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宋生活水平领先世界的物资(图)

2019-03-21 08:22 作者: 杜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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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为这种富庶所震惊。
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为这种富庶所震惊。(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宋代之后,中原人口(特别是城市人口)出现大幅增加。200多年间,中国人口从3000万翻了两番,首次突破1亿。

宋朝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江南地区约有2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当时世界人口超百万的6个城市中,除君士坦丁堡外,其余5个(汴京、临安、长安、洛阳和南京)都在中国,而汴京更是世界第一大城市。

与此同时,宋代出现了从农业到近代工业的产业转型。作为世界大国,大宋帝国的金融、陶瓷、冶金、纺织和制造等行业拥有全球领先的水平。与生活需求相比,工业生产需要的燃料要大得多。

这时,一种新的燃料出现了,它就是煤炭,这种不可再生但储量巨大的燃料不久拯救了中国,并使大宋帝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进入近代的文明国家。可以说,这场从可再生能源到不可再生能源的飞跃完全是一场革命。

煤炭的拯救

对文明悠久的中国来说,煤炭并不是什么新事物。最迟在汉代,煤炭就已经被用来做燃料,甚至用于冶铁。在现代发掘的郑州古荥冶铁遗址中,就发现煤渣和煤饼,在巩县铁生沟的汉代冶铁遗址中还发现了原煤块。煤在中国古代被称为“石墨”、“石炭”等。“石炭”后来被写成“碳”。在很多地方方言中,至今仍然将煤说成“碳”;日本也称煤为“碳”。

汉代之所以有大量的煤炭使用,与其人口膨胀和工业能源需求有很大关系。汉帝国之后,在长达千年的时间中,中国人口一直没有恢复到公元前后的水平,植物燃料的再生速度足以满足社会需求,所以煤炭就没有得到重视,慢慢被人们忘却。

直到宋代爆发巨大的燃料危机,这种古老的燃料才得以再次被重视,而且就其使用程度来说,已经远远超过汉代的水平,煤炭不仅是对木柴木炭等传统燃料的补充,而是一定程度上的取代,因此,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燃料革命和能源革命,将中国带入到一个全新的近代化的能源时代。

现代人都知道,中国具有丰富而广泛的煤炭资源,特别是华北地区。当华北的森林消失之后,煤炭便成为华北地区得以发展重要支柱。鹤壁原属宋代相州,现代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曾经发掘了一个大型宋代煤矿,矿井口直径2.5米,井深46米,巷道长达500多米,井下还有完整的排水系统。就其开采规模而言,丝毫不逊色于今天的中型煤矿。

山西是现代中国最著名的煤炭大省,在宋帝国时属河东路。“河东铁、炭最盛”,远在1000年前就依靠煤炭维生。早在宋仁宗时期,晋、泽、石三州就利用当地的煤铁资源铸造铁钱;熙宁八年(1075年),神宗皇帝在一次诏书中令“河东铸钱七十万缗外,增铸小钱三十万缗”。

现代发现的宋代耀州瓷窑遗址中都有不少煤块。很许多中国名瓷一样,耀瓷的发展与煤炭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耀州也以冶铁出名。在四川,人们用煤炭来煮盐。在川北发现的古代“禁采煤炭碑”写道:“自宋季开始挖煤以来,迄今五百余载。”

最早的工业革命

根据古文献记载,宋辽金夏时期的煤炭开采已经遍及全国,包括北京的西山地区,江西的今高安、萍乡、丰城、玉山,陕西的韩城、铜川、旬邑,辽宁抚顺,河北的曲阳、观台,河南的鹤壁、鲁山、宝丰、渑池、新安、怀州,安徽的安庆、淮北,山西的太原、洪赵等。这些地区至今仍是中国的主要产煤地区。

北宋的生铁产地主要是邢州、磁州和相州,这里还有很多制造兵器的都作院,其中相州都作院一次就能造箭33万枝。邢州每年生铁产量达到1716413斤,最高达2173201斤,这种堪称奇迹的生产量完全得益于当地丰富的煤炭资源。

《天工开物》中记载中国冶炼铁的燃料中70%为煤炭,30%为木炭。北京钢铁学院曾对出土的宋代生铁实物经过化验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宋代生铁普遍含硫较高,一般较汉代高四至五倍,个别则有含硫高达1%。除个别的可能是用特殊的高硫矿而外,多数则可能是用煤冶炼。

相比木柴和木炭,煤炭的能量密度更高(煤的燃烧效能是木炭的3倍),也便于运输,因此煤炭很快就成为汴京这样的大城市的主要燃料,“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燃)薪者”。作为煤炭最大的消费地,汴京三个官办炭场都位于城市西侧,紧邻大通门运河,这些煤炭大多产自西边的怀州(今沁阳),经由黄河运抵汴京。

随着煤炭源源不断的广泛使用,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革命,这使中国的生活水平和工业水平达到当时世界的最高程度。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为这种富庶所震惊,有一种说法是“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汴京一个看守城门的士兵”。

中国的生铁年产量达到12.5万吨,而英国1720年的铁产量只有2万吨。在火器制造方面,帝国军器监雇工达40000多人,江陵府每月就可生产1000到2000只铁火炮。大宋帝国的军事工业体系非常庞大而完备,仅四川的弓弩院就可供应地方武库“弓弩多至数十万,箭数百万枝”;“工署南北作坊及弓弩院每年造铁甲三万二千,弓一千六百五十万,各州造弓弩六百二十万”。这些大规模生产要比欧洲工业革命早得多。

正如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在《中国的铁》一文中所指出:“从唐末到宋初,中国发生了可以称为燃料革命的一大事件,燃烧煤炭取得高热,并利用煤炭炼铁,使铁已有大量生产的可能。这就在世界史上出现了远东的优越地位。”

煤炭作为一种现代能源,为大宋帝国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源动力。除过作为民用燃料之外,更为广泛的应用在冶铁业、兵器制造业、铁货币铸造业、陶瓷业以及造船业等,大大促进了产业革命,或者说,这是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

欧洲工业革命同样起源于煤炭引发的能源革命,但却要比中国的这场工业革命晚整整五六百年。在欧洲还处于黑暗中世纪的10世纪,宋帝国时代的中国就已经建立了近代文明国家。

宋帝国继承了汉唐以来的制度,有一个近代化的文官政府,而且强调“不杀士大夫”的言论自由,从而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最繁荣的国家。正是在这种文明背景下,才出现了改变世界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的三大发明。

与中国相比,欧洲对煤炭的发现和应用要晚得多,直到1830年,整个巴黎所需要的将近50万立方米燃料中,煤炭仅占1/4,而数百年前的汴京早已将煤炭作为主要燃料。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写道:“工业大师是中国,而不是英国。中国‘工业奇迹’的发生有1500多年历史,并在宋朝大变革时期达到了顶峰——这比英国进入工业化阶段早了约600年。……正是宋朝中国许多技术和思想上的重大成就的传播,才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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