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知青的灾难
兵团知青别有一番灾难。在兵团的知青,物质生活没有插队知青那么困顿,但是精神生活的环境则更加恶劣,有更多的知青被殴打、被强奸,死于人为的灾难和大自然的灾难。
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十一期有如下内容:
{1、拷打批斗:
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吊打知青六十九起,仅一师批斗知青七百二十七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
2、奸污女知青(不完全统计)
黑龙江兵团:三百六十五起。内蒙古兵团:二百四十七起。云南兵团:一百三十九起。广州兵团:一百九十三起,其中师级干部二人,团级干部三十八人。
3、工伤事故:
黑龙江兵团:死亡五百五十三人。一九七O年八月,三名上海知青到兵团第三天,在没有进行过任何安全生产常识教育的情况下,派他们排除哑炮,全部炸死。一九七O年第三十九团打荒火,烧死二十一名知青。
内蒙古兵团:事故九百二十八起,造成一百二十六人死亡,伤七百五十六人。三十四团二连派人打草翻船,一次淹死九名知青。一九七二年五月,四十三团四连在一次草原失火中,烧死知青六十九人。
广州兵团:死亡二百一十人。
云南兵团:死亡二百九十七人。
新疆兵团:一九六九年来,仅自杀事件就达一百三十四起。……
4、管理粗暴:
内蒙古兵团二十六团八连连长在大会上公开说:这里过去是劳改农场,他们是大劳改,你们是二劳改。
云南兵团二团有的连队规定:病假一天扣三角四分。开会不发言,记旷工一天。晚上不参加学习,罚款七元。偷一根甘蔗,罚二十元。
江苏兵团规定:大小便超过二十分钟,扣半天工资。
……}[1]
荒唐的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给林彪一封信。信中的主要内容有:“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同样,工人以工为主,…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同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2]毛泽东的这封信就是名动神州、荒唐透顶的《五·七指示》。
倒行逆施的五七干校运动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般人大多卷入狂热的造反浪潮,无暇顾及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到1968年,无限忠于毛泽东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逐步建立,夺权斗争告一段落,“文革”转入了所谓的“斗、批、改”阶段。于是,对“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和“走资派”,到安庆县柳河劳动改造。他们在那里办了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5个月后,柳河“五·七干校”总结出一套办校“经验”。他们的“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特意为之做出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3]荒唐透顶的《五·七指示》,从此彻底变成祸国殃民的《五·七指示》和“五·七干校”,副产品是铺满荆棘的“五七道路”和有苦难言的“五七战士”。
1999年9月18日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受奖人之一的钱三强,原子弹研究的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钱三强,被外国人称之为中国的核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以接近六十岁的年龄,从1969年10月到1972年4月,在陕西郃阳五七干校被监督从事原始农业体力劳动[4]。中国科学院1969年5月在湖北省潜山县建立“五七干校”。大批科技人员和干部纷纷“下放”,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1969年底至1970年初的高峰时期,中科院有2400多人在该地参加原始农业体力劳动。[5]
在五·七干校中,有文化的人全部斯文扫地,无论是大作家巴金、大学者钱钟书,还是老革命汪道涵。其实他们还不算最惨的,据我阅读到的材料来看,活下来的人当中最惨的应该属于清华大学的胡兰芝,一家三口(自己、丈夫、儿子),在1958年放卫星记者的笔下曾经消灭了血吸虫的江西省余江县的下游,鄱阳湖边上的鲤鱼洲,全部得到了血吸虫病。[6]
众多被逼死在五七干校的人,比如著名电影导演顾而已、诗人闻捷,其悲、其痛、其惨,活下来的人们自然难于与他们相提并论。
我没有查到整个毛统区有多少倒行逆施、祸害人间的“五·七干校”,我只知道广东省建立“五·七干校”313所,下放干部16万多人。[7]
注:
[1]邓贤:《中国知青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135页。
[2]张晋藩、海威、初尊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9页。
[3]朱健华、郭彬蔚、李有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2—793页。
[4]葛能全:《钱三强年谱》,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
[5]《1997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6]胡兰芝:《与“虫”同行》,收录于《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贺梨、杨健采写,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346页。
[7]匡吉:《当代中国的广东》,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下)第641页。
(原文以毛主席称呼毛泽东)
来源:《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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