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一专栏】中共敢死队的绝境(3)(图)

——再谈华为与中国IT业

2018-12-23 12:13 作者: 王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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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实施出口扩张。(图片来源:James Thew/Adobe stock)

【看中国2018年12月23日讯】(接前文)

B、发展阶段: 出口包工头,以敢死队身份挑战美国刑法

卖方信贷的出口包工头。在加入WTO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实施出口扩张,同时积极在亚非拉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换取相关国家的资源。华为作为投资扩张的一部分,依靠出口信贷,成为电信设施建设的包工头,获得快速发展。我在《红色私企》中,对卖方信贷的模式,进行过详细说明。 

在这个阶段,华为更加积极和大胆,充分表现出敢死队的模式。在表面产权的归属上,华为与国企仍然有较大区别,所以华为必须更加积极,向中共体制效忠。同时,央企是中共体制本身,虽然执行中共的决策,但是并不积极。尤其是遇到问题时,国企的态度显得更加消极。这种积极的态度,在重要时候表现得的较为明显。例如,在违反伊朗禁售令的问题上,因为中共的指示,华为和中兴都参与交易,表面上似乎没有区别。但是,如果对比中兴和华为的具体行为就可以看出,华为的行为更激进,全面表现出敢死队特征。

中兴和华为的区别,是央企亲儿子和私企敢死队的差别,关键在于是否敢于担责、敢于牺牲。当然,中国人基本不懂法律,不知道担责的风险以及牺牲的后果。所以,无数私企勇于承担责任,以个人牺牲完成中共交代的任务。在中兴和华为的对比中,关键细节决定是否敢死队:

a、中兴虽然执行中共的指令,但是所有行为都属于公司行为。在需要担责时,中兴所有的责任,都是公司责任。

在表面上,中兴参与伊朗交易并被美国轻松截获相关文档,而且证据非常完整,也成为愚蠢的代表。在交易审批中有个最重要的细节是,在每一笔交易中,都按照严格的公司报告流程,由公司不同级别的人签名。由于一级级的签名非常完整,证据确凿,无可推诿,以致于美国将中兴连窝端,美国商务部对中兴下禁售令。

不过,如果懂法律法规的人就知道,公司不同级别的人签名,在遇到麻烦时变成至关重要的流程。当公司各级人员签名后,意味着业务是公司整体的决策和执行,而不是个人行为。 当美国追究责任,主要追究整个公司的责任。所以,美国商务部出马,以违反协议的名义采取对中兴禁运的措施。这种措施的实施,属于经济/商业事件,而不是刑事案件,没有人刑事罪名被捕。

在中兴内部,每个员工为了保护自己的基本权益,层层签名是必要手段。中兴是国企,员工是体制内的人,都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作为体制内的员工,每一级首先考虑的是保障个人的基本权益,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个机制决定,任何公司下达的指令,都需要上级签字确认,下级才会签字执行。中兴的员工也不会随便挂名其他公司进行其他非法活动。

在个人权益优先的背景下,中兴不会轻易做敢死队。只有在中共的要求下,中兴才会“被动”参与伊朗交易。如果中共不要求,中兴不会主动参与。在伊朗问题曝光后,中兴因为美国禁运而休克,中共必须承担起对中兴的责任。 这个责任意味着,中共负责与美国沟通,促使美国停止禁运,中兴恢复生产;如果中共无法让中兴恢复生产,也必须负责抚养中兴员工。因为,按照体制内的操作机制,中兴为中共而受到打击,所以中共也必须为中兴的生存负责。

因为是亲儿子,所以中兴随时可以为了自身利益出卖华为。中兴作为体制内的一员,有权利为自身的生存而使用各种手段。当中共无能力恢复中兴生产,又不能明确保障中兴员工利益时,中兴就有资格通过出卖华为(敢死队),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中兴内部明确表态,只要能活下去,随时出卖华为。反过来,华为对中兴这种体制内的猪队友,虽然极端愤怒,但又无可奈何。

b、华为敢死队的关键在于,以个人为赌注铤而走险,完成中共赋予的任务

在中兴事件爆发后,中兴文件中有华为(代号F7)规避美国监管的方式,即通过多层壳公司,以不签名的方式订立合约,让美国无法抓住把柄。当时,很多人认为,这种方式非常聪明。如果中兴按照华为的操作,也不那么容易休克。

但在法律层面,任何一个违法或者违约事件都必然有相应的主体,才能实施违法/违约行动。而华为的操作模式,虽然在表面上合同不签字,显得与华为无关。但是,按照法律的追溯原则,美国必然追查这个责任,直到追踪到可以承担责任的主体。

在华为事件中,承担责任最终追溯到个人,而这个个人就是孟晚舟。华为想着逃避责任,以非常规的手段做合同,通过壳公司实施操作。但是无论壳公司有多少,交易经过多少个伪装程序,最后在终极的交易中,必须有人签字负责。孟晚舟则是壳公司的代表人,通过孟晚舟的签字,其个人为此负责。也可以说,华为通过以个人为代价,避免公司受到牵连。

鉴于华为公司可能是法盲,最终让孟晚舟自己跳进陷阱。在真实世界中,律师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精通法律,经常可能是半法盲。无论是华为公司,还是华为的律师,对于终极责任的基础法理问题,并不一定清楚。所以,华为设计出自以为聪明的操作方式。如果让华为和孟晚舟现在回顾当时的操作模式,很可能已经认识到,并不如自己最初想象的那样周密。

早在2013年,中国国内的网站上已经有转载(路透社)的相关公开报道。报道梳理一个简单的路线分析,描述华为通过skycom的操作,规避对伊朗交易监管的过程。其中,孟晚舟在与银行打交道的几个关键动作,都可以变为严重的刑事指控。公开报道与汇丰银行在2012年被罚款19亿美元,又相互呼应。可以说,只要懂相关流程,再稍加关注,就会了解华为的操作手段,包括华为如何想着避开监管,以及孟晚舟作为核心操作者,其行为过程都被清晰记录在案。

在2018年12月8日孟晚舟保释听证会上,控方律师作为美国检方代表,提供起诉孟的理由和过程。控方律师的阐述内容,与当年公开报道的过程没什么差别。同时,控方律师应该还提供了相应的详细证据,以支持其指控。虽然孟的律师提出反对意见,但是都被控方律师反驳。由于法官主要聚焦于孟是否适合保释,对更深入的内容没有追究。但是,从控方律师的态度上,美方检控部门肯定拥有足够的证据才如此强硬。这个过程说明,华为在skycom的操作上,不仅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还将孟晚舟陷入刑事案件的严重危险之下。

孟晚舟本身的重要性,也决定其在欺骗银行和销售给伊朗产品的过程中,成为敢死队的核心成员。由于华为的狼性文化,只有为利益而相互撕咬,没有任何的忠诚、合作和保密的概念。所以,按照当时伊朗交易的重要性,包括资金的调控转移,任正非都不可能将核心交易部分交给外人操作,因为一旦外人离开华为或者面临刑事诉讼,随时会反咬一口,将交易内容和证据和盘托出,指认任正非和华为的操控,让任和华为都面临灾难后果。 所以,任只有让孟晚舟一手操作,才能尽量防止不必要的差错。

当公司操作转为个人,刑事指控因此提上议事日程。中兴的模式虽然问题很大,但是有明显的有利之处:中兴虽然证据确凿,但只是公司行为,中兴的人员不需要因此坐牢。而孟晚舟的个人操作看上去很聪明,但是从长期后果的角度,孟不仅是商业违约行为,更是涉及到金融欺诈等刑事犯罪行为。2018年4月,中兴休克期间已经传出华为面临美国的刑事调查,最后,华为直接涉及到个人的牢狱之灾,而且还是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遭到加拿大警方逮捕,华为的操作模式早就决定了这个结果。

C、高潮阶段:国际扩张之矛,以敢死队身份挑战世界。

在中共体制推动“2025”的战略后,开始在全球范围行动,实施各类高新技术抄袭仿制、购买偷盗、强制转让(抢劫)等操作。

在整体上,中国经济与华为一样,由于其血汗工厂的模式,无法实现自身的科技创新、发展和升级。而中共不安于现状,为了发展中国经济,必须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所以中共采取与华为类似的手段铤而走险,将目标盯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实施超大规模的买、偷、抢行动。

在信息产业中,华为起到极为独特的作用,全力支持中共的技术购买、偷盗和抢劫,进而引起欧美日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华为通过巨额投资以5G领导者自居,准备大规模占据5G通信设备市场,主导5G系统的建设和运行。

中共的战略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方面,在国内,中共强制外企进行技术转让,强抢外企的技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中共号召大量私企,向华为学习狼性,借助互联网和国际贸易的信息渠道,从各个领域偷盗西方技术和其它知识产权。我在《实体末日》中明确,随着中国实体经济走向末日,能够生存下来的私企,基本依靠假冒伪劣和偷盗,或者转变为金融类生产模式。而后续形势如我所料,中国私企全面从最初的血汗工厂,转变为假冒伪劣偷盗抢的犯罪组织。

另一方面,中共加大宣传,展示中国经济的光明前景,极力吸引海归回流中国。在展示中,华为成为宣传的明星私企,增强对海归的吸引力。中共将海归主要分为三等:头等以千人计划和长江学者等为代表,这些海归不必回中国,最好还能在国外继续就职,持续将国外的先进知识和技术偷回中国;二等是带着国外的秘密知识和技术回国,有效实现中国国内企业追赶国际先进企业的目的;三等是有一定知识技术的海归,可以成为新型血汗技术人员,支持国内企业的运营。

第三方面,中共进行大规模海外扩张,在国际范围购买和偷盗技术,华为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在华为网络设备的支持下,中共组织国内的黑客,对欧美的网站进行大规模攻击,盗取各种资料,获得丰厚成果。但是,这种非法行为,不仅无法见光,更遭到西方国家越来越严厉的回应,并且成为川习会上的重要议题。华为则以私企的身份,表面上独立,在欧美国家投资研发机构,对大学实施研究资助,以此实现实用技术的购买和盗取。

华为实际代表中共,以独特的优势,实施大规模海外扩张,起到独特的海外扩张之矛的作用。

华为以私企的形象出现,起到中共体制和国企无法实现的功能。同时,华为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接受监管机构的监督,可以进行各类幕后操作。华为独特之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一方面,华为可以通过灵活的手段,随时批出大笔资金,吸引和招募知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将其纳入千人计划等项目,并且随时可以起到监控作用。 

另一方面,华为可以通过设立研发机构,随时关注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并且获得最新的技术,将这些技术传回国内,带动国内技术的发展。

第三,华为通过对美加等大学捐款,支持基础研究,不断获取基础层面的知识和技术。

第四,中共军方的技术人员可以以华为的身份,到欧美大学接受培训。华为获得的先进技术和动向、基础研究的知识和技术,以及军方人员的培训,都会加快中国军事技术的发展。例如,根据加拿大公开媒体报道,华为每年对十几所加拿大的大学提供1800万美元的资助,资助100名研究人员的研究,获得其中40%成果的知识产权,并且转移回中国。而且,华为向这些大学派驻的学习人员中,有来自军方的人员,以获得相关的知识和技术。

最为关键的是,华为的网络设备,对于中共实施网络攻击和网络盗窃起到关键作用,引起欧美日各国政府的高度警惕。

随着5G商用系统开始测试安装,美国要求欧洲各国避免使用华为设备,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也纷纷表示,要求电信服务商避免采购华为产品,甚至连中国一直拉拢的俄国,都决定禁止购买华为、中兴的设备。

这些国家共同行动的背后是华为网络设备的缺乏安全性。随着各方面数据的汇集,各国官方和民间的网络安全组织/机构发现,中国黑客进行网络攻击和盗取的事件中,基本来自于华为的设备安全漏洞。

很多专业组织认为,华为是专门设置这些漏洞(因为这些漏洞并不是难以发现或者解决的问题),方便中国黑客网络攻击,盗取各种知识和技术。

判断华为专门设置漏洞、用于黑客攻击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为黑客攻击和盗窃提供方便,同时不利于被攻击方进行反侦查,属于典型的保护黑客的行为;二是漏洞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多。例如,在2011-2012年,一些组织明确指出华为设备的漏洞,这些漏洞本来可以很容易补上,但是到2016-2017年,华为的漏洞不仅没有大大减少,甚至更多。

华为网络设备对美国造成巨大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引发美国政府各情报机构的高度关注,进而准备采取一系列打击行动。

简而言之,华为通过充当国际扩张之矛,成为中共扩张战略的关键一部分。华为在挑战世界的过程中,获得中共的大量资金支持,更增强了挑战世界的信心。

当然,华为是中共敢死队,其出发点依据是中共体制。当华为按照中共的安排部署,不断进取,积极挑战世界时,华为似乎忘记了,世界面对中共和华为的挑战有能力反击。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战争的华为,虽然整天叫嚣狼性,但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怖。

当世界反击时,可以如碾死蚂蚁一样顷刻毁灭华为。而华为压根想不到、更看不到这样的局面,仍然在挑战世界的道路上夺命狂奔。

3、 扩大庞氏骗局后的绝境

手机业务成为新的庞氏骗局,也意味着华为面临绝境。华为通过推动手机业务增长,维持华为的业务规模,成为华为的新庞氏骗局,掩盖虚拟股权的庞氏骗局,防止华为的突然破产。华为对5G市场超乎想象的幻觉,表现出华为在庞氏骗局中开始面临绝境。

收不抵支是庞氏骗局的根本原因。从收入角度,华为仍然是私企,必须从市场中销售获利以维持自身生存。虽然华为获得中共的大量资助,但只是辅助手段,不能作为华为的生存基础。随着4G时代落幕,华为主要收入开始枯竭,无法应对巨额支出,只能不断做大庞氏骗局,也意味着庞氏骗局面临破灭的绝境。

在4G时代,华为以体制包工头的身份获得大量业务,保持充裕的资金。除了利用卖方信贷之外,华为还在中共资金补贴的支持下,以极低的价格入市,在欧美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凶猛抢夺订单,试图将欧美竞争者全面挤垮。在规模增长的支持下,华为树立起强势形象,既通过虚拟股权集资,又可以轻松占压供应商的大量资金。

华为实施大规模扩张,资金消耗急剧增加。华为在4G获利后进行大规模研发投入,试图在5G市场中占据更多份额,实现更丰厚的利润。虽然中共体制对研发高额补贴,但是对华为的资金需求来说远远不够。同时,华为积极推动手机业务,早期也需要大量资金,尤其是华为投资麒麟芯片等所谓的核心技术,在给爱国民众打鸡血的同时也消耗大量资金。 

随着3G/4G通信设备市场接近饱和,华为面临销售下降的危机。从2014-15年开始,4G设备市场逐渐饱和,即使华为有卖方信贷和超低价格做支持,可以建设的4G网络也快速减少,华为的设备销售增长减缓甚至停滞。重要的是,利润率不断降低,利润结余快速消失。更可怕的是,一旦设备销售从增长变为下降,利润变为亏损,华为的资金将急剧萎缩。

销售下降意味着庞氏骗局随时暴露。销售下降从三方面刺破了华为的庞氏骗局:一是销售下降,现金流减少,利润转负。华为无法支付虚拟股权的股息,将引发华为员工纷纷退股,华为的庞氏骗局破灭;二是,华为被迫裁员,不仅需要支付华为员工的离职金,还需要用现金补偿员工的退股,也需要大量资金,加速庞氏骗局破裂;三是供应商与华为停止合作,从华为收款结束关系,以及中共的资金支持减少,进一步加速庞氏骗局破裂。

手机业务增长支持华为的销售规模。按照市场的培育顺序,先是设备市场发展,随后带动手机市场增长。随着设备市场饱和,电信运营商加大市场推广,促使手机销售的爆发式成长。手机销售的滞后效应,给华为以进入市场的机会。华为手机从2012年开始规模化增长,2011年出货300万台,2012年2000万,2015年1.08亿,2016年1.39亿,到2018年 预计超过2亿台,是2012年的10倍。在2017年,手机销售额达到2800亿,与通信设备的销售额相当。到2018年,手机销售额相信超过通信设备,成为华为的主要销售来源。

华为手机业务属于赔本赚吆喝的部门。众所周知,在世界的手机行业,苹果和三星占据行业的所有利润,其它厂商普遍为低利润或者亏损。根据Strategy Analytics的2016年数据,苹果在中国市场占据主要利润,而华为、poop/vivo手机占据6.4%的利润,估计华为占据1.6%的利润,即9.29亿美元,合60多亿元人民币。按照近1.4亿台的销量,华为每部手机利润40多元人民币。考虑到华为高昂的综合运营成本,将运营成本分摊到手机业务上,手机业务自然处于亏损。

手机业务继续摊薄华为利润率。我在《红色私企》中,列举华为的利润率不断下降。根据华为2016年年报显示,华为2016年实现全球销售收入5216亿元,同比增长32%;净利润371亿元,同比增长0.4%。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2016年,华为的利润率已经降到7.1%,比2015年进一步明显降低。同时,华为不断增加研发投入,除非在5G业务上获得突破式增长,否则利润率将不可避免地延续下降趋势。 

虽然华为手机试图增加盈利,但是收效甚微。2017年开始,华为海军崛起,并且在海外进行大规模的广告宣传,试图打造华为中高端手机的形象。华为的手机不仅销量快速成长,而且价格不断上升。但是,如果考虑到成本端,手机零配件价格暴涨,大幅侵蚀手机的销售毛利。而且,华为在国外推广中,花费巨额广告费。另外,华为日益膨胀的运营成本,也在侵蚀其利润率。即使华为以偷偷减配的方式降低手机生产成本,也对华为的消费者倾向造成打击。 

虽然华为手机无法盈利,但是成为新庞氏骗局的支撑点。华为手机本身不能盈利,不能给华为带来资金收益。从商业逻辑的角度,华为不应该疯狂投入和扩张,而是应该放弃。但是,如果从庞氏骗局的角度,华为的行为就变得非常合理。华为手机业务的迅猛成长,起到两个关键作用,一方面 带来巨额现金流,华为可以通过拖延对供应商的付款,使用巨额现金流,另一方面催大华为的规模,进而华为可以根据业务规模从银行和基金等外部金融机构融资。

手机业务的庞氏规模超乎一般人的想象。金立手机作为一个很小的山寨机品牌,只是在几百元的功能机时代知名,在智能机竞争中完全小小不言,而金立倒闭时爆出200亿债务无法偿还的消息。而华为手机的2018年销量达到2亿台,单机价格数千元,总量超出当年金立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由于华为不是上市公众公司,财务不透明,可以通过截留现金和各类外部贷款,欠款几千亿元而基本不被关注。 

5G市场是华为的主打目标。华为在手机业务截留现金,主要用来支持公司坚持到5G时代。华为看到5G市场的广阔前景,已经进行巨额的研发投资,而且积极参与到5G市场的标准制定。按照华为的打算,随着5G市场的到来,华为可以快速占领市场,成为主要巨头之一,从5G的巨大市场中,获得丰厚的收益。按照华为的展望,如果能占据5G市场相当份额,就可以实现丰厚的利润,完全可以解除手机业务和虚拟股权的庞氏骗局危机。 

华为过度宣传5G市场,到了接近幻想的程度,属于典型的中国梦。华为在国内大规模宣传,宣扬5G市场的广阔前景。这些宣传让绝大多数希望了解未来市场趋势,不懂行的中国人对5G产业的规模和利润产生完全脱离现实的期望。在此基础上,华为再宣传自己在技术上是世界第一,远超其他厂商,可以轻易成为市场第一。5G市场超乎想象的规模,以及华为超乎想象的竞争优势,意味着华为将获得超乎想象的市场和利润。中国的“大国崛起”、“厉害国”、“2025”宣传中,华为的5G也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基于华为的宣传,当美国禁用华为系统时,华为宣传的态度是,美国将因此落后于世界的5G市场发展。

人们越是面临危急形势甚至绝境时越容易幻想,自我画饼鼓励自己努力前行。华为海军对华为手机的鼓吹,以及华为对手机业务的重视,充分体现出华为对手机业务庞氏骗局的依赖。而华为对5G市场前景的幻想,表明华为已经陷入绝境。(未完待续)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供稿。2018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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