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无力跨过的坎

管理是一个专门的学问，侧重面不在于管，而在于理，就如同一些大的公司或者是财团所设立的理事会是一样的，责任就是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理顺了生产作业各道工序之间的关系，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经理、主任、总经理们都是行政的管理者，这就如同一个家庭的家长，理的是家政，事业企业商业的负责人理的是行业的行政；县长、省长和总统们理的是当地地方一国的行政事务。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共党们喜欢说管，管什么呢？古人说，民从四业。俗话说老百姓们创造出了三百六十个行业，而每一个行业开始都是一个人在经营着，以后变成了父子、兄弟、夫妻经营，不需要共党们管，照样能够发展成作坊、工厂、公司。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共党们挂在嘴上的一句话，那就是不管行吗？那不就乱了套了吗？可是老百姓们背后的话是不管倒好了，一管准乱；知识阶层私下的话是一管准死，放放手不管事情自然就理顺了。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八十年代的中期，一大批科处局级的共党们被解除了职务，由于不到退休的年龄，给挂上个督导员的头衔，混吃等死。什么是督导呢？中央给出的解释是监督指导，言外之意是不在其位仍然可以高高在上，鸡一嘴、鸭一嘴的到处去指指点点，被美其名曰叫发挥余热。

于是这帮失了势的既督且导们又自我发挥，说什么要把取代了他们的中青年干部们扶上马，再送上一程，然后就得意扬扬的表白，他们又是如何的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尽忠尽孝。

其实正是因为这个管字害了他们，到处插手什么都管，尤其爱管人，遇上个运动整起人来是一个比一个心狠手辣，唯独不会做事，更不懂得理事，但是很快在贪污腐败这个领域里他们又都变成了高手。

八九年六四北京屠城以后，江泽民把贪腐推向了高潮，不会做事只会整人贪腐的共党们又得了势，于是就又强大、又辉煌了，这就是中国大陆的特色。共党一个贪腐、抢劫、杀人的犯罪团伙不但当政，还要对十六亿中国人实行兽性的极权统治，可结果却是不但繁荣盛世了，而且人们还幸福了。

这种宣传除了能使愤青、愤佬、五毛们头脑发热失去理智之外，就再无其他的作用了。所幸的是知识阶层并没有完全的犬儒化，即便是共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们，也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去揭露中国大陆社会的种种弊病和问题。

最近由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先生主笔的题为“中国需警惕改革中途不想过河”的报告，报告中对中国大陆的现状精辟的做出了五点分析：首先提的的就是共党拒绝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于是造成经济发展的脚步沉重，而且是日益畸形，钱权勾结的利益集团早已经形成了，共党只想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之下做大了经济的这个蛋糕，用发展去形成GDP的增长率来缓解贫富的悬殊和分配的不公。

但事实却是共党们兽性无欲的贪婪的疯狂程度，远远大于共党每年报出的GDP的所谓增长率。也就是说，这个蛋糕无论做的有多么的大，也是不够共党们瓜分的。在这里有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了，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有人计算出共党们每年用于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和公车上的开支就是七、八千个亿，而近几年已经达到了一万亿左右的。

一些学者们在二零一零年就已经计算出尽管中国人多，但是只要政府每年拿出四千八百亿元就足以使中国的民众们享受免费医疗的国家福利；再每年拿出三千两百亿元，又足够使中国的学龄青少年享受国家免费教育的福利。这两项国家福利总共需要八千亿，只占共党三公开支的百分之八十，而这一组数字是相当说明问题的。

这篇报告的第二个问题，那就是钱权勾结，既得利益的体制因素成为了定型的政治体制，于是改革的动力在朝野之间就全部的丧失了，当政的既得利益团伙以改革的名义获利，当然就引发了民间对改革的抵制，导致实质性的改革受阻停顿。

有学者评论说，这其实是既得利益团伙们摸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本人二十多年前的一位上级是位哲学家，他曾经说过，要过河就要先造桥、或者是造船，一群人摸着石头过河水深过不去了，是回来还是淹死呢？为了这句话他被降职，调往了外地。

造桥或者是造船都是指政治体制的改革，世界上已有先例，中国是完全可以学习的，仅仅搞经济改革并不是什么创举。一百五十年前，清朝政府就搞过，同样是因为拒绝政治体制的改革，于是就灭亡了。

前世之事是后事之师，可共党们是冥顽不灵，去年的下半年，温家宝说，改革之路走到头了，这就是说经济改革进行不下去了，这其实是在向全国的民众提出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改革难以为继了呢？

这篇报告第三个部分谈到的是贫富的分化、对立已经是中国大陆成为了一个断裂的社会，既得利益的共党们妄图把这种社会结构定型，成为一种常态。当然了也只有这种社会结构才能够使共党们在短短的几年间一越成为千万、亿万的大富翁们，可是一个国家的安定其判断的标准，一是民权，二是民生。

当百分之九十六以上国人百姓们生存艰难，收入低微，甚至是无保障，且又不享受任何的国家福利和社会的保障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是不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调门有多么的嘹亮，人们并没有看到国家、民族任何兴旺和发达的迹象，反而产生了两个时时在威胁的政权的现象：

一，那就是占总人口比例百分之三的冤民；二，那就是平均每两分钟就就爆发一起抗暴维权的民间斗争。民不安则国无宁日，究其原因，老百姓们是改革开放的牺牲者，获利者与牺牲者之间永远无法和谐，更没有一个平衡点，于是阶层之间的对立就凸显出来了。

老百姓们说，所谓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就是把物价提高了几十倍、甚至是百倍，民间痛恨这种改革，可是既得利益团伙们却要坚持这种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甚至还高调的欺骗宣传什么，这就是北京模式，而且还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共识。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去分析，当一个庞大的群体生存艰难的时候，耳朵里却是整天的听到是强大辉煌和幸福，眼睛里看到是既得利益团伙们的嚣张、狂妄、奢侈、贪婪和无人性，心理上所产生的那就必然是首先是反感，继而是厌恶，接下来就是不平、愤恨，然后就是反抗。

和谐社会就成为了子虚乌有，社会的板块断裂了，当政者们在想着如何维持政权的事，而民间在想着如何维护民权和争取民生的事情。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每当朝野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对抗的时候，这个政权就已经不是国家的政权了，新旧政权的交替是随时都会发生。

报告的第四个部分中写到，误判社会矛盾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的政策导向，有关方面对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产生了错误的判断，于是采用了全社会大维稳的模式，将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继而造成了政治、经济、生活长期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

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真是不难看出共党体制内的良知道义的学者们的无奈和良苦的用心。这段文字中没有主语，是谁误判了社会矛盾的形成呢？又是谁采用了社会大维稳的政策和模式呢？当然是共党，是共党的贪腐、抢劫、暴富造成了社会的矛盾。

说共党误判了社会矛盾的形成那是给共党留面子的说法，一个专干抢劫的土匪和一个被抢劫的人之间，除非是傻瓜，都知道这是尖锐的对立或者是敌对的矛盾。消除这种矛盾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土匪受到了法律上的惩办和被抢的人拿回了自己被抢走的财物，这就是一个和谐的法制社会。

但是共党的特色却是共党们贪腐、抢劫、致富，那是理所当然的，老百姓应该是乐观其成，即便是不喊万岁拥护，也不应该和共党形成矛盾。既然形成了矛盾那就必须镇压，在特色和谐的口号之下，把镇压就给说成是维稳，这样好听一些。政府开支庞大的维稳预算与军、警、城管和流氓去屠杀、殴打、抓捕维权抗暴的人士们。

共党永远不明白的是，镇压其实是永远压而不服的，不但化解不了矛盾，反而要使矛盾激烈的尖锐，于是维稳就逐渐的成为共党的首要中心工作，维稳的开支是一年比一年多，于是维稳就成为了共党常规化、体制化的一项头等的日常工作了。末日心态的共党统治能力是已经接近了零的程度，不过是维持一天算一天而已。

第五部分中写道，社会溃败是日渐明显，部分地方政府的权力失控导致社会维护正义和平的能力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了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对于这一段的内容，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感同身受的。

中国人在满清王朝灭亡以后，享受到了民权、民主和真正共和的三十八年，但是期间是由于军阀的混战、北伐战争、共党的国中立国。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半的共党篡政的内战，使得那三十八年当中，中国人民仅仅过上了不过五、六年的太平年景，但是却享受到了自由和不多的民主，确立了民主和科学是中国今后发展的走向，抗战的胜利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胜利，精神是凝聚一个民族的重要因素。

但是一种极不成熟的却把事实为依据的所谓的理想主义思潮，辅助和支持了马列共党，因此把中国大陆地区社会从民主共和拉向了大倒退，不仅仅是倒退到了皇权专制，而且是倒退到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极权主义统治。

毛泽东当政的二十七年，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那二十七年是邪恶的魔鬼政治，当我们今天在嘲笑朝鲜金家三代人世袭公权力的时候，其实中国大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极权专制的体制只能是任人唯亲，永远不会任人唯贤。

因为贤者、仁人道德之士们都被共党当作了敌对势力，于是任人唯亲的接班做法，就只能使这个政权和它的体制僵化微弱，而且是一代不如一代，政权内部的凝聚力和政权对国家人民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是一代比一代减弱。

华国锋之后的邓小平实行的是邪恶的屠夫政治，同时共党体制的贪污泛滥，到了江泽民当政实行的是昏庸腐败和卖国的政治。老百姓对江泽民不是嘲笑，就是那它开玩笑，再不然就是痛恨，从而使得共党过去的名声是一落千丈。

当胡温接班的时候，国人们在共党喉舌们的胡温新政的宣传之下，多少还有一些人对这两个人抱有一丝的幻想，但是时间不长，人们也就明白了，中国大陆恶人、庸人、饭桶的政治。

共党任人唯亲，目的就是要接班人维护上一代、上两代，甚至是上三代、四代的党首领的利益和名声，掩盖和淡化他们的罪恶，至于这个政权都明白早晚是垮台，不过就是维持一天是一天。对于下一代的习近平、李克强，喉舌们已经放出了风，说他们是开明派的人物。共党这种体制只有顽固分子、极左分子和僵化分子、腐败分子，怎么可能会出现什么开明派和改革派呢？

中共里面出不了戈尔巴乔夫的人物，这是早有定论的，原因就是中共自始至今，始终就是一个犯罪团伙，毛泽东罪恶滔天；邓小平是一点不含糊的背上了毛泽东罪恶的包袱，同时自己是搞屠杀和贪污；江泽民二话不说，同时背上了毛邓两个罪恶的包袱，自己又去镇压法轮功，推行腐败的政治；胡锦涛更是心甘情愿的背上了毛邓江三个罪恶的大包袱，自己也在干着屠杀、镇压、贪腐。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应该认为，习近平会扔下四个罪恶的包袱，轻装前进，走自己的路呢？

国家的前途，人民过美好的生活的愿望，难道就只能寄托在共党里面出现个明君，共党体制内出现个清官吗？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六十年中国人经历了四次这样的循环，俗话说，可一可二不可三。四次绝望了的中国人难道还要第五次寄希望于共党吗？

说到底，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政权的奴隶。国家大事人民说了算。共党的换届根本就起不到任何的政治效应，而新一届的接班人只是在计算着自己当政以后这最后的一桶金还能捞多少？至于其它，他们是不想的，因为有共党祖制的那种僵化的墨守成规的思维，想了也是白想，根本与普世的价值，民权民生是完全的格格不入，至于搞经济他们所能想到的，就是做大了那个蛋糕，假如真的能够做出一个大蛋糕，国人百姓们能分到多少呢？

三十多年的改革，老百姓们没有获益，始终是受害人和牺牲者，这就说明再大的蛋糕也不够共党们贪腐的，而且最要命的是这个蛋糕根本就不是用经济发展的成就做出来的，而是以九十万亿元的国债做出来的，共党们抢夺这个蛋糕，国人民众们是要去还债的。

互联网上流行了几年“不差钱”的说法，现在我们明白了，不差钱那是因为随时随地可以印刷新钞票，差多少就印多少，于是钱就一年比一年贬值，而通胀率就一年比一年高。中国大陆的经济在二零零七年年底就已经崩溃了；二零一零年和二零一一年由共党吹起来的所有的经济泡沫一个一个的都破裂了。泡沫破裂了，真相就显露出来了。

新的一年人人都在期盼着一些美好的东西，共党们又能期盼什么呢？盼着这个政权再维持一年，其实这只是个奢望。胡温期盼着急于从这个烂摊子中脱身，巴望自己有个全身而退的结局。习和李是否情愿接手这个烂摊子。

去年就有消息说，习近平曾经表示过，不想做末代皇帝，后来又同意做接班人了，不知道是胡锦涛、或者是江泽民对他许了什么愿，一个是急于甩包袱，一个是不情愿接这个包袱，原因就是崩溃了的经济，谁也无力回天了。

今年是全球经济最严峻的一年，中国大陆又是首当其冲，经济引发政权的交替，这是古今中外常见的事情。共党的垮台那是一定的，胡锦涛能否交班，习近平能否接班，这其中的变数太多。六十多年共党给自己设下了太多的坎，民愤也太大，此时此刻的共党已经是毫无能力迈过任何一道坎了。

谢谢各位，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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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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