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企業家跨海談中国 比悲傷更悲傷的2018(圖)

2018-12-26 08:53 作者: 雷音、林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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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圖片來源:MARK RALSTON / AFP /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12月26日訊】(看中國記者雷音、林小凡採訪報導)「我工資不高,還欠著幾萬塊錢的債,溫飽都成問題,還能有什麼奢望?」「我的苦楚可多了,很冤枉,很難過,可有苦無處說。誰能救救我呢?」「每天早上睜開眼睛,能看到陽光,我就滿足了。」在西方社會歡慶聖誕、大人小孩圍坐盡嚐美食之際,在地球的另一邊——中國,各階層民眾吐出的心聲,讓人難免有些傷懷。

2018年已近尾聲,本是該喜迎新春的日子,但生活在中國大陸的民眾,跨海對《看中國》談起的卻都是他們的苦楚與悲傷。

北京原企業家:誰能救救我們?

「我們是白手起家,是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集體企業』,可是最後公司起來了,有招工能力了,政府卻把我們的全部財產掠奪了。」現年82歲的北京市玄武區老企業家高玉清,談起她過往受到政府的種種不公,難掩聲音顫抖,她說當年她們辛辛苦苦創建起的公司,在公司開始正常運轉後,卻被政府「淘汰」出局。

「他們(政府)說,現在有新政策,集體財產不可分割,他們就掠奪了,表面上他們給我們按員工待遇,但是到了1992年,所有待遇全撤了,資產、企業也全部歸政府。我們成了退養人,沒有醫療保險、沒有失業保險費、沒有住房公積金,只給一點社會生活費。」

說到此,她聲音略顯激動,「跟政府說的,跟國務院說的,跟新聞說的,完全不一樣,完全是兩個世界。」她形容道,「上邊(黨)說的生活是『天堂』,我們生活的是『地獄』。國家設的信訪(辦)都是假的,假裝登個記,之後就沒下文了。」

高玉清說,她曾因財產盡失而被迫上訪,可沒想到不但問題未解,同堂四代都接連受到中共政府的迫害。 「(中共建政)那個時候不是鬥地主、分田地、打倒資本家、公私合營嘛,我成分不好,地主家庭,家裡地被搶光了,從小就是(挨批鬥)過來的。」好不容易熬到而立之年,本想創業為子孫謀福,卻未曾想再遭迫害。

她進一步說,「我曾經四處上訪討說法,結果家裡孩子都受影響,他們(警察)說什麼?拿她孫子整教(勞教)3年,她就出不來(不上訪)了。」高玉清說著說著彷彿開始擦起眼淚,她在電話另一頭說,「誰能救救我們啊?電視說的好聽著呢。換一個領導說的好聽,再換一個領導,說的還是很好聽。」可是真真切切能為民做事的官員,幾乎沒有。

「像我這個年紀一起創業的朋友,有氣死的,有病死的,還有被(警方)恐嚇不敢出來的。因為他們(警察)說,如果你再上訪,就讓你孩子下崗。」她無奈表示,「不是我破壞我的家庭,迫害我的孩子,」而是共產黨體制下的那些貪官污吏。

說到2019年是否對中國政府有什麼期望,她坦言,人到暮年對中共治下的中國社會,沒有憧憬,也不抱希望。

打工族:找個女朋友 家人溫飽無憂

「我最大的願望就是生活過得好,家人溫飽無憂。」2019年將至,貴州省打工族付樹江分享了他的大陸生活。

「我們工資不高,還欠著幾萬塊錢的債,房子還是老屋鋼架,想要裝修,廁所裝了一半,年邁的父親就生病了,我只好出來打工,」他笑說,「還能有什麼奢望?最大的願望就是家人溫飽問題解決,找個女朋友。」

對於外界談論的中國民主、社會法治,付樹江表示,「說什麼法治、人權、民主,對於我們這些小老百姓來說,簡直就是可望不可及。」

他坦言,「其實我也看到西方國家社會,包括台灣,他們的社會待遇很好,他們和我中國大陸不同,體制不一樣,思想不同,沒辦法比。」

付樹江婉轉表示,「老百姓沒辦法談那些(國家)問題。他們可能想改變,但是下邊利益集團太龐大,小民小智慧,國家的事情我們就不要談了。」

律師:睜眼見陽光就是滿足

「我們現在說話,我的電話就是被監聽的,而且是時時監聽。」談到政府傾盡國力、建設網際工程監控市民,遼寧省律師李約重壓之下無懼色。

他說,「我們沒有做什麼違法的事情,我們維護的是正當權益。」在任何國家都要遵守社會規則,但同時,政府或掌管強權的人,也應該約束自己,「但我們政府不是這樣。」

他舉例說,「像前段時間,謝燕益(律師)聽證會的時候,我穿著印有「維權聯盟」的廣告衫,他們就說『你為什麼要維權?維權是做什麼? 』我說,『維權就是維護你正當的權益,你連維權都不懂,還在司法局工作? 』就因為這句話,他們把我扣在派出所,將近18個小時。 」

李約口中所言謝燕益,是中國知名維權律師,因仗義執言,屢遭中共打壓。他曾代理多起宗教迫害案、強拆案及政治良心犯案等,曾在「709事件」中被當局非法羈押553日,11月他的律師執業證也被當局註銷。

李約還說起另一樁案件。 「前幾天,一個戰友(訪民)因為用了他姐姐的身分證買票坐車,遭到公安抓捕,並且拘留了10天,然後行政訴訟。」李約指出這個案件有疑點,「案件怎麼來的?他不是鐵路警察。案件中的地方派出所警員在法庭上也說,『我們是對他進行重點監控』。」

可這種行為在正常國家是違法的。李約質疑,「他犯了什麼法?你要對他重點監控?」

中共除打壓弱勢群體、異議人士、信仰團體等,對於律師界人士也是蠻橫無理。

「去年十九大,我因為為村民維權被他們關了6個月,說我妨礙公務。」李約回憶著說,「證據是什麼呢?警察當庭說我毆打她了,可是荒唐的是,她去上醫院做鑑定驗傷的時間,竟然和她給別人做筆錄時間是同一時間。」

李約語帶嘲諷道,「她不能穿越吧?同一時間能做兩件事情嗎?然後,她在法庭說什麼?說她們公安醫院的(鐘)表和我們的(鐘)表不一樣。」

「像這種荒唐的事情太多了,」他透露,大陸有位中級法院廳長曾說,「在中國只有你想不到,沒有他們(中共)做不到。」

談到新年心願,李約語氣卻顯得更加沈重,他說,「每年因為疾病死了很多人,上訪也好,維權也好,這條路,大家都覺得很痛苦、很心酸,可能大家希望早一點把這些問題解決,可以安居樂業。」

「我呢,這麼多年也做了不少公益,包括大陸蒲公英、環保、捐助貧困學子等等。」他感慨表示,以前純粹為百姓維權,現在變成即為百姓維權,也要為自己討公道,可是這條路並不簡單。

他突然話鋒一轉,說「我確確實實和其他人不太一樣。我每天早上睜開眼睛,能看到陽光,我就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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