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复制崇祯命运?全都赶上鼠疫、瘟疫(图)


习近平复制崇祯命运?全都赶上鼠疫、瘟疫。
习近平复制崇祯命运?全都赶上鼠疫、瘟疫。(PHILIP FONG/AFP via Getty Images)

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劝习近平抛弃中共,回头是岸,并拿习近平与崇祯作比较。崇祯在历史上的评价并不算坏,但很多人认为他志大才疏。前几年为数不少的人对习近平寄讬着希望,觉得他是个精明强干的领袖。崇祯皇帝也是意外当上了皇帝,雷厉风行地清除了宦官专政,曾一度被当作聪明有为的中兴之主。然而崇祯与小习在治理国家、从事外交方面都被认为是一塌糊涂。

除此之外,崇祯为帝时,瘟疫和其它天灾不断,农民起义不断。崇祯年间,明朝统治区域内许多地方都流行起了鼠疫,尤其是崇祯末年,各地的瘟疫是一场连一场。如今,武汉肺炎来势汹汹,去年猪瘟、鼠疫不断,更让人感到习近平和崇祯命运的相似。

有些人虽然不认为一个朝代灭亡前,各种灾难降临的启示,但纵观历史,包括旱、水、虫、风、地震等往往对人类和人类的历史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人间的社会、秩序、社会变动与重大事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崇祯一朝,灾祸有多严重?让我们看看历史的记载。

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突然很多地方出现疫情。万历《山西通志》记载这年垣曲、阳城、沁水大疫,“道殣相望”。高平、辽州大疫,“死者甚多”。这年山西南部普遍出现旱灾,而疫情主要是在山西东南地区流行。沁州沁源县城中仅数百家,但由于“岁荒,斗米钱半千,夏遭瘟疫,死者不计其数”。

崇祯七年、八年,山西西部靠近黄河的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社会不安定,自然灾害交加,兴县就出现了疫病,“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之为空。”靠近兴县的临晋这年也有大疫,疫病的高峰在三四两月之间。

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自北到南瘟疫大流行,这年大同瘟疫流行,“右卫牛也疫”。十四年,“瘟疫大作,吊问绝迹,岁大饥”。南部的稷山县也出现大疫“死者相枕藉”。崇祯十六、十七两年是山西流行瘟疫的高峰。浑源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甚有死灭门者”。崇祯十七年大同府“瘟疫又作”,而灵邱县“瘟疫盛作,死者过半”。南部的潞安大疫,“病者生一核,或吐痰血,不敢吊问,有合家死绝不敢葬者”。

河南地区。河南内黄县《荒年志碑》记述了黄河两岸崇祯十三年“风大作,麦死无遗,有家无人。食糠榆皮,受饥者面黄身肿,生瘟疫,死者过半”。崇祯十四年,中原大地疫病四起。春二月,内黄县一带家家遭瘟,人死七分。当时有地无人,有人无牛,地遂荒芜,偃师县“春大疫,死者枕藉”。阌乡县春天饥荒大疫。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商水县“春大疫,抵秋方止,死者无数。初犹棺敛,继买薄卷,后则合门皆死,竟无一人能敛者。至六月间,街少人迹,但闻蝇声薨薨而已”(顺治《商水县志》)。这些地区的疫病十分剧烈,挨家挨户传染,一批又一批地死人,连棺材也来不及制作,马路上吓得连行人也没有。

河北京津地区,崇祯十三年后也是大疫流行。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出现。大名府“瘟疫传染,人死八九”。第二年,河北的疫情继续有所发展。大名府上年的瘟疫传染一直延及到了崇祯十四年。当年春天无雨,“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顺德府由于连年荒旱,“瘟疫盛行,死者无数”。广平府、真定府、顺天府均出现大疫,并于这年七月疫病传进了京师。

江苏吴江曾遭到连续二次的大疫袭击,崇祯辛巳年(1641年)吴江突然大疫流行。这场大疫中死去的人不计其数,死亡率之高令人惊讶。有一大户人家,先是一人染病但几天里全家数十人一一被感染,最后全部不治身死。《吴江志》称:“合门相枕藉,死无遗类者。”这种高死亡率的疫病当时人十分少见,只觉得“偶触其气”必死无疑。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距上次瘟疫流行仅隔三年,吴江再次瘟疫大流行,得病者最主要的症状是口中不时喷血,喷血后不久就毙命不起。吴江城内死掉的人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甚至一条巷内的居民全部得了这种病而死亡,更不知有多少人全家死绝,一个活的也没留下。这场大疫持续了一个多月,夺走了大量吴江人的性命。

崇祯十六年,顺天府通州于七月流行疫病,“名曰疙疸病,比屋传染,有合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康熙《通州志》)。京师北部的昌平州“十六年大疫,名曰疙疸病,见则死,至有灭门者”。保定府处于京师南约200多里,这年“郡属大疫”,其中雄县的瘟疫最为严重,“人心惊畏,吊问之礼几废”。疫病蔓延进京师是在这年的二月。《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这场瘟疫流行造成了20多万人的死亡。

据吴震方《花村谈往》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至十月,京师内外疫病流行进入高峰。流行的病叫疙瘩病。不论贵贱长幼,得了这种病很快就会死亡,甚至一呼病名,病就来了,不留片刻,人就死去了。患者胸腹稍满,生白毛如羊,日死人数千,很多人死了连病名都还不知道。兵科曹良直正与客人对谈,举茶打恭行礼,人站不起就死去了。兵部朱希莱拜访客人急急赶回来,刚进室内就死去。

宜兴吴彦升受命为温州通判,刚想登船去上任,一个仆人就死了,另一仆人去买棺材,很久还未回来,赶去一看,这个仆人已经死在棺材店。有同在一个旅馆住宿的朋友鲍某劝吴某搬迁到另一个旅馆,鲍某先背负行李到新居,吴某稍微落后一会赶来,他看见鲍某已死在新居里。吴某赶忙又搬出去,等到第二天清晨,他也死去。

金吾钱晋民陪同客人饮酒,话还未说完就断了气,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及婢女仆辈在短时间内死了15个人。又有两个同伴骑着马赶路,后面的人先说话,前面的人答了话,后面的人再说话,前面的人已经死在马鞍上,手里的马鞭还在高高扬起。沿街小户人家死的人更是无法计算,街道上已经没有人在闲谈、散步了。死的人实在太多,很多人连棺木都设有,因为棺材店来不及赶制。根据官方计数,九扇城门抬出的死者有20余万人。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谈到京师的鼠疫时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所谈和吴震芳的记述完全符合。

与京师很近的天津也受到瘟疫的侵袭,不过已是崇祯十七年了。骆养性谈到:“上天将灾害降临人间,所以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九月,疫病传染到达顶峰。感染疫病者时间长的,一二天中死亡,而时间短的,早晨得病,晚上已经死了。天津城内每天就有好几百人死亡,甚至有的全家不留一个活的。这种病一户挨着一户传染,没有一户能幸免的。只要有一个人得了病,就会传给全家人。这病在天津城内已经传播了有二个月,引起了重大丧亡,至九月达到高潮,城内外都在死人,而城中心死的更加多。现在的天津城中路途上到处都是棺材,耳朵听到的都是哀号之声,人们个个都是悲凉惶恐。”

不仅是百姓,连崇祯帝最后的结局都让人不胜唏嘘。他曾经有过机会,可是,一次次的,他没能把握住。历史,给人的教训是深刻的,但是,也总是有人不能从中汲取教训。

说到民众,疫情给人们带来的是悲凉惶恐,然而又有一个问题是,那些活下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能在疫情中活下来?面对灾难,我们怎么能活下来?或许,不麻木,保持清醒,用心倾听周围劝诫的声音,心怀善念,将是人的希望。这样,或许在灾祸中,上天还会向善良的人伸出救度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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