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高犯罪率乃中國特色

2010-11-18 11:28 作者: 何嘉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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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學本是一所默默無聞的高校,設在「文革名城」保定市。但是,十月中旬的「官二代」在校園內撞死撞傷學生的事件,讓這家大學頓時「蜚聲」海內外。肇事者李啟銘駕駛當地中產身份標誌車大眾‧邁騰,此車亦為有一定實權的科局級單位頭頭所坐公務車。醉酒撞人的李啟銘在出事後猖狂放言:有本事你們告去,我爸是李剛。

事件引起海內外媒體關注後,河北大學效法政法系統打擊法輪功與鎮壓維權時「只做不說,不留紙面證據」的政治套路,對學生會負責人口頭傳達封口令,學生會負責人再以暗示的方式向同學們傳遞封口信息。於是,比撞人事件本身更令媒體驚詫的現象出現了:一方面,河北大學的學生們完全迴避車撞人事件,相關網帖、手機簡訊一概沒有;另一方面,校方振振有詞地向媒體表示絕未下達封口令。

正科級警官的「無形資產」

消息人士透露:學校當局在事件剛一發生時,就接到分別來自保定市公安局和省委維穩領導小組的指令,「不得給媒體借炒作李剛身份而攻擊黨領導的公安體制以機會」。

李剛何許人也?不過是保定市公安局一個分局的副局長,正科級,與鄉鎮書記鎮長平級。按常理講,正科級幹部在地級市保定有很多,然而,這顆並不大的腦袋由於頭頂國家權力象徵的警帽,就陡然大了起來。換言之,級別相同,只要是警方人士其「無形資產」肯定比別人大,社會影響力自然也就擺在百姓面前。有不少網民在發問:「這個人有沒有經濟問題?」有香港親共媒體也委婉表示李剛應該有經濟問題,其子李啟銘養那個檔次的車,每月至少需要家中補貼一千元。而其子只不過是保定某家事業單位的實習生,月收入不到一千二百元。

副科級警官扔一千萬入股

警察犯罪撈錢早已不是保定一個市、更不是河北一個省的事情了。比如在陝西咸陽出了一個涉案三十億元的地下錢莊大案,案主是一位正科級警官的家屬。名叫李春的警官太太僅僅吸引當地警察參與其假期貨的資金就超過了兩億元,其中一位正股級(比正科小兩級)警員竟以五百萬閑余資金投入其中,令局外人瞠目結舌。

一位入股一千萬元的副科級警官竟然稱自己從未向地下錢莊投錢,一千萬元都不要了,而涉及他的所有原始單據都有他本人的親筆簽字。

一個五百萬,一個一千萬元,兩名涉案的警員都是交警。一位民間經濟學家指出:全國交警的年尋租收入超過二十個億。

無法控制的暴力傾向

共產黨暴力深藏於政治基因當中,而當一些分支集團因經濟效績不佳而被人民拋棄後,中共借所謂改革成功或所謂的保衛改革,把暴力偏好毫不猶豫地轉化為暴力崇拜。比如,江澤民執政期間對信仰團體法輪功採取的滅絕人性迫害;再比如,時下為維護穩定而採取的對維權人士諸種非法關押,包括在司法體系之外開設黑監獄。

對暴力的崇拜更表現在行政權力的使用過程,最突出的就是城管與公安對弱勢群體的施暴。它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大騷亂的基本誘因之一。最為危險的是,整個司法體制還在保護上述的施暴行為。比如發生在貴州省關嶺縣警察槍殺村民案,其故意殺人性質盡人皆知,但最後卻被審判機關定性為防衛過當。

維穩主力內部失穩

中共目前的維穩工作體系中,公安機關的作用不可忽視,因此,有些地方的政法委書記還是由公安廳局長出任。按照列寧的國家機器學說來論,警察與軍隊在維持統治秩序方面有著同樣的作用。因此,在共產黨傳統的暴力偏好變成暴力崇拜的中共那裡,不管表面怎麼說如「不得動用專政工具對付人民」之類的好話,本質上它還是傾向於對社會的暴力鎮制。

警察被賦予超限暴力職能帶來了兩個隱性的社會後果:其一,社會公眾被暗示他們隨時可能遭遇警察暴力,「你沒事兒,他也先收拾你一頓」,這樣,有些人為了保護自己免被「收拾」而不得不向警察支付大額的無形保護費;其二,警察內部按擁有暴力資源的多少而形成等級分配機制,一旦出現分配偏差,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內鬥。最明顯的無形保護費支付案件發生在江蘇豐縣,一個酒廠小業主被警察多次敲詐而致企業報黃。在郭姓廠主被警方關押期間,警方主動提出「交十萬放人」 的條件。最明顯的內鬥案例有兩起:一是山東省郯城縣警察兩次進京上訪案,他們聲稱原任局長侵害了他們的住房利益,而且後者是資金黑幕的操縱者;二是湖南省公安廳一位家資數千萬的副廳長因不滿得不到應有提拔,公開發帖揭露單位內幕而被雙規。至於警察雇凶對付妨礙自己利益的同事,已經是毛毛雨一樣的小事,幾乎天天發生,比如威脅家屬、騷擾對頭所開店舖,不一而足。

北京市公安局上半年出了一件大案:有人將全市外來在京謀職(包括從事政治活動)異議人士的內控名單泄露出去,以至於公安部副部長劉京親自率人查案。最後,案件失去頭緒,內部分析則稱是國保內部有人為了報復同事而為。因此,剛剛出臺的《首都警察條令》裡面就出現了一條很奇怪的條文:「有包庇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辭退或開除。」

「胡溫新政」養成的禍患

還有兩年的時間,胡溫新政就要退出公眾政治視野。他們留給中國一大禍患是警察國家的養成。他們的前任江澤民固然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胡溫投鼠忌器終使警察犯罪成為一大社會禍害:他們治理的八年裡,中國警察犯罪率上升了三倍;警察犯罪由原來的經濟型向經濟與暴力方向發展,警察的非法收入與合法收入之比高達十五比一,居於所有具灰色收入性質的行業之首。

如果說以上列舉之數據是民間調查的一家之言,那麼,看一下關於咸陽地下錢莊大案裡警察涉案金額與全案金額之比,就不難印證或作出更進一步的判斷。還有,按條文衡量,全國縣級公安局長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不適合現任,在中共政法巨頭們心裏是個心照不宣的事實。為了給黨的政法巨頭找個面子,前些日子,公安部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直接免去了二十名不合格的縣級公安局長的職務。公安部直接去免縣級局長的職務不是什麼廉政措施,而是問題大到威脅北京權貴利益的程度。

有人開玩笑地說:就算溫家寳像朱鎔基當年自兼央行行長那樣,去兼任公安部長,他也無力扭轉中國特色的警察國家趨勢。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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