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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中產階層：靠社會福利收入一般也可買房

發表：2010-05-05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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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英國中產階層已成為「中流砥柱」

中產階層在英國已經有近兩百年的歷史，其經濟、政治影響力不斷增強，得益於工業革命帶來的機遇和維多利亞時代寬鬆的社會環境。而這一階層的不斷壯大也為英國政治、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已經成為國家的「中流砥柱」。

貢獻了全國70%的個人所得稅

在英國，個人年收入超過2.5萬英鎊(約合4萬美元)、有房有車且受過良好教育的都算是中產階層。最新資料顯示，在全國約6100萬人口中，中產階層所佔比率達60%到75%，隊伍非常龐大，由金融機構僱員、企業經理人、專業人士、技術人員、小業主、公職人員等構成，是社會肌體的主要組成部分。由於中產階層在英國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英國的歷屆政府都對這一階層非常重視，並有意識地加以培育和扶持。

中產階層是英國經濟發展最主要的驅動力。在英國，繳納個人所得稅最多的不是處在金字塔頂端的5%左右的富人，也不是年收入在2萬英鎊以下的工薪階層，而是中產階層，他們貢獻了全國70%左右的個人所得稅。因此，沒有中產階層，英國的財政收入將捉襟見肘，現在的軍事、經濟、教育強國也就無從談起。

中產階層還是英國市場上的消費主體，他們幾乎決定了英國消費品的定價和品位。對於主要靠內需拉動經濟的英國來說，近4000萬中產階層人士的消費傾向將決定它的發展前途。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史專家肯特·鄧評論道：「是中產階層的興起和壯大保持了英國的經濟繁榮。」

中產階層是英國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基本保障。一些社會學家認為，工業革命之後，英國並沒有如一些人士預測的那樣出現嚴重的社會分化，資本主義也沒有滅亡，原因之一就是中產階層的形成和壯大。由於社會並沒有簡單地分裂成富人和窮人，而是出現了龐大的中間階層，窮人和富人這兩個「天然的敵人」才失去了相互鬥爭的社會大環境，社會得以保持長治久安。

政府對中產階層的住房、融資有扶持

英國中產階層對國家的經濟貢獻最大，同時它又是極為脆弱的階層，一旦因經濟形勢不佳而失業或者因一場大病、一次意外事故而喪失元氣，他們很快會向下沉淪，跌入工薪和貧民階層。因此，英國目前的公費醫療、免費教育、養老保險和帶薪休假等制度既是對中產階層所作貢獻的回報，也為中產階層的進一步發展和壯大營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

英國政府大力培育中產階層的一個典型例子，是保守黨前首相撒切爾夫人1979年上臺之後進行的住房改革。當時政府的相關法案規定，凡是租住公屋滿三年的英國公民，都可以33%的折扣將房子買下來；租住期達20年的，可以半價購買。據統計，在上個世紀80年代，英國總共有150萬幢公屋成為私產，不僅解決了廣大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問題，穩定了社會，而且許多家庭因此而加入了中產階層的行列。當時的環境大臣赫塞爾廷就評論說「這項法案為本世紀最重要的社會革命之一奠定了基礎。」

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暴發以後，英國經濟遭受重創，一些企業倒閉。在國民經濟中居重要地位的金融服務業受損最大，許多白領失業，一夜間有著穩定收入的中產階層變成了貧民。為了幫助中產階層度過這場危機，英國政府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鼓勵銀行恢復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以維持最能「製造」中產階層的中小企業的生存；撥款4000萬英鎊對公司高管、職業經理人和其他失業人員進行求職培訓；動用1300萬英鎊資金向失業人員提供心理諮詢。

布朗首相表示，要利用國家的教育體系培養更多中產階層，讓多達75%的30歲以下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金融危機之後，英國各大院校擴大了研究生招生規模，以使未來的中產階層能夠繼續接受高等教育，避免出現本科畢業就失業的狀況。著名高等學府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近兩年的研究生招生擴大了近一倍，碩士和博士生的人數已經超過本科生。一些失業白領選擇去高校充電，既積累了學業資本，又度過了目前的就業困難期。

瑞典創建「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

到過瑞典的人，都會有這樣一個印象：城市裡既找不到破爛不堪的貧民窟，也見不到豪華的住宅；全國各地既看不到食不果腹的窮人，也難得一見一擲千金的富豪，財富得到了較為平均的分配，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比起世界大多數國家要小得多(基尼係數不到0.3)，社會結構已由傳統的金字塔型演變為橄欖型，即中產階層佔據了社會的主導地位。

50年由最窮國躍升為最富有之國

然而，100多年前，瑞典還是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在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初的50年裡，全國1/4的人口，即100多萬人為貧窮所迫，背井離鄉，遷移到美洲大陸定居。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個北歐國家已發展成為世界上最發達和最富有的國家之一。無論是人均佔有的財富，還是工業化的程度；無論是人均小汽車的擁有量和住房面積，還是國民受教育的程度，無疑都名列世界前茅。近30年來，瑞典人均財富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躋身於世界最富裕的20個國家行列。

瑞典之所以能在短短50年時間裏取得較大成功，其中很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培養了對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起到越來越大推動作用的中產階層。

瑞典一些政府部門和學術研究機構把中等收入的家庭都歸入中產階層，而這部分家庭所佔比例高達70%。除了律師、主治醫生、教授、企事業單位的中層負責人外，瑞典中產階層還包括教師、護士、警察和一部分受過職業教育的藍領工人。國際上的一些社會學家把瑞典形容為一個完全中產階級化的社會，大家幾乎都有不錯的固定收入、轎車、洋房甚至別墅，都不用為生老病死和天災人禍而操心，人人安居樂業。

以社會福利制度壯大中產階層

瑞典中產階層的壯大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是靠政府出臺專門的政策刻意培育出來的，而是伴隨著整個國家的發展進程而逐步完成的。從瑞典的近代發展史來看，中產階層主要是在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進程中壯大起來的。

20世紀初，隨著向工業化國家迅速邁進的步伐，瑞典開始變得富裕起來。然而，財富的增加並沒有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安定，反而更進一步激化了業已存在的各種社會矛盾，引發社會動盪。特別是勞資糾紛此起彼伏，日益尖銳。1931年，社會矛盾達到頂峰，政府竟然派兵鎮壓北部奧達倫地區的罷工工人，打死5人，釀成瑞典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慘案。

造成這一動盪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社會分配的不公。當然，由於社會總財富的增加，人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和改善。但與此同時，社會財富卻越來越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裡，貧富懸殊現象日趨嚴重。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社會民主黨在其第二代領導人佩爾·阿爾賓·漢松率領下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進行了重大的政策調整，開始走上一條通過逐漸建立廣泛的社會福利制度，而不是通過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方式來改良瑞典社會的道路。即通過社會福利制度，對社會財富進行二次分配，以此縮小貧富差距，進而達到消除社會矛盾的目的。

漢松在1928年提出了著名的建立「人民之家」的理論。他把國家比作一個家庭，認為一個好的國家應該像一個好的家庭一樣，沒有剝削和特權，只有平等、互助和合作；不分性別、階級和社會出身，人人享有同樣的權利，承擔同樣的責任，獲得必需的各種生活保障。

人們無需再為生老病死擔憂

瑞典歷史學家把1945年至1951年和上世紀60年代這兩個時期，形容為瑞典社會福利的兩個「豐收季節」。許多建立福利國家的重大改革方案，都是在這兩個時期裡出臺並得到實施的。如失業保險、全民養老金、全民疾病保險、兒童補貼、住房補貼、勞動保護、九年義務教育等。上世紀60年代又出臺了兒童福利、老人福利和醫療保險等一系列改革方案，進一步完善了社會福利制度。這兩個時期也是瑞典經濟發展得最快的階段，平均經濟增長率分別達到4.8%和5.3%。

隨著「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人們無需再為生老病死擔憂，無需再為上學、看病、養老攢錢，即使是收入一般的家庭，也都能置辦得起轎車和房產，也能經常到國外旅遊度假，過上中產階層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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