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图)

2017-05-26 00:10 作者: 王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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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是中共党员。
张学良是中共党员。(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二○○五年刊登于《动向》杂志的文章,批露了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内幕。

他是中共党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

中共前统战部长阎明复披露:知道张学良身份的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去世后,主持东北军党史整理编辑工作的宋黎就这件事去访问叶剑英,叶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宋黎把谈话记录放在保险箱里,并嘱咐:

“等我死以后再拿出来交给中央。……现在张汉公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是中共党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

黄雀之后 还有遥控中共的史达林

“他是中共党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引起我注意的,不是张学良的中共党员身份,而是这句话不合逻辑却大可玩味。看来,这与重新解读西安事变必有重大关系。

西安事变过去近七十年了,张学良的中共党员身份为什么还不能公开?张学良素以不当傀儡、不受任何人操纵、从未作过任何人部下自诩。他会放弃这些傲人骄人的资本屈尊加入中共吗?西安事变是张学良的自发行动,还是被策反的结果?史达林与西安事变中张、蒋、毛周各方是什么关系?从现在己部分曝光的资料看,这个事件的策划者、发动者、拍板终结者之间的脉络已日渐清晰。考证张学良的中共党员身份,势必把西安事变的真相悉数抖出,这恐怕才是“绝对不能传出去”的顾忌所在。

回首西安事变,云谲波诡,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雀之后,还有遥控中共的史达林。

立国称王 拥兵割据

张学良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底首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中共。七月二日,中共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国际八月十五日覆电说:“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

八月九日,中共领导联名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迳直以“同志”亲切称呼之。在信中不但讨论了红军和东北军九、十月间在西北发动抗日局面,“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的基本战略方针,还特别提到:你我“西北发动后,共同采取一致的政治纲领与组织形式,如人民政权形式,人民军队形式,最低限度的土地经济政策等,而不采取目前有差别的形式与政策。”俨然一家人。立国称王,拥兵割据,新总统呼之欲出。共产国际在此后一周给中共中央的覆电中表示对“野心家”“特别感到不安”,显然是意识到,此时若放任“野心家”对中国政府过于激烈的颠覆手段,势必损害中国抗日的中流砥柱,促使日本加快侵华步骤、并以中国为基地与德军夹击苏联。

“特别党员”的“特别贡献”

九十年代初,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华儿女》发表专题文章讲述王炳南是如何完成策反杨、张和参加策划西安事变的,其本意是炫功,却不料泄了天机。据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当年,擅长挖心渗透的周恩来游说他,大谈今后东北军、红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共同合作。此言对不肯屈居人下,一心要效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佳话的张学良自是正中下怀。更何况,正可借此一雪“不抵抗将军”之耻。所以,要说张学良欣然入彀,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共产国际不同意张学良加入中共,这难不住毛周。叶剑英的“肯定答复”最大可能是,张学良被中共中央批准为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特别”党员。西安事变就是“特别党员”的“特别贡献”。

从西安事变的“推动”、“发动”、“拍板结束”各方来看,整个事变自始及终充满阴谋。

毛泽东给史达林的电报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定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毛泽东数次感谢日本侵略的“宏论”早已见诸报端,其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已为世人共知,“抗日”云云,早已成了“揖盗”的同义词。其“积极推动”,无非借刀杀人,借张学良之手为自己火中取栗。不少学者指出,张学良发难是要取代蒋介石,底牌就是被他圈起来的陕北红军,以“西北联军”二十余万之众要胁苏联支持他当总统。这个提法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

史达林反应令张学良和中共意外

西安事变发生后,史达林大怒,亲拟电文,指示不得杀蒋,适足以反证张和中共欲杀蒋之心切。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杨,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日本坐收渔翁之利。由此亦可见史达林前所说的“野心家”,指的未必就只是张学良。

史达林反应如此强烈,大出乎张学良预料,也令毛周无法信守“三位一体”等承诺。张学良送蒋去南京,诸多学者人云亦云说是冲动,却未察冲动的动力是怨气,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反被“马化龙”啄了眼的愧愤交加。西安事变竟如此“和平”解决,既非张学良初衷,也非毛泽东、周恩来由策反者摇身一变为“和平调停者”之“抗日救亡”方针所致,而完全是史达林一手操纵的结果。

只可惜如此丰富的题材,竟未能产生一部可与《战争与和平》《飘》相媲美的作品,也实在有负这位“千古功臣”或“千古罪人”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舆论哗然。闻一多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著名教授,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闻一多还在课堂上怒斥:“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

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提前全面仓促抗日,其结果,诚如傅斯年所言:“总之,抗日与上吊不同,中共所迫政府者,是上吊,非抗日也。”西安事变正是逼迫政府上吊的催命符。

逼迫政府上吊的催命符

张学良在一九五六年应蒋介石之要求所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痛陈:

殊不料良当年认为爱国抗日之共产党人,乃石敬塘、刘豫之流亚,诚如蒋公早年所言“头等大汉奸”也。良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虚幻想,反躬思来,羞愧自憾无已!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

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口述历史”,然终不肯谈西安事变。闻其言,观其“行”。其至死不回“江东”,乃最具说服力的事实。

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文章有删节)

来源: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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