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繁榮建在沙子上 中興事件帶來的變與不變(圖)

2018-06-14 02:45 作者: 李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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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僵化、嚴密控制的體制被更多人認為是嚴重制約科技創新的因素。
中國僵化、嚴密控制的體制被更多人認為是嚴重制約科技創新的因素。(合成圖片)

【看中國2018年6月14日訊】(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導)處於危局的中興通訊獲准「放生」,但中興事件代表的中國繁榮表象因此已被捅破一個口子。中國政府和業界在反思之後更加緊迫地投入自主創新。但令人關注的,不變的仍然是那種中共治下特有的「大躍進式」思維和行動。

川普政府上週四宣布暫緩對違反美國制裁規定的中興通訊的處罰。中興在同意支付10億美元的罰款,以及將交由第三方託管10年的4億美元,並允許監督人員進駐它的總部。在罰款未到位之前,美國商務部4月所頒布的對中興採購美制零部件的禁令不會被解除。

《紐約時報》6月13日刊文稱,中興事件,使中國近年顯現的科技進步遭到了質疑。事實證明,中國的科技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方技術的基礎之上的。

文章說,「中興事件」,也許將是中國的「蘇聯衛星時刻」。正如1957年的美國無奈地看著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現在,中國許多人也看到了這個國家還有多大的差距要去追趕。

文章援引北京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的兼職教授董潔林說,「我們意識到中國現在的繁榮是建立在沙子上的。」

文章說,從科技的視角看,多年來,中國藐視了自由政治體系必與經濟增長併進這一公理。在中國,強盛的網路文化與嚴格的審查制度並存。它繁榮的科技產業是所謂中國模式的縮影,這種模式認為,人民可以在嚴厲的政府控制下發展和致富。但中興事件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現在的處境。

在中興事件之前,中國陷入已是科技強國的想法中,許多人——包括為中國科技行業吶喊助威的人——發現自己處於自己製造的反饋循環中。如清華大學的董潔林表示,強大的宣傳機器淹沒了理性的聲音。

創新和創業是國家的首要政策,獲得了政府的巨大財政支持。繁榮導致許多人不敢提出尖銳的問題。他們頌揚中國專利申請數量的激增,卻不關心那些專利的質量如何。沒有人思考為什麼中國90%的半導體元件仍需要進口,儘管該行業在2000年已成為國家重點行業。

到4月底,一切似乎都變了。中興危局令業界、投資者和中國朝野感到震撼。中國現在有了緊迫感。

習近平上月底對參加大會的中國科學家提出自主創新任務,這已是習近平在中興被發出七年禁令後的第六度類似表態。該次在5月28日舉行的中國科學院及中國工程院院士大會開幕會上,習近平就關鍵核心技術自主表態,連說三個「逼人」。

習稱,「形勢逼人,挑戰逼人,使命逼人。」要「在關鍵領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集合精銳力量」,盡早取得突破,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

由於中興通訊事件,一些中國公司正在加倍努力開發自己的晶元,比如格力宣布,未來三年,格力將在晶元研發上投入78億美元。他們承認格力開發的晶元組可能不如美國的好,「但我們得有個備用方案。」

但是美媒文章指出,即便到了現在,一些批評中國落後的半導體行業的文章,也在從中國的網際網路消失。

現在,創新和創業顯然更加會是國家的首要政策,並且更容易獲得了政府的巨大財政支持。科技創新的宣傳在高層講話帶動下仍然有些過於高調和急躁。

事實上,和習近平幾度發聲催促相呼應的是,在中興事件爆發之初,官媒《人民日報》已在4月17日曾發表文章,稱中共「將不計成本地加大晶元投資」。已有消息說,中共本來就已大幅投入的相關科研基金更加受到重視。

有媒體消息稱,中國將對2014年成立的一個專項基金增資5000億元,從而成立一項總投資達1萬億元的新基金,專注於支持中國本土晶元生產技術。在中國民間,一些企業大佬也紛紛表示,要「跨界」進入晶元產業。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加快上馬集成電路基金。

以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則對此發出警告,吳在清華大學的一個小范圍的學術會議上曾表示,「不惜一切代價發展晶元產業的口號很危險」。

吳敬璉分析說,「對於我們一個中國人來說,主要的問題是這個爭論能不能促進我們自己的改革開放政策落實,從網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種危險,這種危險就是由於這個爭論使得這種國家主義更加取得了優勢,就是用更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們的有關產業。」

吳敬璉還說,他曾在信息諮詢機構裡面工作過,這個晶元問題政府非常重視的,問題似乎並不在於給錢沒有給錢,3年前建立的半導體晶元基金規模是4000億,像清華大學紫光一個收購動作也是想在晶元發展上建立豐功偉績的,但是效果並不好。

與此同時,中南海上層似乎對於科技創新有些分岐。與習近平表態不同,作為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對如火如荼的「科技大躍進」趕超戰略似乎並不看好並首次開腔潑冷水。

5月29日,在中共兩院院士大會上,李克強向中國科學界精英發表講話,他說,「不能總想抄捷徑」「基礎研究屬於發明創造,行政規劃不出來,要尊重科學規律,不能總想抄捷徑」。

不管中國政府和業界怎樣表態和行動,中國政治體制被更多人認為是嚴重制約科技創新的因素。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6月6日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表示,中國債務居高不下且繼續攀升,人口老齡化嚴重、導致勞動力不斷萎縮,收入差距巨大,以及僵化的、受控制的社會,這些都導致了中國長期缺乏創新。

佩蒂斯說,中國不會做出重大創新。因為要成為一個偉大的創新中心,這需要改革,但改革對中共這樣的國家來說是「太可怕了」。當局懼怕改革的代價。

美國新聞網站Axios6月8日刊文說,中共政府和中國科技公司之間存在一種相互的恐懼感:隨著中國科技巨頭的實力越來越大,中國共產黨感到愈發緊張;中國科技公司則害怕政府可以讓它們在一夕之間消失。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席教授謝田博士表示,中共控制網際網路、不重視保護知識產權、壓制社會、鉗制思想,這都嚴重地限制了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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