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一「另類」大陸女星的一頓晚餐(組圖)

2019-01-15 07:59 作者: 楊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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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星袁立(Feng Li/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9年1月15日訊】1

下午四點四十,上海下著小雨,天色昏暗。還沒有到吃飯時間,餐廳一個客人都沒有。袁立進來了,揚聲叫道:「楊語?」她的聲音很清脆。前一天,電話裡也是這樣的聲音:「楊語嗎?你加一下我的微信,我告訴你地方。」沒有助理,也沒有經紀人。這是熟悉的面孔,也有過去角色的影子,杜小月,歐陽蘭蘭,《牟氏莊園》裡的姜振幗。但這些都無法描繪現在的袁立。她穿黑色的皮衣,拉鏈拉到脖子,更像個職業女性。這提醒我她現在的身份:袁立公益基金會的理事長。來餐廳之前,她剛在朋友圈發了救助的名單——基金會正在開年終總結會議。

這家餐廳在新天地,袁立的朋友說好吃,她來鑑定一下。袁立是出了名的喜歡美食,愛下廚,之前的電視採訪中,她有幾次被主持人要求露一手。此刻她迅速而認真地翻看菜單,點了幾個菜。她給自己點了熱紅酒,「好的,加一根肉桂。」主菜點了羊肉,「有lamb嗎?」她問服務生。她不時夾雜著上海話、英語,語氣都相當堅定。

放下菜單,她看向我和同事,先提問道:「你們寫這麼多有人看嗎?現在都看視頻,誰還看文字啊?再說了,現在的人都關心那些東西,特熱鬧的事,誰關心這個(塵肺病)?」她向窗外偏一下頭。餐廳外面,一家奢侈品品牌正在做活動,一群人穿著禮服圍作一團,閃光燈閃個不停。

這些問題都很犀利。對於「熱鬧」和「寂寞」的對比,袁立應該是深有感觸。明星裡面,宣稱關心公益的很多,真正投身其中的卻極少,袁立是其中之一,而且,她非常具體地選擇了塵肺病患者。這也成了她這些年最重要的身份。

所有人都會好奇,她是什麼時候開始關注塵肺病呢?袁立說,不記得是哪一年了,她在網上看到一張照片:一位礦工推著礦車,礦工臉上都是煤灰,車雖是空的,他看起來卻非常累。「像是生活的重擔全壓在他身上」,照片透出的艱辛讓她觸動很大。她記不清是哪一年,卻記得自己在短時間內連續兩次看到了這張照片——這可能意味著什麼。

沒多久,她又看到「開胸驗肺」的新聞。2009年,河南省新密市農民工張海超為了證明自己得的是塵肺病,自己要求開胸驗肺。這些新聞累積起來,讓袁立很想做點什麼,來幫助這些人,她便在微博上搜索公益組織,找到了「大愛清塵」,當時影響力最大的塵肺病救助組織。

2015年6月,袁立跟著「大愛清塵」的志願者,去陝西和湖北探訪塵肺病患者。她跟志願者一起,住縣城的賓館,上農村的旱廁,在村裡的小買部吃方便麵。第一天,她拒絕穿「大愛清塵」志願者的T恤衫。後來,人手不夠,袁立臨時上場,當了志願者。

回憶那次探訪,袁立說,她看到了很多痛苦的人。她以前也見過農民,但是,她生長在杭州,杭州的農民很有錢,或是拿到拆遷補貼,或是賣很貴的茶葉,「就這樣,我認識的幾個茶農還很不滿足,覺得自己錢還不夠多」。在陝西和湖北,她看到的農民完全不一樣,他們很苦很苦,又很憨厚。房子很破,家裡有病人,但是他們要請志願者們吃飯,拒絕收錢。袁立說,不是苦難,而是他們的真誠和樂觀打動了她,「這個苦放我們身上我們可能就趴下了,你明白嗎?」

從陝西回來,袁立接受了不少採訪,一遍遍講述塵肺病的狀況。中國有多少塵肺病人?六百萬——袁立甚至還能迅速說出湖南的某個村裡有多少塵肺病人。塵肺病跟哪些職業有關?建築工人,珠寳工人,礦工,一切會接觸到粉塵的職業,大多數是農民工。塵肺病人的生活狀態怎麼樣?許多人工作時沒有簽署勞動合同,索賠難,因為呼吸困難,晚上跪著睡覺,「跪著走向死亡」。還有人自己給自己漆棺材,袁立拉著他的手,安慰他,那人就哭了。

人生的苦難有很多種,但是塵肺病不同,袁立覺得,塵肺病是人為造成的,由於用工單位惡劣的條件,出了問題之後又不願意負責,尤其是那些沒有合同的農民工,「你不尊重他的生命,你把他看成最下面一等人是不是?他就是抹布是不是?」袁立說,「我覺得上帝造出來,他也是尊貴的人,不可以這樣。」

2009年7月30日,河南新密市劉寨鎮老寨村,張海超向記者展示自己做手術的傷口。2013年,張海超進行了肺移植手術,如今是一名公交車司機。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2

菜上齊了,袁立雙手交握,低頭禱告。禱告完畢,才開始吃飯。

袁立招呼我們開動。我遲疑了一下,問她要不要拍照。「我現在吃飯都不能拍照,我甚至都不敢去旅遊了,怕人家說我是不是拿了公益基金會的錢去吃去玩,」袁立說,「我覺得生活受到了嚴重的監督,好嚇人。」

2014年,她從美國回來,開始關心公共話題,也和一些熱心公共事務的媒體人相互轉發。對她的讚譽和謾罵都很極端,很長一段時間內,她都是很容易引起爭議的公共人物。有時候很難理解,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攻擊她。她很快地回答:「就是信仰吧。」她又說,「他們都說孫神棍已經被趕走了,就剩下一個袁神婆了。」

以前,袁立參加慈善晚宴,捐錢像是履行義務。她不在意錢最終去了哪裡。後來,她開始有意識地在網上尋找公益組織。她捐助了一些組織,困惑也隨之而來,甚至曾經發生過公開的爭論。

「公益基金會裡面,有一個現象是容易自義,就是我做好事情了,來崇拜我吧,我是領袖。我覺得不能因為你做了點好事情自義。做了就是做了。」袁立說。(作者註:自義是自以為義的意思,在基督徒的語言裡,這被用來形容一個人在做了好事後產生的道德自滿。)

2015年底,袁立在party上遇到一個律師朋友。她跟朋友聊起自己想做公益,又不知道怎麼做,朋友告訴她,可以申請成立一個非公募基金會,只要兩百萬就夠了。但是得抓緊,到2016年9月,新的《基金會管理條例》開始實行,在省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的基金會註冊資金門檻將提升到800萬元人民幣。

2016的夏天,袁立開始註冊基金會。那時她還住在杭州,基金會的註冊地在上海。她不停地在杭州和上海兩地之間往返,有時坐出租車,有時坐高鐵。陌生的專業名詞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在她面前,「執行費」,「管理費」,「超過比例」。平時買菜從不點算找零的袁立,現在忽然要算募捐、管理費,工作人員的「五險一金」之間的比例關係。

夏天過完,那年11月14日,上海袁立公益基金會正式成立,註冊資金兩百萬元人民幣均來自袁立。她鬆了一口氣。閑了半年,又接到民政局的詢問:「你怎麼還不開工?再不做你就要關門了。」

袁立很驚訝:「做公益還有任務?」她以為錢在基金會裡放著就可以了,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原來《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非公募基金會每年用於從事章程規定的公益事業支出,不得低於上一年基金餘額的8%。也就是說,袁立得在2017年內把十六萬元給花到塵肺病人身上。

這數額雖不大,但她要救助的塵肺病人都是農民工,得去鄉下找到他們。她和工作人員先坐火車、飛機,轉大巴或中巴,最後可能還要坐摩托車。到了塵肺病人家裡,拿到他們的各種材料,查看他們的肺片、血動脈、抽血的動脈指數,還要聯繫醫生鑑定,給病人發制氧機。有時他們忙活一週,找到的捐助對象卻只有兩個。

「我後來才知道,真的好痛苦,我真的沒有想到,做志願者去下鄉和成立基金會,那真的是兩個概念。」她說,成立基金會之前,她碰到李亞鵬。李亞鵬勸她:「千萬別成立。」回想起來,袁立有些後悔,「他說得太簡單了,我根本沒往心裏去,他如果跟我說得詳細一點,我可能就要想一想了。」

除了工作的困難,基金會也會帶來風險。註冊之前,袁立原本想起名叫「施愛基金會」。但朋友說,這名字可能募不到錢,叫「袁立基金會」吧。用了自己的名字,袁立就緊張起來,她怕砸了自己名聲,只能親自上陣當理事長。「我可不相信人家」,她說,而且,她管就不需要工資,可以省下一筆行政費用。

當了兩年基金會的理事長,她才知道基金會的操作有多難。質疑的聲音時有出現。面對這些聲音,袁立想到自己曾和很多質疑者一樣,對公益完全不瞭解。現在她才知道,公益基金會的細節太多了,操作太複雜了,而大部分人很難瞭解這些細節。袁立的選擇是,把基金會的報表做清楚,也就不解釋那麼多了。

袁立基金會的辦公室在上海浦東的一棟辦公樓內。辦公室不大,朝南,有一個鐵皮文件櫃,兩張沙發和四張辦公桌。除此之外,就是隨處可見的綠植,還有佔了一整面牆的三幅地圖。綠植,一張沙發,還有鐵皮櫃頂上的一幅裝飾畫,都是袁立從自己家裡搬來的。另一條沙發則是對門辦公室的舊物,「人家不要了,我們覺得挺好的。」

每天上午十點半,袁立到辦公室上班。她的「工位」靠窗,桌上沒有電腦,擺了一排基督教書籍。公益基金會的事務,無論大小,袁立都要親自過問。「工作人員可能不是故意要出錯,是不小心的。可是被人用‘放大鏡’一看——你是在騙錢吧?」袁立說。

基金會有十個工作人員,會計,出納和三位法務員工不常來,除了袁立,日常上班的還有三個年輕人。她們在辦公室同袁立第一次見面時,建議袁立坐公交車。「這幫人太沒眼力見了,」袁立說,「她們真的沒有經歷過演員,覺得我可以跟他們一起坐公交車,當然我也可以坐,也沒有什麼。但是有一些事情還是要稍微顧及一下,比如坐地鐵、擠公共汽車。咱也不是說沒錢,幹嗎要這樣?而且公共汽車又慢,但是又覺得,別跟他們廢話了,跟他們講這個也太累了。」

無論如何,基金會堅持了下來。2018年,他們完成了合計2547964元的善款支出,給623名塵肺病患者的孩子付了學費,發放了215臺制氧機,給34名塵肺病患者提供了醫療救助,給74名極為貧困的塵肺病患者提供了生活救助。這些救助對象大多集中在湖南。他們分散著居住在山村裡,單靠工作人員挨家尋訪,工作量實在太大。在過去的一年裡,基金會在鄉下和縣城找志願者,給他們培訓,又通過志願者找志願者,終於在當地有了支小小的志願者隊伍。其中有的是一期塵肺病人,有的是塵肺病人的家屬或遺屬。袁立下一步的計畫是,在四川建立志願者隊伍。為此,她特意買了一張四川省地圖,掛在辦公室的牆上。

過去的一年,袁立幾乎每個月都會下鄉探訪塵肺病農民。她說,農民也搞不清楚是什麼基金會,他們以為袁立和工作人員是政府派來的。有些農民認出她,用不太標準的普通話稱呼她「豆(杜)老師」。

我問她:「和第一次下鄉的時候相比,現在有什麼不一樣嗎?」

袁立的回答讓人有點意外,卻也非常合理:「我只是有點麻木了。以前還覺得蠻心痛的,會拉著他們的手,後來我不怎麼拉,我進去看,是什麼問題,就跟工作人員說怎麼做。再到下一家,越來越快了。」她停頓了一下,又說,「人越來越多,他們的痛苦都是一樣的,沒錢看病了,孩子沒錢讀書了,以前我不懂,現在我知道了,我想多看幾家。」

「那你會擔心自己自義嗎?」我問。

「我們今年才做了兩百五十萬,你覺得有什麼可自義的?」袁立說,「兩百五十萬是我拍戲的幾分之一,有什麼可自義的?」


袁立下鄉時的工作照(圖片來源:作者公眾號/上海袁立公益基金會提供,下同)。

 


3

2017年12月,袁立再次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她參加了浙江衛視的綜藝節目《演員的誕生》,在節目中,她的行為毫無邏輯,前一分鐘還好好站著,後一分鐘就跳起舞來,突然,又毫無預兆地懟起評委。播出之後,很多觀眾說袁立神經病。袁立在新浪微博上發聲,指出這是節目組剪輯的結果,並貼出了和劇組工作人員的對話。

袁立參加綜藝節目《演員的誕生》。

和袁立面對面談話,你會相信她的說法。她精明幹練,反應奇快,是典型的江南女性的形象。再談起當時的那場風波,她說:「我真的沒有想到。他們讓你去的時候是非常客氣的。我好久沒有上娛樂節目了,我不知道已經‘水已經這麼深’了,那個水你看起來是很平,旁邊插了一點塑料花,你會覺得挺美,你跨進去,一條鱷魚把你腿咬出血來了。你真不知道底下有鱷魚。」

「這事出來之後,您是不是覺得沒法回到演藝圈了?」

「那不會。娛樂圈只不過是社會的縮影,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勾心鬥角,有交換,有骯髒的東西。我知道這個世界不夠好,難道我要自殺嗎?不,我還是會回去,但是你要更好地保護自己。」

「以後您還會再參與這種節目嗎?」

「如果這個節目我看了還可以,如果它的價格也可以,為什麼不參加?合同寫清楚就好了。」袁立嘴角微微上挑了一下,看起來有點諷刺的意味。

但是,畢竟她已經不再年輕,在目前的影視環境裡,很難找到合適的位置。她也不喜歡現在的電視劇。她說,她的家裡連電視機都沒有,她也不看現在的電視劇——「以前也不看」。那自己演的呢?「我以前演的戲我只看我的部分,別的快進。(自己演的)有時候也快進,但我覺得我演的戲還是蠻有質量的。」

袁立尤其討厭宮斗戲。她說,換在以前,她絕對會演,而且會嫌角色寫得不夠狠,沒有把對手幹掉,現在可不會了,「你讓我演我也不演」。

我問,那你希望演什麼樣的戲?

「我想拍有愛的,溫暖的。反正宮鬥我肯定不拍,我沒興趣。現在這個年齡,愛情題材我也沒興趣。」

前幾天,袁立坐一輛出租車出門。路上,司機在看金馬獎頒獎。袁立突然想到,自己其實也是他們當中的一員,她也是一個演員。不可否認,她非常留戀紅毯,「因為我是一個來自那裡的人,我是聽掌聲和歡呼聲來的」。相比之下,塵肺病人的救助工作太寂寞了。但是她又想,這些人上去領了一個獎,跟農民工有什麼關係?跟塵肺病農民有什麼關係?沒有什麼關係。而自己確確實實地幫助了塵肺病農民,幫助他們的孩子讀高中,她覺得特別地紮實和溫暖,「我覺得,我們的賞賜真的是在天上。」

晚餐結束了,菜還剩了一半。「這家餐廳也就一般,」她說,「我要發消息告訴我朋友,這家餐廳也就一般。」從餐廳出來,外面還在下毛毛雨,氣溫是上海初冬特有的陰冷。奢侈品品牌的活動似乎接近尾聲,圍著的人少了一些。袁立拉起大衣拉鏈,從人群裡穿過,沒有人認出她。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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