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工的生活:很孤獨沒有私生活(組圖)

【看中國2014年02月02日訊】程教授和他的同事們對深圳地區807名農民工進行了採訪，在對其中60名農民工進行深度瞭解後發現，這些受調查的人中，有58.5%患有抑鬱症，17%患有焦慮症，另有4.6%的人曾想過自殺。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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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坐9個小時，一個人也不認識，特別想家，經常偷偷地哭」，陳永莊說，孤獨是她一年中最大的感受。她工作的這家廠有400多人，1至3樓是車間，食堂在4 樓，再上一層就是員工宿舍，陳永莊和廠裡男職工住在同一層，中間隔著一座平臺。而類似這種格局和規模的毛織企業在大朗就有上百家。

1月16日，85年出生來湖南永州的程彩虹，每天在流水線上站11個小時，最大的願望是修房、開店、養孩子。

1月16日，91年出生的穿著新潮的農民工歌手王衛。江西來莞6年，參加了2013年廣東省農民工歌唱大賽。

王衛兼任車間的DJ，聽到說唱音樂就像見到初戀。

羅元勇在車間工作，他在東莞已經打工20年了。2013年，一同生活了12年的妻子對羅元勇說出了「離婚」兩個字，辦完手續後，妻子迅速地搬離出租屋，從此斷了聯繫。「她嫌棄我沒本事，還好賭。你說在廠裡像我這年紀的人，下班沒事幹，哪個不愛搓幾把。」羅元勇覺得，老婆藉口他好賭離婚，其實是嫌他窮，看上了別人，不然不會連兒子都不要。

1月15日，中國毛織重鎮大朗，一家服飾廠，燙衣部流水線上趕工，這幾天天氣暖，工人穿著單衣，有時還開風扇。

1月15日，中國毛織重鎮大朗，一家服飾廠，燙衣部流水線上趕工，這幾天天氣暖，工人穿著單衣，有時還開風扇。

我們在深圳一家高級餐廳裡做的採訪，（採訪中）21歲的四川農民工鄭立強（音譯Zheng Liqiang）表示，他在這個南方城市（指深圳）過得並不開心，甚至有些鬱悶。

他說，超長的工作時間，微薄的薪水，讓他幾乎沒有私生活。

他還說：「在這個大城市裡，我感到很孤獨。」

深圳是中國的製造業中心，鄭為好幾家工廠修理複印機已有3年時間。

算上加班，他月工資比平均工資要高，在3500-4500元之間（約合580-740美元），只是複印機的油墨有毒，工作要承擔一定的風險。

雖不喜歡這份工作，但鄭內心卻很糾結。事實上，他說他時常感到焦慮，他說話時會習慣性地擺弄指關節和抖腿，這是焦慮情緒的典型表現。

廣州中山大學的程宇（音譯Cheng Yu）教授表示，要是找心理醫生諮詢，醫生很可能會說這是焦慮症，因為這在農民工群體中很常見。他說，「農民工的心理健康狀況要比我們原先所想的更加令人堪憂。」

感情包袱

程教授和他的同事們對深圳地區807名農民工進行了採訪，在對其中60名農民工進行深度瞭解後發現，這些受調查的人中，有58.5%患有抑鬱症，17%患有焦慮症，另有4.6%的人曾想過自殺。

程的研究團隊發現，約一半人不足30歲，他們雖離開年邁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但在經濟上和精神上都肩負著巨大的壓力。

他們在為不能照顧父母和孩子而深感自責的同時，又為養家餬口而感到壓力山大。

據程教授介紹，他開始留意這個問題是在5年前，當時他還在研究該地區賣淫女的心理健康狀況，她們很多人在賣淫之前都曾在工廠上班。

2010年，負責組裝蘋果公司產品的大型電子製造商富士康員工集體自殺事件成了國際新聞頭條，這讓程教授決定要找出農民工心理健康問題的根源。

工人們從廠房和宿舍樓頂跳下的原因據說是因為孤獨和沒有歸屬感。

程主要研究南方省份廣東省的情況，但其他地區農民工的心理健康狀況大都類似。

據《中國勞工通訊》報導，中國約有2.6億農民背井離鄉，在城裡打工。

他們儘管對中國的經濟做出了貢獻，但他們的社會地位仍然較低。

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亦加重了這些年輕人的焦慮和抑鬱情緒。

相比於留守人口而言，農民工更易患心理疾病，因為他們得適應新的環境，並且得不到家人和社會的支持。

就中國而言，戶籍制將人口分成了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這令農民工生活更加艱難，他們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和醫療，在工資和待遇上也飽受歧視。

像鄭這樣既受過良好教育，也精通網路的新一代農民工，對城鄉發展差距的感觸要比老一代農民工更為深刻。

鄭的父母外出打工只為一件事：在城裡賺錢，然後回家。

「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鄭想當一名室內設計師，希望成為真正的城裡人。他想自學設計課程，但就是很難擠出時間。

鄭的父母都在深圳打工，父親做點小生意，母親在干家政服務，他們對兒子的想法嗤之以鼻，說這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程說：「理想和現實的巨大差距更加重了一些年輕農民工的焦慮抑鬱情緒。」

許多農民工的生活就侷限在產線和宿舍之間。他們是可以跳槽，而且和父輩相比，他們也確實更加頻繁跳槽，但想跳到更高層次的機會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說當設計師。

鄭從小就和爺爺奶奶在四川老家生活，所以他同父母的交流並不多。

鄭知道自己應該為家人在身邊而感到幸運，但他在這裡還是會感到孤獨。

他在深圳的朋友不多，都是來自四川的年輕農民工。由於時間、經濟和倒班上的限制，他們也不能經常見面。

他總希望有天能在成都定居，因為他在那裡曾度過了兩年的大學（專科）快樂時光。

政府近期公布了放寬戶籍限制的通知，旨在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幫助農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但這個過程漫長而緩慢。

程說：「我們必須對（農民工的）心理疾病引起重視，它是導致自殺的根源。」

他建議在農民工工作地點開展免費的心理健康測試，將他的「積極心理干預」理論付諸實踐，設立熱線電話和諮詢服務，為農民工提供更多的社交機會。

就算程教授的想法能實現，也還是有一個大問題，因為還有很多像鄭這樣的年輕農民工，他們內心的掙扎仍將繼續。

来源:南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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