這當然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只有每個人都如一棵植物原地不動,流行性疾病的危害才能夠減到最小。可是,你是否想到過,當人人都如此顧全大局的時候,他們承擔的風險其實並不相同。要讓人安心於「老死不相往來」,先得給他們大致相類的生活,如果你那裡窗明几淨、器械鋥亮、醫生成群,我這邊卻窗歪門斜、缺人少物,我如何能安心地困居家中?一個社會,如果平時忽視公正、貧富懸殊,那到了危難時刻,就很難指望公眾(無論貧富-我要特別指出這一點)會獻身於社會的整體利益。最近20年來,中國社會在一些方面確有進步,至少許多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的人民的物質生活,以所謂「現代化」的標準看,是比過去明顯提高了。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社會的傾斜也逐漸加重,沿海和內地、城市和鄉村、上層和底層、新富人和新窮人……彼此的差異的擴大,真是相當驚人。雖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看看近幾年的不少行政決策:教育收費、鄉鎮「事業費」攤派、城市房價促漲、汽車和火車票提價……卻總會令你記起古人「損不足以富有餘」的警告。一面是廣大鄉村醫療體系的年久失修,一面卻是醫藥費持續上漲、都市裡接二連三地矗立起豪華的富人醫院:這樣的事情,才是破壞大局的更重要的原因吧?而且,也一定不止是表現在醫療這一個領域。

  令人臉紅的「精英」

  或許有知情人提醒我:那些不負責任的求醫和避難者,並不都是無權無勢的老百姓,有許多分明是當地的頭頭腦腦,不是有權,就是有錢,單是內蒙古一個縣,不就有好幾個這樣的官員被曝光了嗎?北京的疫情爆發之後,不是更有大批的有錢人避往上海等地,全不顧這可能會帶來什麼後果嗎?我也相信情況會是這樣,真正的底層人民,多半是沒有能力往安全的大城市跑的。危難時刻見人心,這些丟開職責、撒腿就逃的官員,這些打了退燒針、混上飛機的有錢人,其實是和那些「瞞和騙」的官員一起,將另一個至少是同樣重要的病,推到了你我的眼前:今天,社會精英是否真的是精英?人們通常稱社會的中、上層人物為「精英」,公眾也很自然抱有一種期望:這不但是一些掌握最多的社會資源的人,也是一些最有能力、在道德上可以信任的人。在今天,這樣的期望還是可靠的嗎?一位相熟的美國人曾對我說:「在美國,越是高層的人越不可信!」儘管如此,這一次非典事件暴露的許多中國「精英」的顢頇和冷酷,還是令我非常驚訝。或者是反應遲鈍、判斷失誤,導致疫情迅速擴散;或者是知識老舊、剛愎自用,別人明明查出了非典的病原體,他們還固執己見、誤導輿論;有一次看電視實況轉播,北京某官員面對中外記者的質疑,套話連篇、答非所問,讓人著實替他臉紅:就是存心打官腔,也不必如此笨拙吧。無數普通的醫生、護士、清潔工、警察和建築工人,都在力戰非典,奉獻出時間、汗水、親情,甚至健康和生命,可當各界人士踴躍捐款的時候,各類「成功人士」的反應之冷淡、出手之吝嗇,更從另一個層面,將這些「精英」的金玉敗絮、徒有其表,暴露得非常觸目了。

  問題是:這些人怎麼會爬上精英的位置呢?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雖然教育存在不少弊端,但也一定會有大量優秀的人才,關鍵只在社會的各種選擇機制:行政官員的晉升、市場競爭的規則、文化創造和學術研究的評價,等等,能不能拔優汰劣,將這些人才挑選出來。一個社會的走向,固然取決於無數因素的合力,但這個社會讓什麼樣的人佔據它的各種領導位置,卻是這些因素中特別重要的一項。如果佔據這些位置的大多數人,都只是在揣摩風向、爾虞我詐、弄虛作假這類事情上別有會心,其他一概智弱,那就可以預料,這社會的危難已經不遠。我當然相信,今天的情況絕非如此,譬如到目前為止,就並不是所有的行政部門,都在非典面前手足失措。但是,人們已經屢屢為之扼腕的人才選拔機制的弊病,還是在非典蔓延的映照下,再一次暴露出它的深重:是到了必須痛加改革的地步了。

  好好照照「SARS」這面鏡

  有許多事情,也和人心有關。那些在網上遭到嚴厲譴責的北京的大學生,之所以不管不顧,一逃了之,是因為他們不習慣考慮自己對社會、對他人的道義職責。在上海,許多中上層的居民,享受著因為資源分配的傾斜而形成的優越的醫療條件,卻不自知,反一味指責外地的求醫者「自私自利」,希圖將他們趕盡驅絕,利益的自覺和同情心的缺乏之間的巨大反差,足以驚人。從非典爆發到現在,不到半年,可社會的種種病態的精神表現,實在太多了。

  仔細想想,這其實也有幾分必然。最近20年來,社會的傾斜不止表現在資源的分配上,也同樣表現在價值的取向上。「告別」革命、「躲避」崇高,經濟第一、GDP崇拜,「物質生活是最重要的!」「良心值幾個錢?」……這些理論、政府決策和一般社會心理的偏向匯聚起來,就造成了我們的精神生活的嚴重傾斜:只有那些看得見、摸得著,能夠迅速兌換成金錢的東西,才被認為是真實的,是重要的,一切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事物:情感、思想、藝術、倫理、學術,乃至醫療衛生、教育、生態平衡、公眾的信任程度,統統都可以推到邊上。可不要小看這精神生活的傾斜,它會反過來加劇社會的不平衡。如果決策者真的認為文化是可有可無的(儘管他在公眾場合不這麼說),如果人與人之間真的只剩下了利益關係(儘管嘴上還要說:「我們是朋友啦……」),這社會實際上也就是自裁腿腳,將全部重量壓在了利益平衡這一根獨木樁上。可是,利益的平衡那麼脆弱,它隨時可能發生變化。一旦有什麼風吹草動,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散,若沒有別的支柱從旁托持,社會就很容易發生動盪。

  說到究竟,被崇尚實利的社會輕視的事物,決不是真的可有可無,這一次非典的蔓延,就再次證實了這一點。應急機制的孱弱、醫療能力的匱乏、公德心和公信力的薄弱,更不要說人與人之間的同情心和唇齒感的淡漠了,所有這一切都以非常慘痛的方式提醒我們:如果那些不能用金錢衡量的事物,真是撤出了我們的社會,生活就會變得多麼脆弱,連一點小小的風波都經受不起。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像非典這樣一種目前已知的死亡率並不太高的病毒,居然能如此猖獗,鬧得舉國上下,沸沸揚揚,正是因為它得到了社會本身的種種疾病的大力配合。從這個意義上講,非典實在不是一種僅僅牽涉到公共衛生問題的自然的病,而是一種牽動生活的各個方面的社會的病。一次突發的危機,固然會給社會造成嚴重的傷害,卻也同時是一面鏡子,能向人映照出平時看不真切的社會和生活的病徵,因此也就成為一種機會,讓社會由此警醒,認真來自我改革。既然是流行性病毒,爆發之後,它總有消退的時候,說得誇張一點,我們就是做得再差,也遲早能夠「戰勝」它。所以,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不僅是怎樣防治非典,更是如何痛定思痛,下決心深入反省,堅決地革除各項制度和精神的弊病。到目前為止,已經有數千人罹病,數百人病亡,在某種意義上講,這是社會付出的代價。由此換來的明鏡,和由此換來的機遇,我們就一定得高舉,一定得緊緊地抓住。壞事是能夠變成好事的,就看人能不能自我反省。如果遇上這樣的事情,還是不能被觸動,潮水一退,就依然故我,那就太說不過去了。

天下論壇(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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