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助手如何捲入北京的國家安全機器(組圖)

【看中國2015年01月18日訊】三月前的一天，即2014年10月1日，我最後一次見到我的朋友兼助手張淼。那天早晨9點，當她敲開我在香港賓館的房門時，我還穿著睡衣；然後我們在外一直奔走至深夜，報導佔中。張淼正準備返回北京，我還想多呆一陣。我們擁抱告別。我說：「要當心啊」，她笑著說：「我會的，你也要小心點。反正我們很快就會再見面的。」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從此張淼就不見了。她被捕了。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在擔任駐外記者的四年裡，我時常關注中國的法律與公正問題。我出席新聞發布會，在那兒，政府向我們解釋說，中國是一個法治社會。我採訪了那些被剝奪了土地和財產的農民，他們試圖爭回自己的權利，卻被毆打，被監禁，因為他們被當作不安定分子。我也採訪了維權律師，他們堅忍不拔地試圖把中國變成其所宣稱的——法治國家。我還採訪了異見人士，他們遭受恐嚇，後來就消失了。翻看我的電話簿，其中很多人已難覓蹤影。我向一位中國熟人講起這些，他聳聳肩說，這種事情只是發生在異議人士身上，一般民眾不會有事的。然而即使是最單純無邪的人，也會因為一連串的不湊巧，被捲入司法和國家安全的機器中。就像癌症，每個人都相信自己不會碰上。進監獄的總是別人。

這次是張淼碰上了，也就是我碰上了。在中國，只有在符合政府利益的情況下，法律才有效。我以前就知道這一點，但親身經歷之後，感受是不一樣的。

張淼四十歲，我認識她已六年。她在德國生活多年，是我在漢堡時的中文老師，她有德國的居留許可，我們成了朋友。兩年前她回到北京，開始在《時代週報》北京代表處工作。對她來說，回國並非易事，她對很多事情已感隔膜，跟老朋友也談不攏。她住在北京郊區的畫家村宋莊，很快在那兒結識了新朋友。

我和張淼經常出差，共同經歷了很多事情，加上我們的女攝影師，有時我們開玩笑地自稱為三劍客。

張淼和Angela Köckritz在香港採訪 © Privat

2014年9月24日，我和張淼飛往香港，追蹤抗議活動的進程。9月28日是星期天，警察首次動用了催淚瓦斯。這一夜，我們在街上奔走，直到凌晨5點。

警察動用催淚瓦斯的消息，促使香港人走上街頭。人群越聚越多，擠滿了主幹道、商業街和人行天橋。人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聚集這麼多人。不少人在這天晚上認為，北京會派坦克來，張淼也這麼想，她一直搖著頭：「跟當年一樣。89年時，我們也根本沒想到會有坦克來。」

當1989年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抗議的時候，張淼是中學生。她就住在廣場附近，常常給他們送水喝。6月4日夜裡坦克開進來，就是從她家門前經過。至今房子的牆上還能看到彈痕。

但是這一夜在香港，沒有坦克開來。第二天、第三天也沒有。在接下來的幾天裡，越來越多的人走上了大街。亢奮取代了恐懼，陌生人互相逗樂，不停拍照。他們簡直不敢相信，到處都是人群。這是1989年以來中國土地上規模最大的抗議活動。「不可思議」，張淼反覆念叨，她很興奮，很高興。一個女孩遞給她一條黃絲帶——它是這一活動的標誌，她把它別在身上。我能理解她，但還是請她拿下來。「我們是記者」，我說，她笑了笑，把絲帶取了下來。幾小時後，在別的地方，她又把絲帶別在身上。

亢奮取代了恐懼，大批年輕人湧上香港街頭 © Uli Knörzer

像許多大陸人一樣，張淼在香港買了個iphone 6手機，用來拍照，在微信上把照片發出去。張淼是微信控，我還從來沒見過一個人像她這樣，發這麼多的信息和評論。但我們聽說，中國警察把那些在香港拍照片並用微信發出去的中國人在回程時加以審訊和關押，「淼，別這麼干了」，我一遍又一遍地請求她，她只是笑笑，放下手機。過一會兒，她又繼續微信。

一星期之後，張淼的7天籤注到期，跟很多大陸人一樣，她不得不返回北京，但我還想繼續留下。她於10月1日中國國慶節那天離開香港。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採訪，收到張淼的一條微信，這是一張頭天晚上拍的照片，上面是張淼和四位男士，他們都帶著黃絲帶並雙手交叉放在胸前，就像學生領袖黃之鋒在中國國旗升起時所做的那樣。張淼在下面寫著：「左邊那位已被捕了，是個詩人。」

張淼在香港買了蘋果手機，並把佔中圖片發到網上 © Uli Knörzer

「天哪」，我想。我又查了一下，她把這張照片已傳到朋友圈，把頭像也改成了黃絲帶。

我很想接下來的45分鐘時光能夠倒轉。她肯定是在這45分鐘裡的某個時刻在北京下了車，儘管她看見了路邊的警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阻止她，至少我很想阻止她。

45分鐘後，我結束了採訪，又匆匆趕赴下一個，一整天沒有間隙。地鐵裡的網路信號很差，我沒找到與下一個被採訪者約定的地點，在一個巨大的百貨商店裡迷了路，我心裏想著一定要跟她談談，卻沒有時間。過後我覺得，當時我的腦子裡裝滿了最沒意義的不重要的事情。就好像為了要去洗衣店取一件乾淨的襯衣而穿越整個城市，卻絲毫沒有察覺到海嘯的巨浪已壓到頭頂。

終於到了那家約定的咖啡館前，我翻找著張淼的電話號碼，而被採訪對象已急匆匆向我走來。還沒有坐下來喝杯咖啡，我就同時從兩個渠道得到了張淼被捕的消息。漢堡的編輯部說：「中國公安部門的張先生打來電話，說張淼被捕了。」張淼的哥哥給我發來內容相同的簡訊。沒有人確切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不停地打電話。接下來的幾天裡，我幾乎沒幹別的事情。幾乎沒吃，幾乎沒睡。不管用什麼辦法，我必須把張淼弄出來。我跟德國大使館聯繫，跟外國記者俱樂部聯繫，跟張淼的家人和朋友聯繫，跟編輯部聯繫，跟公安部門的張先生聯繫——他在公安局給外國人發放簽證的部門工作。如果記者們的報導令政府不滿，他們有時就把外國記者叫來，威脅不再延長其簽證。但我直到目前還沒遇到這方面的麻煩。

「張先生，出什麼事了？」

「我不太清楚。她捲入了村民糾紛，引起公眾騷亂什麼的。」

「村民糾紛？這簡直不可思議，您能不能把當地派出所的電話給我？」

「那不行。」

「我從哪兒能得到電話號碼？」

「這個我也不能說。」

「但是總有人給你打電話了吧？」

「那麼，我去打聽打聽，然後給你電話。」

在這段時間裏，我又到處打電話。聽說張淼是在畫家村前往一個詩歌朗誦會的路上被抓的，據說這個詩歌朗誦會是要聲援香港的抗議活動。更多的情況，別人也說不出來。

前往詩歌朗誦會的路上，張淼被警察追蹤，後來她在此被捕 © Uli Knörzer

張先生又來電話了。他聽上去得意洋洋，「張淼是中國公民，她沒有德國護照，而且她沒有正式登記為你的助手。」

「是的，確實沒登記。」好些編輯部都未給助手登記，曾經有一段時間，如果登記的話，就意味著更多的監控，另外也產生更多的費用。現在我自問，原本是不是可以給她提供更多的保障？當局肯定會利用這一點，我覺得很內疚。

「已發生的事情跟你沒有關係」，張說。

「有關係，她是我的助手，我對此負有責任。」

「這件事跟新聞工作沒有關係。人家告訴我，她表現得很粗魯，推搡警察，還罵了他們。可怕。」聽上去，他很生氣。

「對不起，張先生，但我無法想像她會這樣。」

「不管怎樣，張淼是個很普通的中國公民。我們會把她當作一個中國公民對待。」

第二天晚上，我很晚飛往北京，早上四點才到家。這是10月4日，星期六。中午起來，我看到手機上顯示張先生已來過好幾個電話。他說「要過來聊天。」他用了「聊天」一詞，像是朋友一起喝咖啡。

此時我已得知，張淼的朋友裡已經有人知道事情的過程。我給她打了電話，我要做好被審問的準備。三位知情人對我說了以下之事：10月2日下午，張淼與朋友一起去那位前一天被捕的詩人家，他們想看望他的家人。警察已經在那裡等候，雙方言辭漸趨激烈。之後張淼和一個朋友想去參加聲援香港抗議活動的朗誦會。一位藝術家朋友開車把他們帶到那裡，警察已經等在門口。張淼和她的朋友下了車，開車的朋友看著她們走向舉辦活動的地方，警察緊追著她們，她們逃，警察追上來，並用警車堵住她們。接下來的事情，開車的朋友就看不見了，因為警察催著他離開。張淼顯然成功逃離，幾分鐘後，她給另一個朋友打了電話，通話中斷了好幾次。她喊著：「他們要抓我們，他們打了我們。」

然後通話就斷了，也打不通張淼的電話。張淼則蹤影全無。

在隨後的幾個月裡，全中國有越來越多的人因為支持佔中而被捕，根據維權律師的消息，有兩百多人被捕。宋莊有十人被捕，全都與詩歌朗誦會有關，我認識其中的四人。

我前往張先生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總隊，他陪我來到一間沒有窗戶的房間，那裡已經有兩位他的年輕同事在場，一位姓徐的先生，另一位是記錄員，他們面前都擺著記錄本。我拿出自己的記錄本，記下他們的警號。「這是要幹嘛？」張先生說，「這裡又不是採訪！」他們跟我說普通話，我答道：「我想把這件事情記錄下來。我讀了很多關於中國正在建設法治國家的報導，現在我正親身經歷。我希望能寫一篇樂觀的報導。」徐先生說，「好，保持樂觀。你會看到，中國的法治情況會讓你樂觀的。」

他們審問了我。我怎麼與張淼認識，我們在香港干了什麼，我們採訪了誰，我是否知道北京舉辦的活動？在審問過程中，張淼從騷亂嫌疑分子變成了真的騷亂分子。

「為什麼你們總是說——這個騷亂分子？」我問，「法庭還沒有判決。」張厲聲訓斥我：「我已經說過——有可能。我每次都要再重複一遍，還是怎麼著？這裡是朋友之間的談話，但你卻不這麼認為。趕快別再記錄了，這兒不是採訪！」我說：「對不起，但是‘有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詞。」

這時張就更憤怒了，「你什麼意思？你以為你是誰？你真的是德國人嗎？你跟別的德國人完全不一樣啊！」

「是嗎？」

「其他德國人都很誠實。」

「我不誠實嗎？」

「對，你不誠實。你很奇怪，非常奇怪。我們跟其他德國記者一直相處得很愉快。」

「他們跟我說的並非如此。」

「跟你說話太令人不愉快了。我要是你的話，就會控制點情緒。」

這期間，徐漸漸唱起了紅臉，張變成了唱白臉的。當我向這兩人指出這一點時，張發火了：「我們還會打交道的，比如，你明年要是申請延長簽證的話，會有問題的。你小心點！」

「我很想知道張淼在哪裡。根據中國刑事訴訟程序，捕人之後，應當在48個小時之內通知家屬，我們卻至今未得到任何消息。」徐先生露出燦爛的微笑，「這個案子與你毫無關係，你別再管了。請相信中國是完美無缺的法治國家。」張怒氣沖沖地走出房間，徐陪著我一起出來。他握住我的手，不鬆開，「別怪張的態度，他有時候很衝動，他是留學德國的，對德國人的評價非常高。下回我請你喝咖啡，好嗎？聊聊天？」

第二天，我們還是對張淼的情況一無所知。張淼的哥哥得到消息，她可能在北京的第一看守所。幾個小時之後，我、還有張淼的哥哥和繼母——她帶了滿滿一包保暖的衣服，來到那個看守所的門前。一夜之間，天氣驟冷。監獄位於北京郊區，一片髒兮兮的黃顏色房子。高牆後面有幾顆大樹，其他什麼也看不見。

看門的是個穿著爛糟糟藍制服的年輕人。

「我們想問一下，是否有個人關在這裡。」

「過完節再來。」

「等假期過後？」

「當然。」

「監獄是不放假的吧？」

「放的。」

「坐牢的人也有假期？」

「那倒沒有。」

「看守呢？」

「也沒有。」

「那就應該有人能告訴我們吧。」

他打了個哈欠，「過幾天再來吧。」

「我在寫一本關於中國法治社會的書。你想讓我記下你的工號嗎？」

看門的有所促動，他讓我們進入門衛室，門衛也以放假為理打發我們。過了好半天，他才給領導——兩男一女——打了電話，幾經周折，他們中的一人給我們做了登記。他在記事本裡翻看半天，總算說了句有份量的話，「我可以查查，她是不是在這裡，現在可是假期。」他想轉過身來，「但是」，我說，「根據中國刑事訴訟程序，您有義務在當事人被捕24小時內告知我們。24小時已經過了。」

監獄門口，張淼的家人被趕出來，他們被告知假日期間無法提供信息 © Uli Knörzer

他漫不經心地看著我，「這可是假日。」

「那麼法治國家呢？也放假了？」

他幾乎厭煩地說，「我跟你沒什麼好說的。你不是家屬，也不是律師。走吧！」我給徐先生打電話，「你不是說中國的法治是完美的嗎？我現在正經歷著的事情，看上去並不完美。我在監獄的門口，可……」

「當心，別摻和這事，知道嗎？這事跟你無關，我們會安排的。」

「跟我有關，現在我想跟相關的領導談談。」

「我們無法幫助你。我們沒有名字，也沒有號碼。」

「總會有一個相關的部門吧。哪個部門管這事？哪個檢察院？」

「我們不知道，趕緊回家吧。」

他挂了。

監獄的警察不再與我說話，對張淼的家人也愛理不理。我們只得離開，上了車，我忍不住發火，「這些傢伙……」張淼的哥哥聳聳肩：「他們還不算過分的。至少他們沒對著我們喊叫，或者做點別的什麼……」

張淼的律師周世鋒竭盡全力試圖獲得與被捕者見面的機會，申請尚未獲准，律師仍在努力，提出上訴，這需要好幾個月。我問他，「怎麼會是這樣？」法律規定被捕48小時後，公安局必須通知家屬。然而後面還有一段——「如果有必要進一步審訊的話。」

「這就是說，警察可以永遠找到例外的藉口？」

「法律制定者出於自己的利益，制定了法律，他們不是為了公眾的利益。」

「公安部門必須要為例外作解釋或者獲得許可嗎？」

周說不會。原則上公安部門可以在每條法規裡找到例外的條文，面對國家，尚無有效的對公民及其代理人的保護。

10月8日，星期三，家屬得到官方的逮捕令。張淼現被關在北京第一看守所，她被懷疑尋釁滋事。針對異議人士，公安部門很願意用這一罪名，最長可以判處10年監禁。我們還一直希望，過幾天張淼就能放出來。

這一星期，德國和中國政府正在為李克強總理訪問德國做準備，10月9日星期四，他將帶領一批部長訪問柏林，這會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兩國政府間的磋商。幾天之前，很多媒體——其中包括《南華早報》和《紐約時報》——打電話給我，他們想報導張淼一事，張淼家人則請求盡量少報導。現在的問題是：我該如何報導李克強的來訪？每個人都給我不同的建議。我越想越明白，沒有人能夠預知此事公之於眾後會帶來怎樣的影響。這是一個人治的國家，我所承受的不安全感，是他們有意而為。

德國駐北京大使館為張淼之事極力奔走，令我對外交部門很是敬重。張淼事件現已進入德國總理辦公室和外交部，所有德國部長知曉此事。本星期四晚上，德新社會報導張淼事件，我自己也將為《時代週報》的網路版撰寫一篇小文。

星期四早上，徐先生又來電話，讓我去——聊聊。當我走進那間沒有窗戶的房間時，裡面已坐著三個男人——兩個調查員，一個記錄員。與徐和張不同，他們是另一類人，年齡較大，經驗豐富。調查員說，他們姓李和關。李是主事者，他的眼圈是黑的，非同一般的臉上，表情瞬間可變——鬆弛、奉承、威脅。關更接近那種鬥牛犬的類型，強硬、寡言、堅韌。李說，他是該部門的副主任，但我估計，他是國家安全部的。我無從調查核實他的身份。

李想一開始讓談話輕鬆些，他想談個人愛好、哲學和文化。我不太明白，我們為什麼非要在戒備森嚴的沒窗戶的房間裡談論這些；再說，安全部門反正知道，我在業餘時間裏幹些什麼。

「我是一個狂熱的騎手」，李說。「你認為怎樣才算一個好騎手？」他問我。「我覺得，引導能力。」

「一個好騎手知道怎樣完全控制住馬。」他緊盯著我，「然後馬就會一切按騎手的意志去做。」李先生熱愛騎馬哲學，他在交談中常常用它，而且邊說邊看著我，似乎想說：我是騎手，你是馬。李先生聊了一會兒，然後就威脅我，我的記者簽證將不再延長。我聳聳肩說：「那我就去香港，從那裡報導。」他的聲音尖銳起來，「那我去那兒找你，別以為你能從我這兒逃走。」他一再問我是如何認識張淼的，我是否信任她。

他同時從好幾個層面進行著談話，使用不同的語氣。他試圖誘導我從謹慎趨於激動。我問他，為什麼不准我們的律師見張淼。他說，「你不應該過分擔心，我們正在調查此案，這需要些時間。」

李先生知道我如何經歷了兩德統一。他問我，兩個德國統一在一起，是否令我高興；問我是否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他說自己是熱烈的愛國者，「對我來說，祖國的統一比什麼都重要。」我試圖向他解釋，從希特勒以後，愛國主義這一概念對大多數德國人是一個問題；德國的有些事情，我是喜愛的，有些卻覺得有問題。李熱烈地說，「我愛中國文化的一切。」我問，「一切嗎？」他肯定地說，「一切。」「也包括大躍進？文化大革命？」

李無言地合上記錄本，走出房間。我想，他生氣了。

鬥牛犬接續談話。他不想談哲學，提出了強硬而簡短的問題。審問結束時，他堅持要我在審問記錄上簽字。記錄是中文的，有四、五頁。我拒絕，他堅持，僵持了很久。

我慢慢地閱讀談話記錄，三遍、四遍，客氣的徐先生走了進來。每當氣氛糟糕透頂時，徐先生總是出現，他是公安局的氣氛調節者。他現在未穿制服，在我閱讀記錄時，他跟我說話，想分散我的注意力。

我跟關警官說，李克強訪問期間，張淼一事會見報。他說，「這會帶來負面影響，還是不報導為好。這是我以私人身份給你的建議。」

「什麼樣的負面影響？」

「負面影響，你好好考慮考慮。」

審問持續了四個半小時。我筋疲力盡地走出這個房間，大廳裡等著很多警察。他們笑著，開著玩笑，一下子變得不可思議地友好。

李先生說，他很願意以私人身份請我吃飯，「跟你聊天，真的很美妙。」

「老實說，我受夠了你們的審問。」我說。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很願意明天再見到你，談談報導的事情。」他笑著說。徐又握住我的手，「我們都是老朋友了嘛。」

德國的下午時間，李克強抵達柏林。這一刻，德新社的報導正在撰寫，其他媒體也準備報導，大赦國際組織要求釋放張淼。第二天早上，在李克強與默克爾共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將會有一位德國記者就此提問，外交部長施泰因邁爾會對李談及此事。

但是張淼未被釋放。

10月9日，星期五。早晨我接到兩個電話，公安局要見我，中國外交部也要見我。「我該怎麼辦呢？」我問外交部的人，「昨天我被審問了四個半小時之久。」他說，「見完他們之後，趕快到我們這邊來，事情很緊急。」

我趕快前往公安局。李先生的黑眼圈比昨天更黑了，「我們在這裡坐到凌晨兩點。關於你，我們考慮了很久。我們不斷地問自己，你是什麼人。就是說，你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們單獨坐在房間裡。他說，「我們今天直截了當，談要點。」我點頭。

他問，「賽馬最要緊的是什麼？」

「不懂。」

他說，「騎手必須在短時間內贏得馬的信任。」

「這樣。」

「你信任我嗎？」

「不信任，但我不是針對你個人。」我說。

「你說過，你信任張淼？」

「對。」

「要是她完全跟你想像的不同呢？」

「我不信。」

「張淼承認了，說你是這一切的組織者，支持佔中活動。你們去香港是為了在那裡組織抗議活動。她是為你個人工作的，不是為報紙工作。」

「她沒有這麼說！」

「她是這麼說的，我們有證據。」

「我希望能聽到她親口這麼說。我們都知道，中國監獄裡的口供常常不是自願所為。」

「你組織了這一切。」

「我沒有。」

「我們知道。」

我說，「對我來說，有三種可能：要麼張淼被迫說了這話，要麼她沒說真話，要麼就是你沒有說真話。」

「還有第四種可能」，他輕聲說道。突然，他站了起來，越說聲音越高：「那就是你說謊，你說謊。」他恐嚇道，「你說謊！」

我轉過身。他真這麼想？他要宣布我是密探、是間諜？

第一種可能，他想嚇住我，破壞我和張淼之間的信任關係。

第二種可能，他們真的要給我扣上間諜的帽子。但有些事情讓這種可能性不成立：與德國的關係，對中國很重要，要是他們想找個替罪羊，也會找個其他國家的人，比如找個日本人。另一方面，現在是一個特殊時段。國家安全處在緊急狀態，領導層正要準備出臺反間諜法。從一開始，國家就說佔中是「顏色革命」，由外國敵對勢力支持。如果能找到一個所謂間諜，那麼他們的說法就有說服力了。難道這個人就是我？

證據他們是沒有的。但中國安全機構有很多辦法，他們可以利用別的法律條文，用黑幫手段，曲解證據，污蔑誹謗。一位美國記者曾被暗示，他和他的家庭在北京將不再安全。

「我想要中斷談話」，我說。「只有大使館人員在場的情況下，我才與您交談。我現在給新聞隨員打電話。」第一新聞隨員承諾，將派第二隨員來。警察們說，「我們不會放他進來的。」我說，「反正他已經在路上了。」

李走出去，關進來繼續。他想知道張淼的所有微信行為，他想要我說出名字。我拒絕，他非常惱火。我向門口走去，所有警察跑過來阻止我。外交部打來電話，他們想要現在跟我說話。關說，「好，好，我知道，你們的事也很重要。」聽上去像是大哥跟小弟說話似的，他很緊張，又讓我在談話記錄上簽字，我拒絕。徐在外面等著，他像陽光一樣，心情好極了。「你太敏感了」，他說。

與前面的會面相反，跟中國外交官的會面讓人舒心。恰好是在李總理國事訪問期間報導了張淼一事，這讓他們不悅，但是他們很客氣，彬彬有禮。與那些我的安全局的新相識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外交部裡都是些熟知世界的人，但這是中國最弱的部門，與此相反，安全部卻強大無比。

次日，10月11日，星期六。我又接到徐的電話，我還須接受審問——聊天。「我病了」，我說。「還是來吧。」我說，「那不行，會傳染給你們。」星期天他給我發來簡訊：「身體好點了嗎？今天天氣開始降溫，多穿點衣服，注意休息。徐警官。」

週末，我在報紙上看到對中國法治的讚美。黨的三中全會就要召開了，其關鍵詞就是「法治社會」。我們仍然沒有張淼的任何消息。

10月13日，星期一。徐又來電話，他要聊天。這次我堅持不再說中文，在大使館的新聞隨員和翻譯的陪同下前往。這位外交官在路上對我說，你應該請個律師。要是你被關押的話，我們除了抗議，就沒辦法了。

審問室已經有三個人等著，其中一位是審問過張淼的調查員，他頭髮很短，寬寬的多肉的臉，煙鬼一樣的臉色。他的右邊坐著一個男人，穿著皮夾克，沒做自我介紹。我們問，他是誰，他神秘地笑笑，「我無處不在。我認識你們所有人。你們在很多照片上見過我。」他很少說話，但他是那個施加威脅的人，他的官階肯定最高。沒有一個人說他們屬於哪個部門，我問那個粗壯的傢伙屬於哪個部門，他笑得那麼謙恭，簡直不像真的：「我就是個普通警察。」

他問得簡短而強硬。他面前放著張淼微信的截圖，整整一厚疊。他的所有問題指向一個目標：張淼是我的私人助手。我不只是一個記者，我有另外的使命。我們與批評政府者、分裂主義者會面，給了他們錢。

安全局審問中，李警官叫喊：「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你撒謊！你們去香港是為了組織抗議活動！」 © Uli Knörzer

我察覺到，他如何收緊我脖子上的繩子。他的問題以事實作為依據：對，我確實見了批評政府者。對，我在採訪一個病重的維權律師之後，給了她500塊人民幣，用以購買藥品，她被公安毆打至不能行走。但是我仍然是記者，而不是這個壯漢所懷疑的間諜或密探。

我閱讀過很多，現在自己親身經歷：他們巧妙地將任何事情都為自己目的所用，他們有足夠的材料。四年以來，他們對我實施竊聽，在電話裡，在住所內，他們看了我的電子郵件，監控著發給我的網路信件。他們搜查我的住房，有時還讓我知道。我辦公桌上的名片盒，放到了外面的信箱上；本來鎖著的房門大開著。別的記者也有這樣的經歷。

這是一個醜陋的事實，但是大多數情況下，我不去多想，不然我在這兒怎麼生活呢？現在我知道，他們不僅蒐集材料，而且還利用這些材料，利用得面目全非。我想到張淼手機裡和郵件箱裡的那些敏感的工作資料。我受不了了，網際網路讓公民被政府一覽無遺。

我問，張淼怎麼樣了，為什麼無視刑事審判程序。「別擔心。她很好。」

我說，「我很懷疑。」

「你們記者以為，佔中是原因。但事實上原因比這要多得多，這涉及到國家安全，涉及到恐怖陰謀，刑事審判程序才管不了這麼多。」

「人們對我說，她捲入了村民糾紛。」

「事關煽動騷亂，影響國家利益。」

匆忙整理行李：離開中國前記者的行李箱 © Uli Knörzer

那個壯漢不斷地追問張淼，我堅持要一個律師。他們現在要我在十頁的中文記錄上簽字，但卻不提供翻譯件，我們也不能帶走原件去翻譯。我們拒絕。「就在這裡翻譯，口頭翻譯。我們有時間，我們可以在這裡過夜。」整個一小時的爭執，最後，震怒的他們終於讓我們離開。

出來的時候，翻譯長長吁了口氣，「他們給你加上了所有的罪名——分裂、反抗、香港，對你很不利啊。」

「我想明天出境。」

「希望你明天能出境。」陪同我的隨員說，「我們陪你去機場，以免你被攔下來。」

夜裡，我發瘋似地整理行李，記錄本、材料、信件。我知道，我走之後，他們會來搜查。第二天，大使館的兩位工作人員陪同我前往機場。在機場，一位同事打來電話，香港的鳳凰衛視提到一個德國記者，在香港參與策動。還沒挂掉電話，我又收到徐警官的簡訊：「一路平安。微信號多少？這樣可以保持長期聯繫，歡迎再回北京。」

離開中國之前：《時代週刊》記者在北京機場匆忙登機 © Uli Knörzer

儘管律師嘗試了各種辦法，我們還是沒有張淼的任何消息。在不斷詢問下，律師得到消息，她已不在第一看守所了。我們擔心她進了黑監獄。這種非法監獄不受法律監管，安全局的人在裡面為所欲為。一天以後，我們得知，她被轉到了通州看守所，通州是北京的郊區。根據法律，那裡的警察和守衛是不許打人的，但是他們常常利用特定的同監者——他們受命於守衛或在他們知情的情況下——虐待同牢房的人。

12月10日，律師終於被允許見張淼。他暗示我，我們在電話裡不能隨便說話，但他還是告訴我，張淼身體和心靈都受到折磨，她意志堅強。公安局試圖迫使她簽一個聲明，宣布她與我們的關係結束。

她沒有簽。

糾正: 陪同淼去參加詩歌會的那位朋友並不是BBC的新聞助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時代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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