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總統陳建仁曾表示,台灣應該加強新冠肺炎防治藥物的研發及量產,確保人類免受疫災之難。(圖片來源:中央社)
【看中國2020年2月28日訊】(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正值中共肺炎(COVID-19,新冠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蔓延之際,副總統陳建仁26日接受日媒專訪時,針對日本處理鑽石公主號疫情、武漢封城、台灣參與WHO等議題,談論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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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央社與新頭殼報導,本身是公衛專家的副總統陳建仁10日下午透過臉書發文表示,新冠病毒逐漸從低傳染、高致死率的SARS病毒,演變成為高傳染、低致死率的中共肺炎病毒,未來可能會漸漸演變成流感一樣的病毒,台灣應該加強新冠肺炎防治藥物的研發及量產,確保人類免受疫災之難。
副總統陳建仁24日再度就中共肺炎疫情於臉書發文,表示要「從健康光譜和疾病金字塔」,向大家談談「誠實申報旅遊史、職業史、接觸史和聚集史對全民防疫的重要性」。
陳建仁表示,「誠實是疫調成功的必要條件,如果所有的確診病例,以及和他們密切接觸的親友同事」,都能詳細的描述自己的「疫區旅遊史、職業史、接觸史和聚集史(TOCC:Traveling,Occupation,Contact,Cluster)」,同時「全力配合找出感染者」,疫情就能容易有效的管控。
陳建仁也坦言,2019年12月的武漢,「就是否認人傳人的實證,又忽略輕症者以及密切接觸者的居家隔離檢疫與自主健康管理,致使感染人數超過爆發流行的閾值(threshold),進而一發不可收拾!」
陳建仁也呼籲,所有國人同胞,一定要積極來與防疫人員密切合作,共同努力找出潛沉在海面下的輕症感染者,如此不僅能夠維護自己的身體健康,同時也是「實踐愛己愛人善行的最佳示範!」
接鑽石公主號台人採橫濱模式 陳建仁:與日本患難見真情
此外,陳副總統陳建仁亦於26日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對於近期台灣處理中共肺炎疫情的經驗、參世界衛生組織(WHO),以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的看法等相關議題發表了看法。
陳建仁也感謝日本,讓台灣用橫濱模式將人接回來。他表示,這一次包機所有隔離與照顧,都是採用最高規格來做,「真的是只有日本這樣的好朋友,才能夠跟台灣配合得這麼好」。所謂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當中,就看見了真正的朋友。
陳建仁談到日本疫情時表示,日本以往的防疫都做得很棒,這次疫情爆發得太快,日本的大陸觀光客也很多,一開始是載了陸客的巴士司機被感染,計程車司機後來也受感染。但是感染之後,從司機傳給他的家人時,日本其實是掌控滿好的。
陳建仁表示,鑽石公主號郵輪是日本面臨到的一個最大挑戰,3700人在一條船上,有人出現感染該怎麼處理。其實船公司一開始就應該拒絕疫區的人上船,或是有咳嗽、發燒的人也不要上船;因為一旦病人上了郵輪,就很危險了。
陳建仁表示,郵輪上都是自助餐,一面拿著自助餐一面聊天,走道距離也很近,雖然沒有住在同個房間,可是進進出出,就很容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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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封城代價很大 陳建仁:應控制院內群聚感染
對於中共病毒,陳建仁表示,台灣是在一月初,聽到有傳言表示,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因此當時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有了警覺。台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個疫情。
陳建仁表示,台灣也注意到武漢明明就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是一個醫師或是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前往野味市場所感染的。但是,中國卻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他心裡想這情況不太可能,除非這一些醫生護士時常前往野味市場,要不然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
陳建仁說,據後來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有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一些病人到了市場,將病毒帶往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這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不過中國卻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隨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就對全世界的防疫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陳建仁表示,至於中共肺炎的臨床特性,中國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患者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這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是雙重感染的人才會感染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是死亡率高。因此一開始說,死亡率15%,他個人就認為沒那麼高。現在是2%至3%。陳建仁相信,如果中國的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
陳建仁表示,很遺憾,早期的論文都沒有提及輕症患者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時,醫院都看重症者,將輕症者通通放回家去,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如何避免感染,導致這些人開始散布病毒(spread up)。
對於台灣沒參與WHO,陳建仁表示,SARS來的時候,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都說他們一直在照顧台灣,都有跟台灣分享資料,但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是沒有辦法做到很好的疫情控制。
針對假設台灣加入了WHO,台灣可能會提供怎麼樣的幫助?陳建仁表示,假如台灣有加入WHO,相信一定會邀請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台灣的專家,前往武漢看看情況是什麼樣子;台灣如果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就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給予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
陳建仁表示,因為台灣與中國很接近,很多台商在中國,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與護士在武漢,因此台灣可能也會提醒他們要更小心。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出現人傳人的情形,台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也會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去調查,以獲取更完整的資料。台灣能夠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並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陳建仁還舉例說,許多專業的知識,台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平台報告台灣的資料。台灣除了報告(疫情)資料之外,還報告我們是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以及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台灣將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
針對中國封城措施,陳建仁表示,「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出現這樣的防疫措施。台灣沒有封城的經驗,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是,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將可能感染的人,或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都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去感染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獲得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能夠前往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是,因為關得太倉促了,導致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得很複雜。
陳建仁表示,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講,台灣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與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封城本身帶來病例是否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之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是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之後,病例數就會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所導致的效果,他沒有經驗,全世界也沒有人有這樣的經驗。
至於WHO認為封城有助於控制疫情,陳建仁強調,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夠證明封城是否確實具備效果。
陳建仁表示,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在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層面,都需要考慮,因此他覺得,與其要等到中共肺炎疫情很嚴重、要封城了,倒不如一開始在醫院裡知道有群聚感染(clustered cases)時就去做防疫。
陳建仁聲稱,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位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專家,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會爆發流行的跡象,這時就要掌控住。這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火種一出來,就要趕緊將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了,但是前面那一段,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始終都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該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控制它,他覺得WHO應要更著眼於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以及適切預防上。
陳建仁表示,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原本就是很重要的事情。以伊波拉疫情為例,它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因此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不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後來爆發嚴重中共肺炎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我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可以早一點給予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予他們一些專業上,或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
陳建仁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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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仁:WHO若有給SARS病毒株 就沒和平封院不幸
針對2003年SARS期間和平醫院封院,陳建仁表示,台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中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定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是在醫院裡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有一些計程車司機,停車在醫院,只是去上個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一些前往醫院購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一些幫爸媽前往醫院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
陳建仁表示,當時醫院裡面關了很多與SARS無關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是密切接觸者。再者,當時與民眾的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關院之後,就將很多人關在裡面,第一,立刻就引發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開始擔心會被感染。
陳建仁表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前,台灣就希望WHO能夠幫助我們,給予SARS的病毒株,讓台灣能夠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台灣能夠與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可是,WHO都沒有理會台灣,直到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後,他們才派遣代表來。在這之前,台灣都很認真的將我們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台灣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在他們派代表來到台灣時,很不幸的,已經很多人過世了。
陳建仁還說,在那段時間,台灣與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這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由於台灣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進行多邊的合作交流。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是不用講,台灣是拿不到的,台灣曾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雖然他們答應要幫台灣送過來,可是說得要先得過最後的批准(get final approval),不過因為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台灣最後沒有拿到他們的病毒株。
陳建仁表示,台灣的病毒株是向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美國前前後後派來了一群人來幫忙,台灣與美國CDC實際上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合作、努力來控制疫情。台灣當時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而非WHO。
陳建仁表示,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間點上WHO就讓台灣拿到病毒株,也讓台灣參與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就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種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前,香港、新加坡就已經出現案例,所以怎麼樣讓台灣來向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要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