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與「修昔底德陷阱」(圖)

2018-09-22 10:06 作者: 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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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3日,一名工人在中國皖東地區的淮北工廠切割鋼材。(圖片來源:-AFP/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9月22日訊】一

中美貿易戰是一場什麼性質的「戰爭」:「經濟侵略」、「經濟強暴」與反「侵略」、反「強暴」之戰?重商主義、保護主義與自由主義、開放主義之戰?公平貿易、普惠貿易與欺詐性貿易、「貿易霸凌主義」之戰?單邊主義、孤立主義與多邊主義、全球化運動之戰?這些事情需要我們認真地說道說道,不過,事情恐怕並不是那麼簡單。

在競選演說中,川普聲稱中國對美國進行了「經濟強暴」。發動關稅戰時,白宮備忘錄的正式說法是,中國對美國進行了「(持續多年的)經濟侵略」——按這個說法,並不是川普打響了美中貿易戰的第一槍,他只不過是對中國由來已久的「經濟侵略」展開了一波遲到的自衛反擊而已。「經濟侵略」的觀點來自於彼得.納瓦羅那本對川普影響至深的書《致命中國》(Death by China),該書以頗為「苦大仇深」的偏激語言,將美國鋼鐵業、製造業的衰落,藍領工人的就業困境,持續擴大的貿易逆差,全都歸咎於中國的「經濟侵略」。川普總統抨擊前幾屆美國政府過於愚蠢、軟弱,未能對中國採取強有力的反制措施。他強烈主張,這種不公平的美中經貿關係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面對川普總統的關稅攻勢,習近平主席強硬應戰,宣稱要「以牙還牙」,對美國進行「數量型和質量型相結合」的對等報復。為配合習主席的「抗戰」決策,中國官方媒體渲染這樣一種論調:中國是無辜的,美國是霸道的。美國一直嫉妒中國、遏制中國、仇視中國,害怕越來越強大的中國威脅到它世界老大、國際霸主的地位。中國的經濟效率比美國高,美國就不服氣,中國的發展速度比美國快,美國就不高興。它自己跑不動了,就給別國下絆子,堅決不讓中國跑到美國前頭去,這就是川普發動關稅戰的原因所在。

互加關稅之餘,華盛頓和北京不厭其煩地隔空叫陣,互責互懟。雙方都指控對方奉行重商主義和保護主義。美國指責中國過高的關稅(川普總統以汽車關稅為例:美國是2%,中國是25%)、普遍的出口補貼政策、過多的政府經濟干預、操縱人民幣匯率、竊取知識產權、限制外資入股比例、強迫外國企業以技術換市場等等。中國則指責川普政府橫行霸道,強行以國內法處理國際貿易爭端,反全球化,搞單邊主義,搞「貿易訛詐」、「貿易霸凌主義」、「美元霸權」、「貿易恐怖主義」——與「經濟侵略」、「經濟強暴」一樣,這都是些思想性不足而煽動性有餘的蹩腳詞彙,諸如此類的攻擊性語言在兩國人民中間傳播了相互厭惡、相互排斥的民粹主義情緒。

平心而論,「經濟侵略」、「經濟強暴」的說法的確有點兒過分。我認為,只要貿易雙方都是基於各自的理性算計,基於討價還價之後的你情我願,而不是基於軍事佔領或武力脅迫之下的強買強賣——比如日本皇軍與慰安婦之間的那種「自願交易」,那麼,貿易與「侵略」、與「強暴」,就沒有多少可比性。

但是,除了那幾個蹩腳詞彙之外,必須承認,美國對中國的指控,基本上都是恰當的、屬實的。關稅壁壘,出口退稅,不公平的產業政策,拒絕開放的國有壟斷領域,竊取知識產權,強迫性技術轉讓,限制外資投向和入股比例,這些個事情中國一直都在做,而且似乎打算一直做下去。實際上,「中國模式」所包含的非市場化、反自由化、反民營化、非開放化、不公平性因素,中國經濟體制所具有的國家壟斷主義、權貴資本主義、政府干預主義實質,美國的指責還遠遠不夠,中國外貿體制所具有的重商主義、保護主義特徵,美國的指責也還遠遠不夠。

如果說加入WTO之初,中國政府出於對所謂「幼稚產業」、「民族工商業」,或者出於對「下崗工人」的保護,而維護其高關稅政策,設定苛刻的外資准入門檻和入股比例上限,或有某些道理(其實,若站在經濟自由主義而非經濟民族主義的角度,這些措施並沒有什麼真正的道理),但是,在加入WTO多年之後仍然延續那些做法,就沒有任何道理了。作為當今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雖然人均GDP水平仍然不高,但中國的製造業產品尤其是中低端製造業產品早已具備足夠的國際市場競爭力,此時仍按所謂「發展中國家」標準制定關稅、設置貿易談判條件,實在是不合時宜,不合情理。

中國政府本應主動降低關稅——降到與美國對等甚至比美國還低又有何妨——而不必等到被川普總統逼著降關稅。一輛在美國不到兩萬美元的汽車,到中國要賣40萬人民幣,這不僅是對美國汽車廠商的不公平,更是對中國汽車消費者的不公平。中國老百姓已經為國產的高價藥、假疫苗付出了沉痛的代價,憑什麼政府要用高關稅阻擋外國藥品、外國疫苗進入中國市場?(舉一個我自家的例子:今年我父親因查出肺癌需做靶向治療,但買不到也買不起療效好的美國藥,只能網上代購印度仿造藥,不幸於抗癌藥降低關稅之前過世。我想說的是,對涉及基本民生的外國產品——比如美國藥品,也比如美國大豆——課以高關稅,首先傷害到的倒不是外國廠商,而是中國老百姓。)憑什麼在美國可以讀到《人民日報》,在中國就不能讀到《紐約時報》?憑什麼大批中國學生必須跑到美國留學,美國資本就不允許在中國自由興辦大學,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頓大學就不能擁有一間中國分校嗎?憑什麼美國人可以用淘寶、用微信,中國人就不能用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四個自信」的中共政府何必對西方司空見慣的普通事物懷有那麼多的排斥和恐懼?

至於盜竊知識產權,輸出假冒偽劣產品,這其實用不著美國人來指責,有五千年文明底蘊的中國人民難道不知道這都是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嗎?這些事情說出去都嫌丟人。做了錯事,就該自己主動改,真心誠意改,而不必勞煩別人追著屁股逼著改。這還有什麼好討價還價的呢?

中國的經濟體制有很多毛病,外貿政策很不公平,那麼問題是:是不是川普總統向中國發動貿易戰的作法就完全正當、完全正確呢?我以為不然。

說中國政府一直奉行重商主義和保護主義誠然不假,但川普政府提倡的所謂「美國優先」,所謂「雇美國人、買美國貨」,其以高關稅作為貿易戰的主要武器,寧要政府干預下的貿易順差、不要市場競爭下的貿易逆差,這不也是重商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的典型思維、典型做法嗎?

川普總統對一年三千億美元的美中貿易逆差如哽在喉,耿耿於懷,必欲除之而後快,對其他幾個主要的貿易逆差來源國,如德國,也極不滿意。當慣了生意人的川普總統一門心思認為,中國的生意多,美國的生意少,順差國中國佔了逆差國美國的便宜,美國吃大虧了。在經濟學上,這本是不值一駁的重商主義歪理,亞當.斯密早已駁倒了此類謬論。我想起中國前商務部長薄熙來的一段話,大意是,中國用幾億件襯衣才能換得一架波音飛機,這很不公平,中國吃虧了。其實,你情我願、相互同意的對等交易,圖的就是各顯其能、各取所需,根本沒有誰吃虧誰佔便宜一說。

在我看來,如果中國長期用低人權、低環保、低福利的自虐式「中國模式」謀求對外貿易順差,除非有朝一日中國產品真的能壟斷國際市場並長期維持其高額壟斷利潤——在一個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中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否則,這樣子得來貿易順差,佔便宜的是外國消費者,吃虧的大概也不是外國廠商,而是中國勞工和中國老百姓。

換一個角度看中美貿易順差:中國用500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換回不到2000億美元的美國產品,另3000多億貿易差額不是用(古典重商主義時代所通用的)黃金白銀,而是用美聯儲發行的貨幣符號來補足,實在說,這算不上是美國的貿易弱勢,而恰恰是美國獨特貿易優勢的體現。如果金正恩想用100億朝鮮產品加上價值1000億的朝鮮貨幣換取1100億的外國產品,只怕沒有哪個外國願意接受這筆1000億順差的大生意。美國的國家信用能否經得起長期的透支,這是另一個問題,但既有的貿易逆差,存在即合理,並不值得耿耿於懷。

所以,我的看法是,川普以單邊主義姿態發動美中貿易戰的決策也許是對的。因為WTO這樣的多邊貿易機構對解決濫用產業政策、竊取知識產權、限制外資入股等問題無能為力,以單邊主義行動解決問題或為唯一可行選擇。但是,川普以關稅為武器發動貿易戰的方式完全錯了。加征進口鋼鋁關稅,加征中國產品關稅,既不可能復興美國業已衰落的鋼鐵業、鋁業、中低端製造業,也不可能對不正當、不公平的中國貿易行為構成有針對性的精確打擊。高關稅幾乎無差別地打擊了包括在中國的美國投資者和在美國的中國商品消費者在內的兩國總體經濟,它將造成的,只能是一場國際經濟的大混亂。

比起加征關稅,對中興通訊採取晶元禁運那樣的懲罰手段,顯然更具針對性,也更有威懾力。假如川普政府採取另外一種「戰爭」方式,比如說,既然中國不打算向美國資本開放銀行業,那麼美國就全面限制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的國際業務;既然中國不允許美國資本進入中國的傳媒產業、教育產業,那麼美國就對中國的「大外宣」計畫、孔子學院以及兩國的高等教育交流進行封殺;既然中國不允許Twitter、Facebook、Google、Youtube在中國市場賺錢,那麼美國就對中國的網際網路產業、電子商務產業實施市場限制和技術禁運;如此等等,打蛇打七寸,或許中國早就讓步了。

再進一步,如果美國願意站在一個比「美國優先」更高尚的道義標準之上,對那些侵犯人權的、制假販假的、環保不合格的中國產業、企業與產品進行定點精確打擊,而不是盯住逆差、普遍加稅,那樣一種貿易戰方式,無疑更為可取,更有利於解決中美貿易不公平問題,從長遠看,也會更有利於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

沒有了經貿關係這塊「壓倉石」(此為中國政府對中美經貿關係的評語),中美關係急轉直下。兩國或將進入經濟對抗時代,是否逐漸演進到兩國關係的全面對抗?是否在南海、臺灣或朝鮮半島引發兩國重大外交衝突甚或局部軍事衝突?悲觀一點看,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由此想到習近平先生曾經念茲在茲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源出於修昔底德的歷史巨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講的是雅典與斯巴達爭奪希臘世界霸主地位的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此事被後人引申為「崛起大國(如雅典)與守成大國(如斯巴達)必有一戰」,或者簡稱為「新老二與舊老大必有一戰」。揆諸歷史,當東亞新興強國日本趕超東亞千年老大中國時,它與中國打了兩場戰爭,先是甲午海戰,後是全面侵華;當歐洲新興強國德國趕超三百年歐洲老大英國時,它先後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但這絕不是什麼歷史定律,美國早在十九世紀末葉綜合國力就已全面超過英國,但美國非但沒有向英國的領導權尋釁滋事,反而成為英國主導下的世界秩序的維護者和「接盤俠」;當蘇聯成為世界老二並苦心孤詣試圖徹底埋葬美帝國主義之時,它也沒有輕率引發戰爭,而只是選擇了「冷戰」。

中美兩國會走進「修昔底德陷阱」嗎?這是一種極端的可能性,但仍然是存在的。關鍵在於中國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對待世界。如果中國政府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毛病多多,尚未完成根本轉型,知道自己不僅科技實力、軍事實力遠不如人,思想、道德、文化、價值更需要向美國、向西方多多學習、借鑒,那麼,中國就不至於在國際事務中處處與美國作對,就不應該在貿易戰中「以牙還牙」——須知,降低關稅,開放市場,促進內外貿一體化和自由化,切實保護知識產權,這並不單純是在向美國讓步,它也是建立一個更加健康、更有活力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由之路。如此,中美關係大有好轉的可能。

不幸的是,中共政府似乎急於用「中國價值」比拚普世價值,急於用一黨專制+權貴資本主義的「中國模式」與憲政民主+自由市場經濟的西方模式一爭短長,急於用「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於是,中國的國際角色便從鄧江胡時代美國主導下的國際政經秩序的投機取巧者、搭便車者,變成了如今國際政經秩序的破壞者、挑釁者。如此一來,中美關係走好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小,變得不可收拾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大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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