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蘭坡--在日本人槍下偷北京人遺址

被譽為「中國活化石」的賈蘭坡院士在1936年發現「北京人」頭蓋骨時，曾經震驚了世界；而1941年「北京人」突然失蹤後又再次震驚了世界。賈蘭坡院士在世時，曾經與報告文學作家李鳴生有過深入的交談，披露了「北京人」頭蓋骨失蹤之謎。該對話實錄收錄在華藝出版社出版的與「智者聊天」一書中，本文摘自該書。
　　李：當年裴文中和您發現「北京人」頭蓋骨時，曾經震驚了世界；後來1941年「北京
人」突然失蹤後，又再度震驚了世界。請您談談您所知道的「北京人」失蹤的一些情況。

　　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人佔領了北京。過了一段時間，我去協和醫學院婁公樓上班。這時日本已經佔領了協和醫院。醫院大門口有了站得筆直、持著長槍的日本兵站崗。日本人剛佔領時還宣布：北平協和醫學院所有工作人員，不准擅離職守。以前發的出入證還有效，我掏出來一晃，大大方方地進了門。

　　回到協和醫學院婁公樓108室，聽到第一個消息是：北京人化石丟了。

　　這使我驚得目瞪口呆。怎麼會呢？不是早都做了安排嗎？

　　在周口店發現的所有人類化石，包括北京人和山頂洞人以及一些靈長類化石，其中還有一個非常完整的彌猴頭骨，都保存在東單三條路北，北平協和醫學院進大門西邊的樓(也稱B樓)裡的解剖科。最初步達生和接替他工作的魏敦瑞都在這裡辦公。化石就存放在辦公室的保險櫃裡。1941年，日美關係越來越緊張，許多美國人及僑民紛紛離開中國回國；魏敦瑞也決定離開中國去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繼續研究「北京人」化石。

　　他動身前就找到他的得力助手胡承志，要胡把所有的北京人化石的模型做好，他準備帶到美國去研究。胡承志有些犯難，因為要做好全部模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這需要時間。」胡說。魏說：「時間緊迫，愈早動手愈好。先做新的，後做舊的。時間來不及，只好做到哪裡算哪裡。」之後，胡承志加班加點趕製「北京人」標本模型。

　　胡承志是我的好朋友。他1931年春到北平協和醫學院解剖科工作；他深知要想在這裡站住腳，除了自己努力工作外，還必須學好英語。他就是這樣去做的。步達生看這個青年人很有出息，就在醫學院裡找了個外國人，教他制做模型。據說這個外國人每教一次要收取10美元的學費，這些學費當然由公家支付。可是沒幾個月，這個外國人不教了。步達生問為什麼，他說：「胡太聰明，他現在做的模型已經比我做的還要好了，我還教他什麼呢？」

　　我曾到B樓看過胡製作模型。他製作每件模型都一絲不苟，精益求精，在每件模型上都刻上發現人的名字。他制做的模型與原件相比，一般的人很難辨出真假。說他是一名制做模型的高手一點也不為過。解放後他調到中國地質礦產部地質博物館任保管部主任。現雖已退休，我們之間仍沒斷過來往。有時我們在一起，還經常談起「北京人」化石丟失的往事。

　　「北京人」化石丟失，世界各地的新聞媒介傳說紛紜，不但出了書，還拍過電影、電視劇。但所有這些書的內容，多與事實不符。－－事實是，胡承志按照魏敦瑞的囑咐，馬不停蹄地加緊制模型；魏還對胡說，像北京人化石這樣珍貴的標本留在日本人佔領區很不安全。又說，要同翁文瀕先生商量一下，最好把「北京人」化石運出淪陷區。最初他打算委託美國大使詹森，把化石先運到美國暫為保管，等戰爭結束後再運回中國。詹森不同意，因為在發掘周口店時，中美雙方訂有協議：不得把發現的人類化石帶出中國。後來還是翁文額以官方的名義委託詹森把化石運往美國，他才同意了。

　　魏敦瑞在辦公樓106號舉行了告別會，不久就舉家去了美國。沒多久，裴文中告訴胡承志，「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裝箱運走，叫胡做準備。胡承志聽到通知，找瞭解剖科技術員吉延卿一起開始裝箱。

　　箱子是兩個白茬木箱，一個大一點，一個小一點。他們先用白棉紙把化石包好，再用衛生棉和紗布裹上，包上白紙後放在小木盒內，盒內還墊上了瓦棱紙，最後分裝在兩個箱子裡。在兩個箱子上，他們還分別寫上A、B字樣，然後將箱子送到了協和醫學院總務長、美國人博文的辦公室。而當天博文就派人把箱子轉送到了樓下4號保管室內。大約在12月8日之前的三週內，箱子被運走。

　　據說，化石被美國海軍陸戰隊運往秦皇島，準備搭乘美國來秦皇島接送海軍陸戰隊的哈里森總統號輪船，一同前往美國。但是哈里森總統號輪船從馬尼拉開往秦皇島的途中，正趕上太平洋戰爭爆發，這條船被日本人擊沉於長江口外，所以這批化石根本沒上船。負責攜帶這批化石的美軍醫弗利在秦皇島被日本軍俘虜，從此這批世界文化瑰寶就失蹤了，至今仍是個謎。

　　日軍佔領了協和醫學院後不久，日本就派了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家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來協和醫學院尋找「北京人」化石。當他們打開了B樓的保險櫃，看到裡面裝的全是模型，才知道「北京人」化石被轉移了。日本憲兵隊到處尋找「北京人」化石，為此很多人都受到了連累。

　　受到牽連的人中有協和醫學院解剖科的馬文昭教授。他被帶進了日本憲兵隊。他可算是「二進宮」，一次是為「北京人」化石，一次是為孫中山先生的內臟。孫中山先生的內臟後來在病理科找到了。其實這兩件事都與他無關。再就是協和醫學院總務長博文，就連推車運送化石到F樓4號保險庫的工人常文學，也都被捉進日本憲兵隊進行了審訊。憲兵隊還去了裴文中的家，對他進行了訊問，並暫時沒收了他的「居住證」。在那個時候，沒有居住證要想離開北京是根本行不通的，連上街都會感到困難。

　　兩個白茬木箱裝的是哪些東西呢？有幸的是我手中保存了一份用英文打成的裝箱單的副本。裝箱清單上一份注有「A」，一份注有「B」的記號，上面還有幾個中文字－－裝箱目錄。從中文字的筆跡上看，是新生代研究室秘書喬石生寫的。我曾把這份裝箱單譯成了中文，以《中國猿人化石的失蹤及新生代研究室在抗日期間的損失》為題，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文物參考資料》第二卷第三期上。

　　除了丟失這兩箱世界人類遺產之外，我親自帶領技工們裝的67箱動物化石、30多箱書藉以及10多箱清華大學袁復禮先生存放在新生代研究室的爬行類化石和私人文稿，也都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搗毀或被付之一炬。

　　這67箱動物化石包括：「北京人」遺址的腫骨鹿、斑鹿、犀牛、及其他動物；第9地點和13地點的鹿類、水牛、犀牛及介殼化石；第14地點的魚化石；湖北宜昌新恐角獸頭骨的左半部，「北京人」遺址的裴氏轉角羚羊頸骨；周口店第3地點的介殼；安陽綠龜；山東山旺古犀的前後肢骨及植物化石；山頂洞赤鹿角；山西武鄉的中國肯氏獸；以及山頂洞的熊、虎、猩、兔、狼、狐等化石。這些化石都是我國科學工作者多年工作的辛勤成果，由於沒能及時運往安全地點，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破壞。

　　1950年年底，中國科學院收到西安韓德山先生寄來的4件化石，經楊鐘健先生鑑定，一件是水牛的距骨，三件是鹿的距骨，均出自於「北京人」地點。楊鐘健跟我談了這件事，我們都感到奇怪。「北京人」地點的東西怎麼跑到西安去了呢？楊馬上寫信向韓德山詢問。

　　1951年1月22日接到了韓德山的回信。信中說：「我1931年1月考人協和醫學院食物化學系服務，兩年後調到寄生蟲系服務，直到1942年1月31日協和醫學院被日軍關閉。以後轉到了北平衛生研究所工作。

　　我曾聽說過新生代研究室保存的化石甚多，1942年4月有一隊日本憲兵住進了協和醫學院婁公樓，因急於用房，日軍下令把書籍和枯骨化石裝入載重汽車，拉到東城根下(東總布胡同東口，小丁香胡同東口往北十數步)焚燬。當時我自衛生研究所下班回家(我家住大牌坊胡同東口，離東城根很近)，聽說日本憲兵燒協和的書，即前往觀看，確見有些書籍正在燃燒。但大部分書籍均被附近的貧民搶去。我曾親眼看見貧民將書按斤賣給打鼓的(舊時北京收破爛的)。大批骨骼已被砸得粉碎，散佈滿地。因為有憲兵在場，我不敢多取，只偷愉地撿了4塊……韓德山先生的來信，不正好說明瞭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嗎？

　　值得慶幸的是，楊鐘健的一個小箱子沒有丟失。南下前，楊鐘健親自將小箱子交給我，說：「這裡有一件毛澤東先生由長沙寫給我的信，很重要。千萬別叫別人看見，更不能落到日軍手裡。」我考慮再三，到處觀察，不知藏到哪裡好，最後決定把它放在樓頂的天花板內。那天晚上，等大家下班之後，我找來了老實可靠的老技工陳德清，我倆把箱子抬進了庫房。我找來梯子，爬上去，打開天花板的一塊維修孔，鑽了進去。陳在下面把箱子用繩拴好，讓我拽上去。裡面很黑，定睛呆了一會兒，才能影影綽綽看清一些東西。我連拖帶拽，走進了40多米，才把箱子放在一架人字柏的後面。我覺得這裡很保險，放好後順著原路退了出來，又照原樣把天花板對好。下來後，我對陳說：「這些都是楊先生多年的心血寫成的手稿，絕不能丟失。」陳也明瞭似地點了點頭，沒說話。

　　10年後，楊先生突然問及那只箱子的事，我帶他到了協和醫學院。經過新的總務長陳劍星的批條和他派的兩個人幫忙，我們才把箱子從天花板內取出來。楊先生看到箱子後，心情很激動，裡面裝的毛主席當年寫給他的信也完好無損。他把這封信裱成條幅掛在家中的客廳裡。「文化大革命」期間，楊先生被抄家，條幅也被抄走，送到了中央檔案館。後來中央檔案館又複製了一件交給楊鐘健，作為永久的紀念。

　　李：據我的瞭解，您曾經幹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大事情，這就是：在日本人的槍口下，從協和醫院裡「偷」出了「北京人」遺址圖？請您具體談談當時詳細過程。

　　賈：日本人佔領協和醫學院後，對外出的人員查得特別嚴，絕對不許往外攜帶任何東西。我想，「北京人」遺址和15號地點發掘時繪製的平面圖和剖面圖，也可能被敵人毀壞。平面圖和剖面圖上記有每件標本的出土位置，一旦圖紙毀壞和遺失，發掘的標本就無從查對了。所以每天我用很薄的半透明的棉紙，將1：50的原圖描摹下來，然後攥起來揣在兜裡，像手紙一樣，偷偷帶回家。之後，再按比例縮成1：100的圖。那些日子我天天這樣做。有時我還偷偷地把周口店發掘的照片底片夾在書裡帶出來，因為我發現日本兵對書的檢查不很嚴格。就這樣我「偷」出了不少資料。

　　事後，裴文中對我的做法很贊同，認為我為將來的研究做了一件大好事。

　　日本投降後，中華民國駐日本代表團日本賠償及歸還物質委員會，曾到日本各地搜尋「北京人」化石，沒能找到。

　　在日本侵華期間，考古這門剛剛興起的學科，遭到了極大的打擊，其損失是無法彌補的。新生代研究室名譽主任魏敦瑞去了美國；珍珠港事變後美日宣戰，日本人佔領了協和醫學院。輝煌了10年之久的新生代研究室在無法繼續工作的情況下，於1942年初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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