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完)(图)

2019-07-22 05:15 作者: 陈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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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街头(Pixabay)

【看中国2019年7月22日讯】(接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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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英美流行文化大受欢迎,都已不是限于此时此地的事了,只是二战后美国流行文化更见强势。对当时香港的洋派精英及受过一点英语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向时尚的英美文化倾斜也是可理解的。

如果要挑一个在香港有象征意义的英美文化事件,我会挑1964年,英国披头四乐队第一次出国在美国表演后途经香港演出一场,把藉藉无名的香港放在英美的时尚文化地图上。当时真的在现场看过演出的人不会很多,而且一大部份是驻港外籍人士的子女,不过却引起华人卫道之士的“道德恐慌”,视之为洪水猛兽,中文商业电台甚至禁播披头四歌曲。谁知一发不可收拾,本土年轻人纷组乐队,唱摇滚民谣,男孩甚至留“长发”盖着半边耳朵,这样一来,离穿迷你裙、牛仔裤的日子也不远了。这事件突显了香港两代之间的代沟,文化话语权世代之争的揭幕,年轻人不要土气要洋气,而香港开始自命是可以跟上英美时尚的城市。

谁是这些新一代,为什么声浪这么大?他们是二战后特别是49年后在香港出生或稚龄来港的一代。因为当时人口膨胀,所以实质新生人数也特别多,这个现象由1945年一直维持到60年代后期,以20年一算的话,是香港人数最多的一个团块,所以叫婴儿潮。

到1960年代末,超过一半的香港人口是19岁以下的。到1980年代初,本地出生者占总人口六成以上。

因为人多势众,他们的文化取向,就带动了香港文化板块的移动。

首先,他们生长于香港,不像上一代人有大陆情怀,而且他们长于楚河汉界的冷战年代,也即大陆令人不安、运动不缀的50至70年代,耳濡目染下,除少数外,大多对大陆不但没有深情,反而可能有负面印象。

第二,他们长大的年代,香港渐渐富起来,财富水平与大陆越拉越开。

第三,富起来的香港让他们可以找到好工作,期待成为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

第四、67年的左派骚动引起社会动荡,不得人心,驱使大多数港人接受当时惟一可保障生活安定的正当政府:殖民地政府。

第五、殖民地政府在67年骚动后也更加重视亲民,并开始施政改革。

第六、到70年代,经过71年至82年的11年麦理浩总督的励精图治后,香港几可说脱胎换骨,成了善治之地,是大部份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

第七,连婴儿潮一代的父母辈的心态也改变了。香港从一个过客、侨居者、移民为主的城市,变成一个长期定居者为主的城市。香港是家,无根的一代在香港植根。

第八、婴儿潮一代普遍受过英语训练,受英美文化吸引,而且不是上一代精英所接受的英美文化,而是60、70年代的新英美文化。那时候,可以说世界上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种英美新文化。故此,因为冷战宣传、英语教育、财富水平、消费习惯及文化取向的原因,他们跟同代大陆人在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世界观上差异很大。

第九、他们开始出国旅游,又想去英美加澳纽等英语发达国家留学,但大部份去不成,去了毕业后也不一定留得下,最后往往是回流,发觉香港反而是个可以给他们有机会发挥的地方。

第十、没错,香港的居民终于对香港有归属感了,但一半是被逼出来的,原来他们哪里都去不了,英国不是随便去的,大陆还不是可以去的,他们不能自认英国人,也不愿意被人家以为是大陆人,故此也不自称中国人。没选择下,他们叫自己香港人。后来越叫越顺,引以为荣。

这是“香港人”的出现,不是很遥远的事。

“香港人”是被发明出来的、被想象出来的、被建构出来的,但却是存在的、有物质性的、有历史意义的现实。

有了“港人”,才可能有“港人治港”一说。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对港政策敏锐的反映了新现实,不是宗主国派总督来直接统治香港,而是用一种创新型的间接统治,即回归中国后一国两制。

有了“香港人”,自然也有了“香港文化”。

如果要举一个香港人的香港文化自觉意识滥觞的象征事件,我会选在1967年骚动期间的9月创刊的《香港青年周报》。创办人之一昆南1935年在香港出生,是个前卫作家,当时还是个青年,却已创办过好几份文化刊物[香港意识也不是婴儿潮的专利,每个大潮之前总是有先行的弄潮儿],他在创刊号明言:“我和卢昭灵是针对《中国学生周报》而出版《香港青年周报》的:为什么是中国学生,香港学生没有自己的刊物么?”香港成了主体。

大致来说,土生土长的婴儿潮一代,一方面比上一代更西化,另方面却同时比上一代更香港化,即今天所说的本土化。他们对中国的兴趣较弱,但他们的香港意识更强,因为香港是他们惟一理解、也是惟一无条件接受他们居留的生存空间。他们别无选择。

经过50至70年代的酝酿发酵,80、90年代是香港人的香港意识、香港认同最旺盛的年代。

不过也在此同时,这种心态开始受到新挑战。

因为97回归问题,在80、90年代香港出现几十万人的离港移民潮,其中很多是婴儿潮中产者,他们为了政治保险加上子女教育、清新空气、居住空间等自选的理由,带着香港人的清楚身份移民去加澳纽。他们之中,有些为了事业不断往返香港与移民地,如空中飞人。回归前的移民潮某程度上拓展了部份港人的眼界,而总的来说并没有减弱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在97前至今天,部份移民加澳纽者回流到香港或大陆发展。但不管在大陆哪里,香港人都会被认出是香港人,可见港人与大陆人有差异,偶然他们会被误认为是台湾人或新加坡人,不过他们会立即矫正说自己是香港人。

不过总的来说,大陆的改革开放及回归的安排,开始逆转150年以来边界由松到紧的总趋势--由49年以前的松,到50年代后的紧,到80年代的极紧,到回归后紧中带选择性的松,到今后慢慢往松的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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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华人占人口百分九十五以上,而其中广东人又占绝大多数,因此外省居民的第二代皆必须学会说流利粤语。除英语系的文化外,其它少数民族的文化在香港是存在却不在主流社会的视野里的。这个粤语族群的独大性有两个效果:一、大部份港人对族群问题不敏感也缺乏理解的兴趣,不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台湾;二、获大多数人认同的本土文化主体性较容易冒现。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这里做个小总结,就是到了1950年代,香港至少已并存着八个可识辨的文化系统或亚系统,是一个多文化而不是单文化的局面,也可说都是当时香港的本土文化资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

二、广东地方传统文化。

三、广东以外各省地方传统文化。

四、民国新文化,包括各种已经由中国人过滤后的现代性思想,以及民国时期国民的新生活形态、新价值观和新文艺,不过在49年后的香港,丰盛的民国新文化往往被偏颇的体会成上海都会摩登文化。

五、中共的党国文化,当时除了左派外,一般人接触不多。回归后这方面的认知会加深。

六、英国殖民地文化,特别是在体制、法律、精英的心态及教育方面。

七、世界各地文化,以西方文化为主,向英语系国家倾斜,二战后以美国马首是瞻,意识形态跟随美英主流,消费和流行文化方面后来旁及法意德日等发达国家。另外还有南洋、南亚(包括尼泊尔)、俄罗斯等少数族裔以及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的文化。80年代香港变身为世界金融资本主义的节点,许多精英份子成了企业管理人,并接受了列根戴卓尔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加上国际化的消费及大都会生活方法,在许多富裕香港人的意识中,香港的资本主义性格、企业性格、国际性格及城市性格比它的殖民地性格更突出。

八、杂种的本土文化。这已超过了上述文化的多元并列或浅度观摩交流,而是带着创造性毁灭的、混血的、自主创新的新品种、新传承。杂种本土化是以香港为主体,把上述七个系统的文化拿来揉杂的一个创新生产过程。

60和70年代的香港青年,只要稍为注意一下市面,就很容易看到上述各个文化系统的存在,甚至是在向他们招手。他们文化的胃口已经很混杂,只差一个可依傍的主体性。他们先是不甘寂寞,在文化消费上要与欧美新潮同步,然后有些人不甘只做文化消费者,更想成为生产者,于是自己动手动脑,那怕初衷只是模仿,但因为土法炼钢般加入了本土元素,一个杂种的本土产品就出现了,就算一时间不能登大雅之堂,却引起心态相近的年轻人的竞相加入生产行列,强化了本土特色,持续发展下竟形成市场,并产生移风易俗的效应,加深了港人的身份认同,本身成为一支可识辨的、有主体性的杂种本土文化系统,被称为港式、港味、港产,或直称为香港文化。

这一波的在香港制造的文化用的是港式粤语。

所谓港式粤语,口语包括港腔广府方言,新的俚语流行语,以及夹在粤语句法里的英语单词断句。书面语则由旧三及第[白话文、文言文、粤语方言]转向新三及第[仍带文言风的白话文为主构,加上粤语词句,偶然出现英文]。

49年后香港在英美文化与国语文化的冲击下,粤语的文化产业一度颇为低迷。1971年香港只拍了一出粤语片,72年完全停拍,73年也只有一出《七十二家房客》是粤语的,谁知道该片成为票房冠军,粤语片一下子复活,港产片在原产地香港从此是说粤语的。

类似情况发生在流行乐坛,在60年代英美流行曲及国语歌压倒粤语歌,但到70年代几年间港式粤语流行曲已完全替代了港产国语歌,并在流行程度上远超过英美流行曲。电视方面,60年代有中文电视之初,港人爱看配了粤语的美日影集,70年代初还看台湾进口的古装连续剧,但到76年后,中文台黄金时段大都是粤语的港产节目,特别是粤语连续剧。

80年代的粤语流行曲很能说明情况。当时很多流行曲的原曲是日本的流行曲,改编的是居港的外籍编曲家,乐手混音师是菲律宾音乐人,中文歌词的填词者故然是香港华人,但他们除部份作品纯以方言俚语入词外,更多是用较雅的三及第书面语填词,而歌手以华人占多数,其中不少是从唱英文歌、国语歌转到唱粤语歌的。这是典型的杂种本土产品,多方挪用混合,却有很强的主体性,成就了本土的文化身份。现在世人一般所说的香港文化,可说是这一轮杂种本土化的结果。

大城市一定也是进口强势文化的消费地,但光是消费是建立不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文化的,一个消费城市要跨越成为创新型生产[不是加工]城市,它才可能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一个后发大城市要有自己的创新型文化产业,就免不了一场杂种化加上本土化的过程,或叫自主创新。

香港的杂种本土化由来已久,见诸大排档奶茶和30年代的西装粤剧。49年后,香港也是国际和国语文化的消费城市,然后才出现本土化或应该说是再度本土化的现象。因为有了婴儿潮这股本土生力大军,这次再度本土化大潮规模比以前任何阶段更大。

无可避免的是,后发大城市的再度本土化,一定是要混杂多方文化的,故称之为杂种,意思是这些新本土品种是不能还原为源头的“纯种”的,还原就是文化能量的流失,文化身份的磨损,也是这个新文化品种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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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安排,决定性的影响了近20多年的香港发展,而回归前后的情况,本书另有多篇文章谈到,大家也比较熟悉,这里不谈了。

只说一点文化状况。

由婴儿潮到今天,香港又多了两代土生土长的人。香港人一方面本土性更强,更认同香港,更有当家作主的意愿及行动力,对本土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都更加珍惜。

另一方面,港人也对大陆更开放,所以普通话日趋普及,并对说普通话人士的态度比前友善。80年代及以后来到香港的大陆移民,再次丰富充实了香港文化内的大陆成份,有点像回到国语占一席位的50年代情况。

回顾上文我们谈到,香港民间因为没有受到民国新文化运动和49年后唯物史观以至文革的强力冲击,某些方面比大陆保留了更多中国传统的元素,特别是社会习俗、语文及民间“小传统”。譬如说,香港的黑社会就比大陆更有传承。

49年后,由于实质和心理边界的出现,香港年轻人对大陆的风土历史地理的认识,就不如上一代或同龄的大陆人。

同时,大陆的党国文化,回归前也不是多数港人熟悉的。

党国文化在中国共产党接受斯大林第三国际指导的一刻就开始了,并在各革命根据地发酵,到延安整风后又更成型,到49年后,通过政权成为全国性的普及文化,大陆人将党国文化的制度化实现简称为体制、又称它的衍生状况为国情,里面有制式化的行为模式、自成一套的话语套句、不容挑战的近代史论述、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禁区,和大量的潜规则。这文化虽深受苏联影响,后来也发展了中国的特色,可说是一种由官方推动的大陆新杂种本土文化,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国新文化。党国文化有很强的持续性,到改革开放后30年的今天并没有中断,但确也在不断的演变。

这个大陆党国文化曾经只是香港左派的文化,回归后获得更大的伸展空间,在特区的政界、商界与专业界如律师界已看到比较明显的体现。

回归后——特别是曾荫权当特首后,大陆政府对香港政府的影响力之大,是香港自1841年以来没有过的。

近年,特区政府也像20年代的殖民地政府,主动宣扬中国文化。但到底它是在叫新一代人多学习大陆风土历史地理常识,还是想让香港人接受大陆的党国文化,又或是希望港人重拾本来也不缺的传统文化呢?传统文化到底是指鲁迅等五四一代人所批评的中国老调子,还是具当代甚至普世意义的中华价值,又或是精微的雅文化、养生术、生活艺术,抑或是强调中国特殊论的文明沙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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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论述,大家或许会对香港的发展多了一些想法。我比较多说了一些历史转折点、一些影响深远的政治决策及人口的变迁,为了让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并指出香港人以及香港归属感、香港意识、香港身份、香港文化等说法是这几十年才有的,可以说是带着历史的偶然性的。

不过,“香港人”这个身份一旦出现后,以后的香港发展就必须正视它的存在、尊重它的意愿。

49年前,一般香港居民也有多个身份,国族的[中国人]、省籍的[广东人]、地籍的[佛山人],甚至乡籍的,并有宗亲氏族的身份、行业身份、街坊身份,以至阶级身份、政党身份等等。

他们进出香港大陆,往往反而并不以香港人自居。

49年后,很多人把国与族拆开,不认国籍(中国人),只认族籍(中华民族、华人、华裔),其他身份照认不误。

他们在香港留下来,并渐渐以香港人自居。

回归后,国与族再归一,然而香港人的身份仍明明白白的存在。

这是事实,不是问题。

在复杂的当代世界,身份不应是非此即彼的,一定要找到共存共荣之道,即英国政治学家戴维?赫德所说的“多层次多方向的公民身份”。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西欧城市人,既有所属城区的选举权、市的选举权、省的选举权、国会与国家首长的选举权,并有跨国欧洲议会的选举权,而她所属的社会党本身是国际社会党组织的成员,可以通过影响自己的党去影响国际事务,另外她还是本国律师工会成员,也是总部在比利时的无国界律师组织的义工,正在替刚果内战的妇女受害者提集体诉讼,而她自己正职则是替一家外资企业打工,常出差BRIC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

并不是只有城邦才有公民,这在古希腊已有人提出,而有国家才有公民的观念则更是后来才建构出来的。现在的趋势是公民身份同时往更微观的身份及更宏观的身份扩展,每个现代人都会有很多身份,多层次多方向的分属多个社群,公民身份不应被任何一个社群所垄断,反而应在每个社群内发扬公民权、履行公民义务。

身份问题曾给香港人带来困扰,但大家都应有足够智慧,拒绝有你没我、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让多层次多方向的公民身份共存共荣。这次我的很选择性的香港社会文化史论述,就在这里打上句号。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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