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一民警上訪被送精神病院 領導批示「強送」


[提要] 高作喜是呼倫貝爾市公安局大興安嶺農墾分局民警,兩年前,在分局值班室,他被6個人"包圍",其中4人是民警,高作喜被紮了針,等他醒來,發現身在千里外的精神病院,他認為是因上訪惹怒領導,目前,呼倫貝爾市檢察院已立案調查...[還有王法嗎]

第1頁:高作喜被"扎針" 第2頁:被毆的"高大虎" 第3頁:抑鬱的訪民 第4頁:被激化的矛盾 第5頁:家屬不知的"精神病" 第6頁:領導批示"強送"

邊看著電視,高作喜邊跟鄧毅聊著天。

這是2007年12月10日晚,內蒙古呼倫貝爾市公安局大興安嶺農墾公安分局(下稱農墾分局)值班室。

高作喜是農墾分局下轄東方紅派出所民警,鄧毅是分局法制大隊隊長。

他們有一搭沒一搭聊著。按局領導安排,高作喜晚上就住在值班室。

與此同時,二樓會議室,正召開局領導會議。參會者有局長徐晨銘、副局長張強、李寳全等。

"焦點訪談"結束了,高作喜去旁邊小賣部買了洗漱用品,鄧毅陪著他。

回來時,他喜歡的電視劇要開始了,高作喜盤腿坐在床上,鄧毅坐在椅子上。

此時,二樓的會議接近尾聲。結論是一個字:送。

8點剛過,一樓值班室裡,劇情開始前又插廣告,高作喜說,廣告真多。話音剛落,啪,值班室的門被撞開了,咚一聲彈在牆上。

4名民警和兩個陌生人進來,一名民警看了高作喜一眼,說:"開始吧!"

高作喜正困惑,六人衝上前,兩人扭住了他的胳膊,兩人抱腿,一人抱頭。另一人拿出注射器扎入他體內。

驚慌中,高作喜隱約注意到,大隊長鄧毅一直坐著沒動。

有個念頭瞬間清晰,他覺得自己落入了一個局。

不過,藥液注入,他很快失去了意識
被毆的"高大虎"

4年前,人高馬大的民警"高大虎"被圍毆了。打人者"逍遙",高作喜告狀

時間回到2005年。

那一年,民警高作喜被圍毆了。

在被打前,高作喜很有威名,有個綽號,叫高大虎。

東方紅派出所60歲的治安員葉成江說,高作喜人高馬大,辦案正直不講情面,東方紅農場十里八里的小偷小摸都怕他,因此得名。

2005年6月14日晚,派出所接到有人鬧事的報警,高大虎與同事張振勇出警。後來,張帶了兩個人回所裡問訊,高作喜獨自留在現場。但隨後來了一撥人,"高大虎"被圍毆了。

高作喜回憶稱,過程中他先後四次撥打分局的值班電話,沒有等來同事的支持。打人者走後,高作喜住進了醫院。

次日,副所長王君利與張振勇到醫院看望。王副所長說,所裡人手不夠,你住一天院就得上班。

高作喜沒有聽領導的話。醫生認為他有輕微腦震盪,他在醫院住了9天。

出院後,高作喜找到所長馬春生,要求報醫藥費,並追究肇事者責任。馬所長說,追究肇事者,歸分局管。

高作喜又找到時任分局政委韓金樁,韓認為,這是治安案件,還是應由派出所領導處理。

在高作喜看來,所領導與局領導是在"踢皮球"。這讓他非常窩火。高作喜的同事葉成江說,那段時間,常看到高作喜愁眉不展、喝悶酒。老葉認為,警察被打,本身就是件窩火的事,何況"高大虎"又是個很要面子的人。

現任巴彥派出所所長的馬春生告訴記者,如認為襲警者涉嫌妨害公務罪,應由檢察院立案批捕,但呼倫貝爾市莫力達瓦自治旗檢察院不立案。

被打一個多月後,高作喜又找到韓金樁。雙方交談不悅。

高作喜稱,當時他提出,再不解決問題,他只能到市局去反映;韓說,你願到哪告到哪告。

這話未得到韓金樁證實。

可以證實的是,高作喜的告狀路,開始了。
抑鬱的訪民

事情私了了,但高作喜覺得跟領導"過節"沒了,受到排擠,他不停舉報

2005年8月底,高作喜得到了一個讓他滿意的回覆。

呼倫貝爾市公安局局長高蘇和批示:這是近年來唯一的一起民警在執法中被打案件,要從強化執法力度、維護民警權益的角度,查明此案。

很快,農墾分局成立了項目組。2005年9月9日,帶頭打人者何四民被刑拘。

高作喜說,接下來的發展讓他意外。

他說,所長馬春生希望此事能私了,"馬所說,人都刑拘了,再追究有啥意思。"高作喜稱,他沒答應,所長威脅他"警察不想幹了",他頂了一句"你吹牛皮"。

對此情節,馬春生說,他並沒威脅高。他認為,既然高受傷並不重,不必糾纏於此。他認為高一直糾纏,只是為得更多賠償。

不過,他稱"私了"不是他的意見,是上級領導指示。馬春生說,檢察院領導也多次要他們做做高的思想工作。此情節,未得莫力達瓦自治旗檢察院證實。

高作喜稱,後來分局領導也多次找他,希望他"私了"了事。這讓他感覺壓力越來越大。後來他答應了。

在莫力達瓦自治旗檢察院工作人員公證下,2005年9月15日,高作喜與何四民的哥哥何愛民達成協定,何家賠1.3萬元醫藥費,高不再追究襲警一事。

不過,事情並未就此結束。

高作喜感覺受到了正副所長排擠,陷入孤立。開會沒人喊他了,聚會活動也不通知他,甚至也沒人給他派工作了。他認為,這與他曾向分局反映所長逼他私了之事有關。

馬春生後來說,他不曾排擠高作喜,可能有時言語上有過激。他說他與襲警者並無瓜葛,不是高"懷疑的那樣"。

高作喜的同事葉成江說,東方紅派出所民警不足10人,當時大家都知道高作喜與所長們有矛盾,沒人敢理他。

高作喜的妻子竇艷敏稱,高作喜從被打起就陷入抑鬱狀態,每天睡眠很少。高說自己的安全都保證不了,何以保障家人的安全。

2005年7月8日,高作喜被北京協和醫院診斷處於抑鬱、焦慮狀態。

當年10月起,高作喜開始給市、自治區及公安部寫信,舉報自己被襲被要求私了之事,並稱遭到所長排擠產生抑鬱。

民警高作喜,正式成為了一名訪民。
被激化的矛盾

副局長說,越級上訪是"嚴禁"的,但"我們的警察"堅持越級上訪,這讓局領導十分惱火

高作喜有做記錄的習慣。一些談話他會錄音,他還記備忘錄。

2006年3月26日,分局局長徐晨銘到所裡調解他與所長的矛盾。高作喜的備忘錄裡記著,局長答應讓馬、王兩名所長公開道歉。

徐晨銘後來對記者說,高作喜稱馬、王排擠他,讓他患上抑鬱症、糖尿病,需補償,"但這沒有道理"。他說,沒有證據證明馬和王違法違紀,並且兩人當著他的面給高作喜賠禮道歉了。

馬春生與王君利也稱,已向高作喜道歉。

不過,高作喜否認。

他稱,他們不但沒道歉,還威脅他不要再告狀了。2009年12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大楊樹鎮,民警高作喜在家中愁眉不展。他已兩年沒到所裡上班了

在高作喜不斷堅持下,2006年12月,農墾分局作出"關於對馬春生、王君利進行口頭批評的情況說明",稱兩人身為派出所領導,不注意工作方法,使民警高作喜產生不滿情緒,分局領導已對兩人進行了嚴肅口頭批評,責令他們向高賠禮道歉。

高作喜認為,這份"說明"明顯避重就輕,不提私了之事。

馬春生的父親曾任大興安嶺農場管理局局長;王君利與分局副局長也有親戚關係......高作喜心有猜疑。他繼續上訪。

2007年3月30日,在自治區公安廳、呼倫貝爾市公安局兩級維權組協調下,高作喜與農墾分局正式簽署協定,答應不再上訪。

高作喜稱,簽協議的前提是,分局領導承諾,補償他上訪產生的費用及抑鬱症的醫藥費,並讓馬、王公開道歉,但廳、市局領導走後,承諾未兌現。

於是,他又繼續告狀。

"說實話,我們局領導對高作喜被襲案的處理過於草率,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才有了事件逐步惡化的局面。"如今已調離農墾分局的李寳全認為,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激化了矛盾。

2007年11月份,高作喜再次去公安部上訪。

李寳全回憶,這讓農墾分局承受了巨大壓力,"公安部和自治區公安廳曾多次批示,嚴禁越級上訪。我們的警察上訪,而且多次越級。這讓市局和分局領導感覺壓力巨大,十分惱火。"
家屬不知的"精神病"

那一晚,分局領導的確在圍繞高作喜的事情開會,只是,議題是:送入精神病院

高作喜一度以為,自己的要求要實現了。

2007年12月10日,高作喜接到了分局局長徐晨銘的電話。讓他去分局一趟,說局黨組將開會討論如何解決他的問題,

當日晚飯後,徐晨銘讓高作喜在值班室住宿,等候局黨組意見。並讓法制大隊長鄧毅陪著他。

當晚8點,在高作喜看電視的時候。局黨組確實在開會,也確實圍繞高作喜。

只是,議題是:強送高入精神病院。

齊齊哈爾市第二神經精神病醫院精神二科主任高緒寅回憶,當時,他們接到了農墾分局副局長張強的電話,稱該局有一名嚴重暴力傾向的精神病人,希望醫院配合採取強制措施。

高緒寅說,精神病院配合公安機關強治有嚴重暴力傾向的精神病人,並不鮮見。

他介紹,當時他和護士莫軼強坐火車,到了農墾分局所在的大楊樹鎮,徐晨銘和副局長張強接站,"穿著警服,開著警車"。

高緒寅稱,徐晨銘告訴他,高作喜多次揚言要殺人報復,分局已請示了公安部、自治區公安廳,批示可強行送治。徐出示了一份鑑定書,是2006年4月3日,赤峰安定醫院為高作喜做的鑑定,結論為"神經症"。

2009年12月8日,赤峰安定醫院精神科二科副主任常素清說,神經症的症狀為抑鬱、焦慮間或產生臆想,"很常見,一般不會喪失民事行為能力"。她是給高作喜做鑑定的三名專家之一。

高緒寅稱,當時他提出,強行收治精神病人,須家屬同意。徐晨銘說,高作喜與妻子剛離了婚,孩子小,父母住很遠,只能聯繫他在分局刑警隊的二哥高作成。

據高作喜之妻竇艷敏講,因領導們頻繁讓她勸說高不要上訪,2007年12月初,他們辦了離婚手續,高作喜拿著離婚證去給局領導看:以後有事直接找我。(兩人後在2008年初重婚)12月1日,高作喜在家照顧癱瘓的岳父。這些年下來,他幾乎是家徒四壁

高緒寅回憶,2007年12月10日晚7點,徐晨銘與兩名副局長帶著他和護士,去高作成家。到門口後,"徐局長說我們不用進去,他給家屬說就成。"10分鐘後,徐從高家出來,稱家屬已同意,但不願出面。

當晚,高緒寅和護士列席了分局領導會議。領導們決定,送高作喜入院。

連夜,高作喜被分局的越野車運走,法制大隊長鄧毅全程"押送"。
領導批示"強送"

公安分局給市局寫申請,希望送"精神病患者高作喜"入院,市局副局長批示"同意"

2007年12月11日,高作喜醒過來,一度恍惚。

他發現自己躺在陌生房間,有穿格子服的人圍著自己,那些人目光呆滯。

"你有精神病,需要治療,公安局送你來的。"醫生告訴他,他在黑龍江齊齊哈爾市第二神經精神病醫院,在"重症監護室"。

該醫院所在的富裕縣,離高作喜家約500公里。高作喜很是驚慌,連稱自己沒病。醫生說,有你的精神病鑑定。

這讓高愕然。

根據醫生所說的鑑定日期,他查備忘錄,2006年4月3日,是一次會見。那天,分局副局長李寳全給他電話,說自治區政法委領導要跟他面對面談案情。當日,高作喜見到的"領導"是兩男一女。

原來那是醫院的人---精神病院裡,高作喜"頓悟":這是一個設計已久的局。

2009年12月8日,李寳全承認,當時的確是假借領導談話,對高進行了精神鑑定。之所以隱瞞,是怕高情緒激動拒絕配合,"這是我工作的一個失誤"。

李寳全稱,是徐局長安排他找的醫生。鑑定經過和結論,都沒告訴高本人和他的家屬。他說,高不停上訪,分局壓力非常大。不過他本人並不贊成送高入院。

醫院裡,回頭想,高作喜認為,他其實早被"警告"過。

他的備忘錄記著:2006年5月5日,副所長王君利對我說,你要再告,花點錢給你送到精神病院去。

東方紅派出所多名民警證實,馬、王二人曾當著高的面說,再告狀就送進精神病院。不過,馬、王二人均否認。

高作喜之妻竇艷敏稱,2006年6月中旬,副局長張強曾到家裡,說高作喜越級上訪,已決定對其停職,在外遭遇任何不測,後果自負。

此事的背景是,當年6月9日,在北京治糖尿病的高作喜曾給徐晨銘打電話,稱:"再不處理馬、王二人,我就去公安部告。我等一小時。"一小時後,沒等來局長回覆,高作喜到公安部交了舉報材料。

竇艷敏稱,張強後來又找她談話,稱各級領導都對高作喜越級上訪很生氣,可能要追究責任,如果家屬能證明他有精神病,就不追究了。

竇艷敏拒絕:"他怎麼可能有精神病"。高兄高作成也稱,全家人從來都不知弟弟有精神病。

據李寳全講,高作喜2007年11月又到公安部上訪後,分局領導向市局寫了申請,大意說高作喜有精神病,需採取強制措施,市局主管信訪的副局長批示:同意強送。

李寳全和徐晨銘均稱,高作喜有嚴重暴力傾向,多次稱"如果上訪沒結果,我就殺人報復"。

高作喜否認說過類似話語。他稱自己與領導的見面,都是自己平靜,領導"拍桌子罵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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