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祺：大動亂使中國通向何方？

近一年來，中國的示威、抗議、騷亂急劇增多，重慶萬州、四川漢源、廣東揭陽、雲南硯山、安徽池州、浙江新昌、湖北大冶、江西南昌……許多地方都發生了萬人抗議、示威，甚至騷亂。北京把這些事件統稱為「群體性抗爭事件」。從趨勢來看，遍佈全國各地的一次又一次抗爭、騷亂，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遲早會釀成一場大動亂。

快速現代化引發動亂

對世界上許多國家來說，快速現代化往往會引發動亂。十九世紀法國政治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在談到法國大革命時說，「大革命爆發前夕，法國的經濟繁榮達到前所未有的境地。然而，不斷持續的繁榮並未使人民心滿意足，反而到處鼓起一種不安的情緒，而人民不滿情緒最沸騰的地方，正是國內經濟狀況改善最大的地區。」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說：「現代性產生穩定，而現代化卻會引起不穩定。」亨廷頓認為，一個國家政治不穩定的程度與人們政治參與要求的提高成正比，而與政治制度化程度成反比。在現代化過程中，兩極分化和政治腐敗會使人們普遍產生社會挫折感，從而促使人們力圖通過政治參與向政治體系施加巨大壓力。如果政治制度化程度低，就易於引發動亂。

政治制度化的重要問題之一，是社會中有不同利益的人們的要求，要有一個制度化的渠道得到明確、有效的表達。新聞自由是一種制度化的渠道，使各種意見、各種社會要求可以得到表達；選舉、代表制度、議會、聽證會也是制度化的渠道；合法的和平示威、抗議也是制度化渠道。然而，最重要、最有效的制度化渠道就是政黨制度。世界各國經驗表明，現代化中的政治穩定，有賴於政黨力量。政黨是組織民眾政治參與的工具，是不同社會利益和社會要求的彙集器，是不同社會勢力與政府之間的橋樑，正是政黨政治，才是暴民政治和專制政治兩者的替代物。所以，只有通過政黨政治，使政治制度化不斷提高，才能在一個快速現代化的國家中消除大規模的動亂和暴亂，才能避免革命和內戰。西班牙、巴西、俄羅斯、匈牙利、波蘭以及臺灣，從專制向民主的轉型，靠的就是政治制度化。

和平示威不等於動亂

中國「群體性抗爭事件」層出不窮的原因，是嚴重的兩極分化、普遍的貪污腐敗和沒有法治。拿兩極分化情況來說，中國最富裕的百分之十的人口佔有了全國財富的百分之四十五，而最貧窮的百分之十的人口所佔的財富僅為百分之一點四，銀行中百分之六十的存款掌握在百分之十的存戶手中。要減少「群體性抗爭事件」，必須把「議會」外的抗爭，通過政黨的匯聚，轉變為議會內的抗爭。

把抗爭與騷亂的原因歸結為某種意見的傳播，這是本末倒置。在不同政黨能夠匯聚民眾的不同利益和要求前，減少動亂的辦法，是疏通而不是堵塞民眾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渠道。建立有效的、良性的溝通，有必要瞭解和學習法治良好的國家是如何對待和平示威與和平抗議的。今年七月，八國集團（G8）峰會在蘇格蘭愛丁堡市郊的鷹谷酒店舉行，抗議示威者來自世界各地，英國警方早已作出安排。英國不是禁止示威、不是禁止示威者表達意見，而是作出妥善安排，為示威者表達意見，並作好防止一切可能騷亂的準備。香港警察不大有處理大規模衝突的經驗，因為今年十二月中旬世貿部長級會議將在香港舉行，估計有二萬名示威者到香港抗議，為此香港警方早就派出警察到愛丁堡實地觀察，學習用法治的方式對付示威者。中國大陸內地尤其可以學一學香港是如何把合法的和平抗議、示威與動亂區別開來的。

把和平抗議與和平示威與動亂加以區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亨廷頓在《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一書中，專門探討了政治轉型中的「暴力現象」。他說：「不論是由什麼原因引起的，大規模的群眾示威總是暴力的溫床。即使是示威的主要發起人持溫和理性的態度、並信守非暴力主張，但是不可避免地，有些參加示威的人易於感染暴力氣氛。激進份子利用示威活動作為掩護、和保護性的支持，而向警察和政府的車輛投擲石塊或汽油彈，而且，有暴力傾向的團體常常會從遊行隊伍中脫離，並對政府的目標發動攻擊。另一方面，即使是一場和平的示威，可能、而且常常給了警察很好的藉口以採取暴力手段。總之，群眾的抗議有時（一）不慎而釀成暴力，（二）給予激進份子施展暴力的機會，（三）給予政府中的保守派使用暴力的機會，（四）給予保守派特務攻擊警察的機會，好讓政府有理由向反對派施加大規模的暴力。」

中國大陸與香港不同，更與愛丁堡不同，面對和平抗議與和平示威中偶發性的、小型的暴力現象，中國一些城市當局或北京的一些領導人往往會有意誇大，為大規模使用暴力對付和平示威者製造藉口。在一九八九年，當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認定天安門學生的和平示威與抗議不是「動亂」時，鄧小平卻不願區分，對和平抗議進行了殘酷的鎮壓和屠殺。

暴力鎮壓的兩種後果

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農民革命是一種古代和中世紀現象，不過在農民人口佔多數、交通和信息傳輸不發達的中國，這種大規模農民起義、農民革命還發生過兩次，一次是十九世紀中期的太平天國革命，另一次就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共產黨革命。在快速現代化階段的國家，代替農民革命的是城市的示威、抗議、騷亂，甚至「街壘戰」或「巷戰」。歐洲一八四八年革命已不是農民革命，而是城市中的大規模遊行、構筑街壘、與政府軍展開「巷戰」。上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大多數國家發生的自下而上的社會大變革，許多都採取了城市的、群眾性的示威、抗議形式。亨廷頓說，「妥協、選舉、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徵。」即使有暴力現象，大多數也是「低度的暴力」。

在最近三十年中，對和平示威與和平抗議採取殘酷鎮壓的最典型的事例有三個：一是一九七六年南非的索韋托（Soweto）事件；二是一九八○年韓國的光州事件；三是一九八九年北京的天安門事件。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日，索韋托一萬餘名黑人學生示威抗議，反對政府實行「班圖教育法」，反對把南非的荷蘭語（阿非利加語）作為黑人中小學的教學用語，遭到警察武力鎮壓。在三天內，學生被打死九十七人，傷一千一百餘人。鎮壓激起了更大規模的起義，整個事件被警察開槍打死的民眾達六百一十八人，傷五千餘人。韓國光州事件被打死的學生和民眾有一百九十一人，傷八百五十餘人。同北京天安門事件一樣，韓國軍事首腦全斗煥先是頒布戒嚴令，後是軍人開著坦克進入市區鎮壓。與光州事件相比，北京六四大屠殺死傷人數更多、更殘酷。

大規模的、足以造成全國性影響的暴力鎮壓在不同國家不同情況下會有不同後果，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最為典型的有兩種後果：

一是大動亂導致軍人接管政權，實行公開的軍人專政，在兩極分化與政治腐敗得不到改善的情況下，政府頻繁更迭；

二是面對大動亂，經過局部的衝突，軍隊和警察倒向民眾，發生和平變革或和平革命。

當然，還有其他多種情況，如最高領導層的大改組，使大動亂得到暫時緩和。

第一種情況在拉丁美洲較多見，這就是「拉美化」。第二種情況就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東歐蘇聯大變革和近幾年來在吉爾吉斯、喬治亞、烏克蘭發生的所謂「顏色革命」。這種變革往往是本國或鄰國前一次大鎮壓、大屠殺在記憶猶新情況下出現的現象。

英國的光榮革命是對英國內戰記憶猶新情況下出現的。法國「第三共和」是對梯也爾政府的大屠殺記憶猶新情況下出現的。韓國人民無法忘記「光州事件」，使得後來的政府不敢使用血腥暴力對付民眾的和平示威和抗爭。不論北京如何淡化「六四」，無論是民眾，還是政府，都對那場大屠殺的情景記憶猶新。「六四」不僅使北京為維持「共產黨領導」而走上蘇東一樣的「非共產主義化」的道路，而且使北京在對「六四」記憶猶新的情況下不敢重蹈「六四」的覆轍，除非軍人政權在北京上臺，實行公開的軍人專政。面對抗爭、騷亂頻仍，一些「少壯派軍人」積極介入政治，發表種種危言聳聽的言論，這與許許多多國家在軍事政變前出現的情況一樣，是為軍人專政準備輿論和開闢道路。

民主不可能在暴力中產生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特別是近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中國解除了公有制和計畫經濟束縛後產生的。正像十九世紀清王朝末年進行的「洋務運動」一樣，現在中國進行的是一場規模更為宏大的「新洋務運動」。新舊洋務運動都是在維護王朝專制統治下進行的自強運動。舊洋務運動在中日甲午戰爭後破產，新洋務運動因今日中國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而獲得暫時成功。

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總有重大原因。在清王朝末年，沒有甲午戰爭的失敗，就沒有戊戌維新。在當代，沒有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改革開放」，沒有「六四」屠殺遭到全世界的譴責，就沒有九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為維持「一黨專政」而主動推行的私有化和非共化，也就沒有非政治領域中的「自由化」。中國的民主化同樣不大會憑空發生。

現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已不同於上兩個世紀，中國不會再有太平天國式藉助於宗教的革命，也不會有共產黨式的農民革命；軍閥割據和混戰，在信息化時代，不會再在中國重現。只要是暴力革命，不論是否以「民主共和」為口號，都不可能為中國帶來民主。民主制度只能以民主的方式建立，舍此別無他途。民主不可能在「大規模暴力」中產生，民主也不可能在軍事政變中產生，更不可能在武力統一中國中產生。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經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帝制後一個世紀的曲折反覆，中國的民主化會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和平的民主轉型是一項規模宏大的社會政治工程，最好的道路就是防止軍人專政，走政黨政治的道路，而政黨政治的第一步，就是學習香港，如何把和平抗議、和平示威與大規模的動亂區別開來。

中國只有民主化才能和平崛起

面對大大小小的抗爭和騷亂，如果北京與中國的地方官員只是迷信「防暴警力」，如果中國寧願通過新聞控制的辦法，切斷國家的「感覺神經」和「外周神經」，那麼，全國各地此起彼伏、層出不窮的抗議、示威、騷亂勢必釀成一場規模巨大的動亂。許多國家只要經過一次大災難就能吸取教訓，難道經歷了「六四」大災難的中國，還要再經歷一次大災難才能吸取教訓嗎？在一般情況下，大變革不會憑空而起，因為人們沒有普遍意識到需要變革。然而，經歷了「六四」災難又面臨真正大動亂的中國，應當清醒一下頭腦，在把「和平示威」與「動亂」區別開來前，回想一下趙紫陽當年是如何區分「和平抗議」與「動亂」的。承認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和平抗議不是「動亂」，承認當年說「六三、六四發生了暴亂」是謊言，就是為防止真正的大動亂到來的重要一步。只要中國堅定、沉著、自信而又穩妥地邁出這一步，中國就有可能引發一場向民主政治和平轉型的波瀾壯闊的運動，同時為中國的和平統一開闢道路。中國民主化有可能在兩岸的和平統一進程中同步進行。只有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和兩岸的和平統一，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才能和平崛起。

二○○五年八月十四日　紐約

－－原載《爭鳴》2005年9月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短网址: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本站授權許可。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