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一個「悲」字了得?終生難忘人間悲劇(圖)

2020-02-23 19:00 作者: 陳培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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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份子被強迫在嚴酷的北大荒勞動改造。
「勞動教養」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裡學來的「先進經驗」,圖為右派份子被強迫在嚴酷的北大荒勞動改造。(網絡圖片)

接上文:今古奇觀都找不到的怪事 記我的右派「勞教」

惡夢走向高潮 死神光臨中川

進入一九五九年,隨著衛星滿天飛,凱歌震雲霄的「高歌猛進」,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餓殍遍地,社會主義的大好形勢卻出現了破飯現象,上面發出號召:「低標準、瓜菜代,勒緊褲帶還外債。」幹部們說:是那個「老大哥」背信棄義,硬卡我們的脖子,不吃或少吃糧食,所以人們的糧食標準一降再降。那些重體力勞動者,從原來的48市斤降到38斤。我們從事腦力勞動的醫務人員,從每月28市斤降到19斤,其中還要扣除半斤糧食來儲備作為月大的調劑糧,所以每天只有6兩。然而,13000多勞教犯人的繁重勞動卻有增無減,有的長達12小時以上。飢餓、營養不良、體力的加倍消耗,水腫病開始大量上升。加之醫院中藥品匱乏,連普及的維生素及葡萄糖之類的藥品也在嚴格控制之下。當病人處於極度心力衰竭必須使用時,醫生的處方還需院長簽字批准,而且其批准用量只是處方的一半或三分之一。醫院的院長,叫向黑蛋,山西人,文盲。除認得年月日的12345,只認得他那個「向」字。因為資格老(1942年當八路),他說怎麼辦就是真理,他想罵誰,你就只能低著頭等他罵,稍有辯白將會接受他的耳光拳頭。他的口頭禪是,對你們(勞教、犯人)就要用對付日本鬼子那樣的辦法。

由於嚴重的營養不良,病員的上升率逐日增加。原有的病房再也無法容納了。於是又利用一些廢棄的工棚增設了二病區、三病區。這些病區都用木料綁成的通鋪,不管什麼病員,反正「見縫插針」的安置。由於無藥品治療,病人的死亡率也逐日增加。到一九六一年春天因每天死亡2~3人增加到每天死亡10人以上。有時當一個死人才抬出去丟在地上,第二個死人馬上又得抬出去丟。對於一天死上三、五個人的現象無論是幹部還是醫務人員都已經司空見慣至麻木。我的歷史記錄,一天死亡22人,是在戰爭中死亡人數的幾倍。在三年中,中川鐵廠到底死亡多少人,恐怕時至今日,官方也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據我個人概算,決不少於1500~2000無辜者死於非命。

人死了,總是要掩埋的。醫院裡有一個雜工組,都是身強力壯的勞教人員。雜工組的工作任務是為全醫院幹工伙食團,及勞教、病員伙食團的糧食、蔬菜、燃料等運動工作。

後來又兼任掩埋死人的工作。病人死了,通知雜工組組長。由組長持醫院辦公室開的證明,到基建中隊的木工房去用邊角餘料釘一付匣子再裝上死人,抬到三峨山上去挖坑埋上。然而雜工組埋人也很動腦筋的,先在一個土埂上挖一個坑,將木匣子放下後,臨近挖土來掩埋,取土的第二個坑,又是放匣子的坑,就是用第三坑的土埋二坑,第四坑的土埋三坑,依次類推,卻似農村中栽紅苕時那種苕埂。由於土薄,偶遇大雨沖刷泥土沖走,木匣顯露,那些無辜的死屍成為一群餓狗的美味佳餚。所以當時出現了一種反常現象。人由飢餓而得了水腫病,有的則骨瘦水如柴,可是有幾隻野狗卻長得肥胖胖的,因為它們時常都享受到人肉的美味。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聽用墳」

死人越來越多,到後來連個薄薄的木匣子(棺材)的木材也沒有了,只好將死者用被單一包就丟進坑裡用土掩上了事。

到一九六一年,也就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後期,神州大地也是哀鴻遍野,關在中川鐵廠的勞教分子,更是有腳無路,自然就只有當「等死隊」隊員的份了。

此時,醫院各病區已人滿為患。入院的病人只能放在過道上。設備簡陋,藥品匱乏,如果說病區是挽救生命的場所,倒不如說是那些無辜者等待結束生命的「停屍房」。死亡人數一天一天的增多,靠那幾個雜工組來掩埋死人已經不能完成了,然而那一具具赤身裸體的死人,拋在病房外的空地上,必然給人們精神上造成恐慌、影響。於是醫院書記楊一萍,召集醫護人員開會,要求各病區的死人,由各病區醫護人員掩埋,如不即時處理,造成不良的政治影響,要追求責任,同時規定:凡埋一個死人,獎勵飯票一斤。在那個「天堂」歲月年代,一斤飯票的誘惑力勝過百萬黃金。

病區的醫護人員,相對而言,比較年輕,雖然糧食定量低(每月19斤)但勞動量小,熱能消耗量也少些。正如古人說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開始時,兩個抬一個死人,每人可得飯票半斤。但一個人又不能弄走一個死人。後來,大家為了那貴如黃金的一斤飯票,想出一個辦法;一次挑兩個死人。即用一根繩子將死人的手腳捆在一起,用一根竹竿木棒從中間穿過,那些死人本來已經骨瘦如柴,兩個死人加在一起也不過100多斤,我們這些醫護人員完全可以承擔,而且,並非天天有此繁重體力勞動,何況還有那兩斤糧食的熱能補足。從此,各病區的院壩中,再也見不到堆積的死人了。

一個醫護人員一次挑兩個死人,隨之而來的是如何掩埋。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在三峨山的半山坪中,發現一個山洞,有兩米寬的口徑,有多麼深,誰也不知道。所以,把死人挑到洞口邊,繩子解脫(因下次還要用的原因)用腳一蹬,那死屍就掉到洞裡去了。這樣的作為,實屬慘無人道。然而,造成如此慘絕人寰的非人道行為,並非是個人的道德行為,而是惡劣的社會環境把草菅人命成為合法的制度準則。何況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這些牛鬼蛇神如當年的猶太人,如何處理都是自然合理的。

中川鐵廠所在的沙灣鎮,背依荒涼的三峨山,面對洶湧的大渡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國內頗有一點「名氣」。沙灣鎮聞名國內,並不因為她是郭沫若的故鄉,而是從全國各地那些手持《死亡通知》的父母、妻兒千里迢迢到沙灣鎮的中川鐵廠來祭奠親人的亡靈。

這些家屬來到中川鐵廠後,交上《死亡通知》和由當地有關部開具的證明(介紹信)廠部派人帶到管教科辦公室。管教科在核對了證明後並查找死者的檔案,一切核對無誤,才又派人將家屬帶到醫院辦公室。管教幹部根據《死亡通知》上經治醫生的簽名,立即叫該醫生帶上死者的住院「病歷」(都是通過整理的)向家屬介紹,諸如:入院時間、檢查診斷以及治療情況,總之要體現出政府的人道主義、幹部的關心,醫生的努力,終因治療無效而「正常」死亡。那些「病歷」材料不要說一般外行,就是專業人士也很難從中找出什麼破綻的。家屬們都要求到自己的親人墳前去祭奠一下,那時候香蠟紙錢是絕買不到的,但到親人的墳前去流幾點眼淚,以寄託哀思之情,也是人類親情表示的最低要求。可是眾多的死人拋屍荒山野地,哪有墳墓可指的呢?政府官員們早就想到這點眾多親屬的願望。

還在六○年前,在一病區後山一壩10平方的土地上,埋了一座墳(死者是誰,不知道),墳周用亂石堆砌,墳上長滿了青草,和一般大戶人家的墳頭一樣壯觀。每當有親屬要看時,就帶到這座墳前,用一塊木板臨時寫下×××之墓,家屬信以為真,以為墳內真的就是自己的骨肉,於是兒哭爹,妻哭夫,一個個哭得死去活來,以後不管哪個家屬,一律照此辦理,萬無一失。至於這座墳內的死者究竟是誰,只有天知道,不過他卻有「幸」成了眾人的「兒子」,眾人的「爹」,眾人的「丈夫」,眾人的「親屬」,而且他還向眾勞教右派的家屬展示了人民政府的革命人道主義,說明自己雖然成為「右派」,成了人民的「敵人」,雖然「死有餘辜」,但死後人民政府還如此厚葬,真是皇恩浩蕩,說不盡,只有來世再報答!

我每每見此情景,便不禁想起少年時,偶爾也玩一種遊戲叫麻將。麻將牌中有一張牌叫「聽用」,誰拿到了這張牌,最容易「和牌」,因為這張「聽用」牌,可以當任何一張牌使用,你需要「二萬」它就是「二萬」,你需要「紅中」它就是可以作「戲中」,可以隨心所欲,隨便使用,我想那些中川鐵廠的幹部,也許就是從這麻將的「聽用」牌中得到了啟示。於是「發明」了這座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聽用」墳既可以代表張三接待親屬也可代表李四、王五……,真是妙極了,可惜當時我還不知道什麼吉尼斯世界記錄,否則一定要去註冊申請,一不小心說不定還會抱個金獎、銀獎回來,好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爭光!

怎一個「悲」字了得?

最令人終生難忘的一幕人間悲劇,發生在一九六一年深秋時。三峨山上,深山枯草在秋風中抖瑟,幾株枯樹上,偶而停著一兩隻昏鴉,發出淒涼的哀鳴,更增添在苦難歲月中熬煎著的囚徒悲涼心情。一天中午,醫院領導叫我將死者宋方林的病歷材料帶來,因他的妻子前來詢問。我帶著病歷材料來到辦公室,見一位形容憔悴的中年女人身邊偎依一個7、8歲的女孩,一個大致有4歲的男孩,此情此景不須問,就知道是母子關係。我只能按照以前幾百次的「操作規程」按病歷上記載,向母子三人宣讀其親人的「死亡判詞」。那婦女在聽著我振振的宣讀後,已泣不成聲。兩個孩子看到媽媽在哭泣,那幼小的眼裡也充滿了淚水。那女人提出要去看一看丈夫的墳墓,要求是合理的,醫院領導們的辦法依舊,叫我將母子三人帶到那座「萬人親墳」去祭奠。那女人來到墳前從一個補著補丁的布口袋裡取出兩條冷紅苕,放在墳前稱是千里吊夫的「祭品」。母子三人趴在地上發出陣陣撕心裂肺的哭嚎。漸漸地那女人大的哀器變成微弱的抽泣,我因怕那女妗過份悲傷而再現休克,我只得用一些當時很流行的政治謊言來安慰她,諸如他被劃為右派,是因思想沒有很好的改造……病了後,政府是如何實行革命人道主義精神進行醫治……死後又是如何的厚葬……,無論我怎樣以堂皇的政治術語,她就是爬在墳前不起來。

有人說過,中國人的精神承受力是相當驚人的,居世界首位。中國人從降生到懂事開始,比別的學科先學的就是「壓抑」,從而便獲得了「壓抑功能」,更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錘打和社會的幫助,建立了「壓抑免疫系統」,在任何社會悲劇面前,都不會讓中國人精神崩潰,因此中國人患精神病比率少於其他西方國家,就是最好的證明。然而,在這母女姑人的悲痛中,任何冷血動物、鐵石心腸也不得不流出同情的淚水。大概是「物傷其類」的效果反應吧,此時此景,在腦海裡浮現出一種幻覺,不知何年何月,我的妻兒也會在此上演一幕同樣的悲劇吧。因久勸無效,怕出現意外,我只得坦誠相告,我也是右派,也是勞教人員,只是改造的分工和環境不同,而得苟喘的機會罷了。

那女人聽到後,感到是丈夫的「同類」,心靈上略有一絲寬慰,那一雙充滿淚水眼睛凝視著我,是信?還是不信?不過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誰也不會去冒充壞人的。待她完全停止了啼哭,才將母子三人帶到第一病區的病房(醫院的臨時招待所)住下來,並從病房中選了兩件比較清潔的被蓋來,叫他們住下。然而吃飯卻成了難題,因為到廚房去吃飯,必須交納糧票和錢。母女三人來自農村,何來糧票呢?看他人、想自己,我只好主動將挑死人得到的「獎賞」拿出一斤,又向其他醫護人員動員,因為我是病區的主治醫生,病區裡除那個一門不懂的護士長(女幹部,其實是幹部家屬)外,我還是有一點權威性,所以當我說明情況後,那些因挑死人而得到「獎勵」的人,也自願拿出二兩、三兩,總共湊了三斤糧(飯)票,才到廚房裡取來三個「罐罐飯」(每罐三兩),炊事員也發了一次善心,將那有鹽無味的牛皮菜又多添了一鐵碗,這在那飢荒歲月裡是何等的難得啊。當我把飯菜端到母女三人面前時,那女人從自己一份又分出一點到兒子的罐罐裡,那小女兒見到媽媽分飯給弟弟,她也從自己的一份中分一點給弟弟,母子情、姐弟情,真令人心酸。

女人的天性從來都是以付出為主,只要她成為感情的俘虜,她可以毫不猶豫地不想任何後果而勇往直前的付出,置入狂熱的付出漩渦中去。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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